宋棐卿（1898—1956 ），名顯忱，山東益都（今青州市）人。他創辦的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簡稱東亞公司），先後生產毛線、麻袋、醫藥等產品，在與洋貨激烈競爭中，不僅奪回部分市場，而且形成了獨特的管理理念、企業文化。可以說，在近代魯商中，宋棐卿屬於最具企業家精神的實業家。
一
宋棐卿先後就讀於廣德書院、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1918年赴美國留學，入西北大學商學院，專攻商科。大約1921年回國後，協助其父宋傳典打理“德昌洋行”，經營地毯、髮網、帽子以及各種出口土產，附帶做長途汽車、呢絨進口生意，並在天津、青島創辦德昌貿易公司。同時，鑑於國內毛線需求旺盛，洋貨充斥，還在濟南德昌洋行內開設毛紡部。但是，由於缺乏辦廠經驗，誤購粗紡機，加之所僱德籍技師失策，結果所出毛線質量低劣，沒有銷路，以失敗告終。1926年宋棐卿再次出國，前往歐美各國考察，在各大毛紡工廠實習，刻苦研究各國紡織技術、營業方法、管理經驗，對世界工商大事及毛線事業的情形頗有心得，對其後來辦廠幫助極大 。1927年回國後，宋棐卿又遣派弟弟宋宇涵赴英國專攻毛紡技術，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1928年濟南發生“五三慘案”後，宋棐卿認為山東易受外敵威脅，於是將“德昌洋行”營業重心移並於天津德昌貿易公司，為創辦毛紡廠積累了資金。雖然第一次創辦毛紡織業失敗，但是宋棐卿並沒有氣餒，再辦企業的念頭從未中斷或放棄，到1932年條件終於成熟了。第一，自1928年移師天津後，宋棐卿逐漸立足於此地，為他辦毛紡織廠提供了有利條件。因為，作為華北最大的商埠，天津水陸交通方便，水、電、煤供應充足，另外它還是江北羊毛集散中心，原料供應充足。第二，1931年宋宇涵學成歸國，為辦廠提供了可靠的技術保障。第三，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抵制日貨運動高漲，國貨暢銷。於是，1932年4月15日宋棐卿正式創辦了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公司名稱，宋棐卿原想起名“寰球”“福華”“中華”等，但考慮“寰球”寓意稱霸全球，而企業的實力還達不到，後兩個名稱又限於國內，體現不出公司要使產品打入國際市場的雄心壯志。於是經過反覆研究，最後定名“東亞”，意即不僅要使產品行銷全國，而且要在東亞、南亞市場上獨佔鰲頭 。
東亞公司坐落於天津意大利租界5馬路第59至61號，緊靠海河，佔地面積15畝，內有倉庫和一座連地下室3層的小樓，倉庫改為廠房，小樓作為辦公室，地下室則作為職員宿舍，月租金1200兩白銀，租期10年 。東亞創辦資本23萬元：宋棐卿、宋宇涵各5萬元，韓復榘兒子韓嗣燮10萬元，趙子貞3萬元。其中，宋棐卿兄弟和趙子貞的資本由德昌兩臺粗紡機折價而來，後來宋棐卿又把天津德昌貿易公司七八萬元資金也投入了東亞 。東亞初創時期，股東14人，董事會由宋棐卿、趙子貞、宋宇涵、徐燕珊（前大總統徐世昌的侄子）4人組成，宋棐卿任總經理，趙子貞、宋宇涵為副經理，全廠職工250人。
東亞公司開業後，先利用從濟南運來的粗紡機生產800號和831號機織單股粗紡毛線，委託針織廠織成毛衣銷售；同時生產地毯線，並招攬加工洗羊毛等生意，以維持籌備時期的開支。1932年秋季所訂英國兩套480錠絨線機先後運到，訂購的澳洲毛條原料也大批進廠，開始生產“抵羊”牌毛線。起初，這種毛線由於線條不均，顏色暗淡，質量不好，成本又高，遠不能和英國“蜜蜂”牌毛線相比，因此在市場上滯銷。後來，工廠增添了新機器和部分零件，更換了進口毛條原料，又調整了操作方法，加以工人技術日漸熟練，精心細做，產品質量明顯提高，逐漸能與“蜜蜂”“學士”毛線媲美，個別品種甚至還超過以上兩個牌子，十分暢銷 。
在“抵羊”牌毛線獲得市場認可的同時，東亞公司受到了來自國內外同業的挑戰。先是生產“蜜蜂牌”毛線的英國“博得運”公司，派代表專程到天津和宋棐卿談判，勸宋做“蜜蜂牌”毛線的總經銷，並保證利潤遠遠高於自產毛線所得，但宋棐卿嚴詞拒絕了英國人的建議。繼而1934年天津又有祥和毛織廠開張，生產“飛艇”牌毛線，力圖與東亞一比高下。經過一年的殘酷競爭，宋棐卿打敗了對手，把祥和變成東亞公司第一分廠。此後，東亞又推出了“孔雀”牌、“五羊”牌、“騎羊”牌等多品種、多規格毛線。
宋棐卿鯨吞祥和之後，就積極籌劃建立新廠，擴大生產。恰巧此時孫桐萱正想在天津大量購置房產出租，宋棐卿商得孫桐萱同意之後，由孫桐萱出資建廠，租與東亞，按一分計息。1935年4月，東亞購得英租界牆子河外窪地40餘畝，開始動工，耗資90餘萬元，至1936年7月15日新廠落成。新廠集廠房、辦公樓、職工宿舍、俱樂部、運動場等各種現代化設施於一體，蔚為大觀。新廠落成後，宋棐卿又增購機器，陸續將前紡、後紡、洗染三大工段的設備全部添齊，並增添了毛織部和針織部，生產駝絨及游泳衣、毛內衣、花毛衣等高檔針織品 。
隨著工廠規模擴大，東亞毛紡產品的產量也直線上升。1932年毛線僅為10萬磅，1933年上升為60萬磅，1934年又提高至90萬磅，1935年更增加至120萬磅，1936年進一步上升至145萬磅。據1935年財政部門統計，當時國產毛線總值340萬元，東亞一家就佔300萬元。到1936年，東亞毛線佔國產毛線產量的89％，佔全國毛線消費量的36.1％，總的市場佔有率近30％。企業職工人數達450多人 。東亞公司利潤增加也十分驚人。據統計，1933年至1937年曆年利潤分別為87189元、132243元、132383元、187989元和60592元 。與此同時，東亞公司還在北平、上海、濟南、煙臺、重慶、長沙、南昌、汕頭等地增設了經理處，在全國城鎮的代銷處多達650多家 。至此，短短四年時間，東亞就迅速成長為中國毛紡業的巨人，宋棐卿也成為著名的毛紡織企業家。
二
1937年7月29日天津淪陷，東亞公司雖然地處租界，戰火沒有波及，尚能正常生產和營業，但是日偽當局經常以調查為名，對東亞公司進行威脅和刁難，意在投資合營，攫取權利。於是，宋棐卿利用曾經在宋傳典所辦的德茂花棧中當過夥計的日本人木原定光，與日偽虛與委蛇，由其與日本三井、三菱洋行打通關係，訂購其羊毛，給以厚利。同時，又與日本正金銀行開戶往來，才獲得一時苟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因英國限制澳洲羊毛出口，東亞原料缺乏，營業慘淡。復以1939年華北洪水氾濫，天津遍罹水災，民生凋敝，百業停滯，東亞業務更加深受影響。為了擺脫困境，宋棐卿一是計劃轉產麻袋業，二是爭取重慶國民政府的支持。於是，1940年初春宋棐卿與副理陳錫三攜伴南下，轉道上海，準備前往印度，考察印商經營麻袋廠的經驗，調查麻品供應情況，訂購紡制麻袋的機器。在滬逗留期間，他們聽說中國銀行倉庫有一套上海銀行委託怡和洋行處理的英制麻袋機器，便撇開怡和洋行，直接找到上海銀行，按原價購買了機器。
因為戰爭阻滯，宋棐卿前往印度考察麻袋業的願望落空。於是，他和陳錫三又從上海轉道進入四川，經張伯苓介紹，面見了孔祥熙、宋美齡。宋棐卿迴天津後，通過上海租界與重慶政府取得聯繫，由上海批給外匯換取進口原料。重慶財政部還電令上海海關監督總署轉知各地海關，對“抵羊”牌毛線繼續給以國貨免徵出口稅及轉口稅優待。國民政府此舉使東亞在抗戰初期度過了難關。
1940年秋末，宋棐卿在上海購買的紡織麻袋機器運抵天津，訂購的印麻也陸續進廠，經過安裝、調試，年底正式出貨。因為印麻泛綠色，紡線亦然，所以產品叫作“東亞大綠線”。東亞公司先用印麻，後來又利用國產青麻編織麻袋。此時歐戰正酣，印度麻袋進口滯澀，東亞不斷改進工藝，麻袋質量穩步提升，年產約200餘萬條，深受市場歡迎。全國原來“抵羊”牌毛線經銷家，有的要求兼銷麻袋，有的要做經紀人，有的乾脆改成麻袋莊，東亞所產麻袋暢銷全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接管了天津英法租界，東亞廠房被日軍視為敵產，加以接管。日軍經常派員查看股東名冊，檢查賬目，百般刁難。同時，還派日本人阿山隆介擔任東亞公司顧問，駐廠監督營業，並派日軍翻譯王則民經常下廠監視。在日軍嚴密控制下，東亞公司自主權極小，利潤微薄。宋棐卿的應對之策是千方百計敷衍日軍。例如，宋棐卿增加股東及職工的物資分配，逢假必放，消磨時間，壓低產品產量，加大產品成本等等。在日本實行產品限價時，儘量將產品轉移到經銷家名下，或運往上海租界，再設法轉銷，並設後賬，逃避徵稅，暗保資金 。
1943年，日軍對毛、麻原料統制日趨緊張，毛麻織業前景暗淡。宋棐卿當機立斷，上馬醫藥工業。為此，他網羅了一批製藥技術人才，購買現代化製藥機器，以改進西藥、提煉中藥和製造化學原料為號召，募集股金2000萬元（偽準備鈔），成立東亞化學廠，於1944年9月開工生產西藥，各種產品的平均年產量高達15萬管（盒）。產品問世以後，銷路良好，尤其是腦得康、克蛔寧、止痛片、咳嗽糖等最受醫藥界和患者的歡迎。東亞化學廠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它不僅滿足了市場急需，而且對維持東亞毛紡公司的整體經營起了重要作用，使東亞公司得以在日偽政權的壓榨及侵擾下堅持下來 。
日軍看出宋棐卿不願與之真心合作後，懷恨在心。1943年7月19日，日軍憲兵隊闖入東亞公司，命令宋棐卿把絨線車間的機器交給日軍，作為支持日軍所謂“獻銅獻鐵活動”的具體表現，但宋棐卿義正詞嚴地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於是日本憲兵隊以“破壞大東亞聖戰”和“行賄皇軍”為罪名，逮捕了宋棐卿、陳錫三等人。日軍將宋、陳等人押解到北平日本憲兵司令部，並且揚言要將東亞暫停不用的毛紡機器全部拆走，存貨充公。其時正值盛夏，氣候炎熱，宋棐卿在獄中對前來探望的人說：“只要能保留住東亞公司的房產和機器，其他一切在所不惜。不要為我個人的安危分散力量。” 後來公司被迫送給日本憲兵隊一批毛線產品，機器幸獲保留。9月2日宋、陳獲釋，返回天津，事情終於了結。
1944年日軍節節敗退之際，由其控制的“戰區麻產改進統制會”屢次通知東亞公司填報庫存產品和原料，以便日軍徵調。但是，宋棐卿採取拖延戰術，遲遲不報。5月17日憲兵隊以“抗拒合作”為名，到東亞進行搜查。宋棐卿對此已有防備，他除早將一部分產品、原料分散轉移外，還將廠裡的一些好羊毛深藏在雜羊毛堆內，使日軍無法看到。在賬目上設立後賬，逃避日軍檢查。日本憲兵一無所獲，惱羞成怒，臨走時將負責業務經營的副理王新三以及會計、文牘、營業三部主任蕭寶山、劉文田、趙錫田逮捕。王新三等人在押期間，日軍每日提審威嚇，百般凌辱。後來公司派人去憲兵隊送禮，並以低價賣給麻產改進統制會一部分物資，王新三等人始得放回 。
此外，為了逃避敵偽經濟迫害，宋棐卿於1944年還設立了福隆行和新中商行，這兩個商行表面上與東亞公司無關，實際上是為東亞服務。福隆行專售東亞委託加工的產品，同時為東亞探聽市場動態，幫助東亞轉移產品，在黑市轉銷或交換物資，藉以逃避敵偽壓榨 。新中商行除執行與福隆行同樣的任務外，還經銷東亞麻袋、西藥等產品。另外，新中商行還招收東亞公司職工投資，代替職工做私人買賣。此舉既是為了防止職工餘資外流，也是為了避免職工因經商而影響生產。1945年春天，宋棐卿又增設廣信行，經營東亞股票。股票市場行情變化極大，遇到行情有下跌趨勢時，廣信行即大膽收購；行情看漲時，又大量拋出。在這一收一拋中，不僅賺得差價，而且使東亞股票在市場上活躍起來，有利於公司維持經營 。
在與日偽當局苦苦周旋8年之後，東亞公司終於在1945年8月迎來了抗戰勝利。對於這8年曆史，宋棐卿在1947年東亞公司成立15週年時總結道：“抗戰期間，本公司處於淪陷區域，首當其衝，抱定勝利終屬我人之信念，忍辱負重……當時環境之惡劣，既難於形容”，“總括而言，威逼有之，汙辱亦有之，種種經過之艱難非筆能罄” 。儘管歷盡磨難，東亞公司通過種種敷衍、迂迴的方法，總算掙扎著在夾縫中生存下來，也算是一個奇蹟。
三
抗戰雖然勝利，然而東亞公司卻沒有迎來春天。
首先，原料匱乏，產品滯銷。日本投降時，東亞所需毛麻原料來源均告中斷，並且當時外匯未定，無從向國外定購，生產一落千丈。此後雖有一批所謂“救濟物資”，但又均被官僚資本捷足先登，東亞幾經交涉，才分得少許，勉強開工。這時，美商古紳洋行趁市場缺貨之機，利用粗紡機紡制粗劣的“熊貓”牌毛線，以低價與東亞競爭，東亞處境艱難。同時，東亞化學廠所產西藥受到嚴重衝擊，產品滯銷，不得不於1946年春天停辦。
其次，敲詐勒索，明搶暗奪。抗戰勝利後，東亞公司仍然遭受來自各方的種種敲詐和掠奪。例如，當初投資東亞並出資建廠租與東亞的孫桐萱，戰後派員來津向東亞商借鉅款，遭到宋棐卿拒絕。孫桐萱惱羞之餘，在意租界掛出“中亞企業公司”招牌，故意與東亞為難。後來，孫桐萱又以“生產促進會”的名義，進行勒索，要求清算抗戰8年的租金和股息紅利，並且控告宋棐卿是漢奸，致使宋棐卿一度被拘押。又如，國民黨天津社會局、警察局、稽查處等機構，藉口各種名目，多次敲詐勒索。再如，當解放軍圍攻天津時，國民黨軍隊藉口軍用，向東亞強徵青麻20萬斤，麻袋20萬條，雖然經過多次交涉，結果仍然徵走2.5萬條麻袋。
再次，工潮迭起，影響生產。由於宋棐卿提倡“勞資一家”，東亞勞資關係原本十分融洽。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於1945年在天津成立了工聯會，社會局勞工行政科科長劉畏吾、國民黨市黨部委員苑寶磺和李海山、賈如松等人經常出入東亞，拉攏一部分工人。11月15日，他們又成立了御用黃色工會，經常向公司發難。
最後，嚴重通脹，局勢動盪。抗戰勝利後，尤其是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了籌措戰爭經費，無限制發行法幣，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到1948年8月，法幣發行額比抗日戰爭前增長47萬多倍，物價則上漲7200餘萬倍，對企業生產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同時，由於國民黨戰敗幾成定局，宋棐卿又不瞭解中共政策，何去何從，難以抉擇。
面對上述困局，宋棐卿採取了以下措施應對：
首先，聯絡官府，結交官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宋棐卿請天津商會會長兼河北省銀行總經理姬奠川出任東亞公司董事長，通過姬的關係得以與國民黨華北軍政首要李宗仁、孫連仲、張廷諤等結交，以張其聲勢，求得庇護。天津市黨政要人如杜建時、時子周、陳仙洲、曹強以及“中統”甘舍棠等人，宋棐卿也都拉上了關係。1947年宋棐卿借東亞公司建廠15週年紀念的機會，邀請孔祥熙、蔣廷黻、谷正綱、翁文灝、孫連仲等黨政軍要人及津地各界聞人參加慶典。經此一番努力，宋棐卿的社會地位提高了，圖謀算計他的人，也漸漸銷聲匿跡。孫桐萱雖是一個硬對頭，但經國民黨天津市黨部負責人時子周出面調解，也不再和宋作對。1947年9月，宋棐卿加入CC系控制的天津恆大企業公司，並擔任董事，與官僚資本拉上了關係 。同時，由於與官府建立了密切聯繫，工潮也很快得以化解。
其次，改組公司，擴大規模。為了應對危機，1947年春天，宋棐卿利用東亞公司成立15週年紀念之機，再次改組公司，將天津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改名為天津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廣泛招股，資本增至法幣3億元。宋棐卿計劃在毛紡織、麻織廠、化學品廠之外，新開7家企業。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吾人探望本公司今後之十廠計劃，能貫徹以前未盡之主張。今後志者在集中全力，圖謀發展，希能為國家盡工業建設於萬一也。” 遺憾的是，儘管宋棐卿豪情萬丈，但當時的環境不允許他有所作為，他的計劃只是一場空想而已。
最後，轉移資產，保存實力。為了逃避搶購和通貨惡性膨脹的影響，保存實力，宋棐卿將東亞歷年積累的公積金和機器折舊準備金等共69億餘元（約合港幣150萬元），以偷樑換柱的方式，向上海、臺灣、廣州等地發貨，高價拋出，變款逃匯香港，一部分資金換回原料，一部分資金作為基金在香港建立分公司紡織毛線。1946年，宋棐卿派宋宇涵前往香港辦理建廠事宜，港廠於當年底出貨，並且很快打開了銷路。1948年8月，國民黨濫發金圓券，凍結物價，釀成空前的搶購風潮，東亞毛線和毛衣也是搶購物資，國民黨士兵傷員成群結隊地蜂擁到東亞公司及其門市部強購。於是，宋棐卿利用外輪將東亞大批產品暗地運往上海、廣州、臺灣等地，按黑市價格脫手 。據估計，當時逃匯到香港的錢大約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00萬元以上。另外宋棐卿本人的部分現金也買成毛線發往南方銷售，然後逃匯香港，存於分廠，作為分廠的流動資金，毛線價值估計有人民幣100萬元左右。同時宋棐卿還將東亞機器、貨品都在英商太古公司保險，將保險單存在香港，並將廠內機器圖紙統統裝箱運港保存 。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4月21日劉少奇去東亞視察，指出資本主義剝削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進步性，鼓勵宋棐卿繼續辦廠。宋棐卿深受鼓舞，不僅表示願意留下開工生產，而且向劉少奇彙報了擴大生產的計劃。新中國成立以後，宋棐卿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由於對中共工商業政策產生誤解，1950年宋棐卿再去香港，稱病不歸。晚年，宋棐卿流落阿根廷，處境不佳，鬱鬱寡歡，於1956年客死異邦。東亞企業公司1954年參加公私合營，其時價值人民幣540萬元，股東10000餘人，職工1800餘人，產品除毛線外，增加了駝絨及針織品類、麻袋、西藥、化妝品等。現在的天津東亞毛紡廠就是在東亞公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與近代其他魯商相比較，宋棐卿不是最有錢的，但是其社會責任感卻是非常強的。取之於社會，回報於社會，宋棐卿基本上做到了。
1939年天津大水期間，東亞公司除了救濟職工家屬外，還對災民積極進行救濟。當時東亞公司附近一處能容納數千人的高地，未被水淹沒，各處的災民都聚集到這裡露宿。東亞公司想盡辦法幫助他們，組織災民調查隊，到每個災民家庭去調查人口與需要的物品，根據他們的經濟狀況和需要，儘可能供給必需的物品。除給災民一些席子搭窩鋪，提供衣服、被褥等物品外，東亞公司還特設了服務處。服務處的工作具體有：
施水處。自水災發生後，災民沒有乾淨飲用水。東亞公司新築爐灶，燒煮開水，運到施水處。每天施水量達三四缸。
施餅處。經調查認為貧苦沒有食物來源的家庭，按人數發給領餅證。憑證每人每天可領取大餅兩張，足以供應一天的需要。東亞公司特築了幾個爐灶，從女工中選取十幾位有烙餅技術的人，分晝夜班不停地趕烙大餅。
施醫處。東亞公司聘請了幾位義務幫忙的名醫與護士，每天為災民醫治各種疾病。當時藥品及紗布、藥棉等之類醫療用品不易買到，東亞公司派人分別與各藥房聯繫，設法購置齊全。因衛生條件差，災民患病的很多，每天平均就診病人約300多人。遇到重病人，由東亞公司負責送到醫院診治。在水災發生的兩個月間，在東亞公司施醫處就醫的病人達1000餘人。
救濟災民所需資金數額巨大，除由東亞公司擔負外，東亞還向與公司有關係的富有慈善之心的社會各界人士及東亞公司職工募捐，募捐數額達1萬餘元。由於得到富有愛心的各界人士和東亞職工資助，部分無依無靠的老幼災民度過了水災難關。據統計，共救濟災民5000餘戶。
大水期間，天津全市學校大半被洪水浸泡，學校開學遙遙無期。為使失學兒童儘快復學接受教育，宋棐卿不顧困難，毅然成立東亞小學，東亞公司的公事房、成品室、揀毛部等處成了臨時教室，幾位有教學經驗、願意義務幫忙的教員和幾位文化水平較高的東亞公司職員，被聘請為東亞小學的老師。宋棐卿還派人購買了課本、文具等用品。1939年9月4日舉行了東亞小學開學典禮，當時學生只有37人，後來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學校設了6個年級，學生經考試編入各個年級。1940年又花費10萬餘元在在英租界61號路西口建成新校舍。東亞小學附屬東亞公司，學生以職工子弟為主，且職工子弟免收學費，也兼收公司之外學子 。
1941年燕京大學被日軍查封后，宋棐卿將失業的王鍾翰教授安排在東亞小學工作，月薪180元，遠高於燕京大學106元。宋棐卿還錄用了一批失學的燕京大學學子到東亞工作，讓燕京大學失業失學的師生為東亞小學編寫教材，付給優厚的稿酬。宋棐卿又讓王鍾翰列出燕京大學生活困難的教授名單，每人每月資助100元作為生活補助，後來增加到200元，受資助的教授共十餘人。1943年，宋棐卿一次性由王鍾翰經手資助燕京大學教授現金就達3萬元大洋。從1936年起，東亞公司開始在平津一些大學設立獎學金，設獎院校有天津工商學院、南開大學、聖功學院、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資助品學兼優的貧寒學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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