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王朝的發展史，雖然從宏觀上以分裂與統一的週而復始為時間前進的主體，但是由於封建專制體制的特殊內在特點——人治至上，最高統治階級運用自身優勢推動利我優勢最大化原則，這種利我不僅僅體現在對於其個人的私心權欲，從其統治階級的身份角度來看還體現在通過個人的私慾需求帶動政治體制編制在內一整套的政治關係變更。
通過兩千多年的歷史經驗從上層建築的末端核心視角來看，其本質是君主所持有的君權和以威脅君權的相權兩大勢力的此消彼長。
漢代沿襲亡秦之政，繼承了秦政的三公九卿制。西漢初年，丞相統領百官處理國家政務，擁有包括長史、諸曹、長吏等規模數百人的整套屬官，有任免處置甚至刑殺大權，相權實力可見一斑。
但是自漢武帝登基，尤其在太皇太后竇氏死後內朝的建立，相權的勢力逐漸削弱至慢慢架空，丞相的權力慢慢轉移到了以漢武帝所親信的外戚世家把持的大司馬大將軍手中，政治權力的話語權轉移，使得權力的最高決定權與執行權集中在武帝身上。
漢武帝登基初年，為了與竇太后爭奪朝野話語權，在施政理念、統治思想、國策戰略上進行了全方位的拉鋸戰，但各條戰線匯聚到一個焦點就是在相權的人事任用上。在這個雙方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漢武帝運用了終其一生最為擅長，在《資治通鑑》中被司馬光屢次褒獎的慧眼用人策略:
依附其幕後王皇后王氏家族，任用王皇后弟田妢為相，借力打力，用一派異己打擊另一派異己，使得竇皇后一派的政治勢力隨著竇皇后的西歸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這只是漢武帝鞏固其君權權威與個人政治核心利益的第一步。漢武帝之所以被後世喻為中國歷史上一世不可多得的雄主，還有一個關鍵的不同之處即是其在面對處理政治核心利益問題時不會使同一種窘境局面出現第二次。
在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下，由於階級相同、利益共享，宦官、外戚、宗室等等依附在皇帝周圍，在社會金字塔頂端形成看似緊密團結的王黨勢力。但在一些具體事項上一旦出現利益分歧，很容易突破制度上的不足，使王黨勢力反客為主，擺脫皇權控制。
因此，漢武帝在利用母后王氏家族成功打擊太皇太后竇氏之後，邁出鞏固其自身核心政治利益的第二步：
避免公開的利益決裂，建立內朝制度，架空以太后王氏為代表所把控的相權以及外朝。
從處理自身核心政治利益這一點可以看出漢武帝一個鮮明的做事原則：長遠規劃，目標明確，按部就班，城府極深。
在打壓異族異聲的高壓狀態下，國家與社會雖然在舊有的官僚體系和社會秩序下保持基本穩定，但從深禁皇宮到鹹魚民間各個政治勢力團體、組織無不暗流湧動，劉氏皇權權威以及社會安全結構受到極大的衝擊威脅。在武帝登基初期，其在太皇太后竇氏和母后王氏兩方外戚強勢的政治壓力夾縫中生存，可見外戚力量，尤其是皇帝母后女性的政治力量和影響力之大。因此漢武帝在確立劉弗陵為太子之後立子殺母，謹防太子母鉤弋夫人在其駕崩後干預朝政，避免再現呂氏亂政的混亂局面。
從上面漢武帝處理政治利益的方法以及處理的代表性關鍵事件，可以看出從戴冠之年初出茅廬的熱血少年到心思縝密城府極深的一代帝王的養成，漢武帝的帝王權術的施展慢慢加上了屬於自己的獨特政治烙印。
這種烙印建立在武帝日臻老練的政治洞察力和判斷力基礎之上，同時反作用於漢武帝所要作的下步決策，形成一個經過深思熟慮同時規避掉各種政治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最終能夠在實施階段達到先前預想的戰略戰術目標的機制。
這個機制決定了漢武帝要在經過長期潛伏蓄力奪權的過程中統籌規劃，決定了漢武帝要在確立劉弗陵為皇位繼承人後不計後果的排除一切潛在威脅幼主的威脅可能也決定了漢武帝成為了“秦皇漢武”中的“漢武”。
易中天老師曾說，頂級政治家的心思手腕無語言表，漢武帝就是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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