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非”少女佩佩是一个住在深圳却在香港上学的中学生。她希望圣诞节跟闺蜜去日本看雪。机缘巧合下她认识了做水客的阿豪，为了赚旅费，她也加入其中，“过春天”是他们成功过关的暗号。
但佩佩的冒险没逃脱法律的制裁，“过春天”成为她永远不能再做的事情。
这部《过春天》是导演白雪的处女作，虽然在业内收获了颇高的评价，但票房不尽如人意，只有广东的朋友会稍微关注。然而即便离电影情节发生地很近，也不是所有广东人都知道“单非”是什么身份。
“单非”和“双非”都是指儿童的身份。大约从20多年前开始，有内地孕妇在香港生孩子。如果孩子的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那孩子的身份就是“双非”。
与“双非”相对，孩子的父母如果有一个人是香港居民，那孩子的身份就是“单非”。实际上“单非”的历史更长，其中还夹杂了某些香港人不能明说的黑历史。如果说“双非”还能从香港医院接待量上做个估算的话，“单非”甚至无法估算。
这些拿着香港身份的孩子，大多数都没在香港成长。他们在学龄期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会选择去香港上学，成为跨境学童。在深圳福田口岸，每天早上都会有许多小朋友在保姆陪伴下排队过关。
跨境学童面对的困难除了语言和学习内容，还有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深圳和香港之间不只有文化上的差异：到底车辆是靠左还是靠右，到底是用简体字还是用繁体字，平时用谷歌还是百度。
《过春天》里有个细节：女主角忐忑地过了关，突然有人拍了她肩膀，女主角回头看发现是她妈妈的朋友，带着儿子跟她打招呼。小男孩也是跨境学童，说的却是普通话。
而电影简介里说，女主角的城市“既是香港，也是深圳”。单看这个描述，感觉女主角似乎如鱼得水，可实际上在两个环境中摇摆，如果无法适应，就会格格不入。
即便如此，还是有家长不断在努力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跨境学童。一方面，很多家长不认为城市认同感有什么作用。
另一方面，时至今日在很多大陆人心中，成为香港人仍然是一个很诱人的选择。如果自己不能成为香港人，那也要想尽办法让孩子成为香港人。
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选择用风险更小的方法成为香港人。香港从2003年就开始推行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可是如果想通过这个途径，申请人不仅需要有良好教育背景，还要保证职位确实空缺，还需要保证工作不能轻易觅得本地人担任，最后还需要薪酬福利达到标准。
即便条件如此苛刻，2018年还是有15257位内地人最终拿到了许可。他们大多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从数量上说，他们在740万香港人面前是边缘人。工作上他们不但要面临和香港本地人的竞争，还要保证自己不能被炒。
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人虽然很难成为香港人，但总算有路。而想去香港奋斗的穷人，却再也没有机会了。80年代以前还有机会，那时如果偷渡到香港，一天就有比对岸宝安县农民多100倍的收入。
那是对穷人最好的时代，而且从二次大战结束后就开始不断有穷人来到香港，所以逃港的人能逐渐适应香港，他们还不算是边缘人。可是之后，从大陆去香港的人越来越少，大陆穷人无法成为香港人。
80年代后，再没有什么轻易获取香港身份的方式。一般人就只有寄托下一代能成为香港人，所谓“黑历史”大部分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二十年多前，深圳连接香港的口岸还没今天这么多。几个口岸旁边的城中村，都被人称为“二奶村”或者香港人聚集地。那个时代即便是香港的货车司机（黑历史主力人群），也比深圳人多赚六七倍。
《过春天》里，女主角的父亲，正是一名港口司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这些城中村逐渐摆脱“二奶村”的坏名声，靠的不是别的，正是深圳房价。随着房价上升，香港人发现，即便在深圳买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逐渐地，“二奶”这个词也慢慢少见，成为了历史。
今天我们能看到《过春天》这样的片子，其实非常幸运，因为这部电影记述了一个非常短的历史时期。戏里的二奶、“单非”都是边缘人里的边缘人。而无论二奶、“单非”还是水客，他们都可能会慢慢绝迹。
深圳的口岸已经开始用人脸识别来抓水客，水客的生意也逐渐会被合法的跨境商业取代。香港人不再会来深圳找二奶，没了二奶也就没了“单非”。
而“单非”是所有人里最无辜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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