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80年代，臺灣作家龍應臺訪問北京後悵然寫道：
“新建築給我的整體印象是毫無個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溫馨、傳統的氛圍破壞了，使老北京蕩然無存。這些古蹟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也屬於我。我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好像趁我不在的時候，有人把它毀掉了。”曾經的碧瓦朱簷，曾經的牌樓林立，曾經的古樸雍容，曾經的意匠神工，都已成為這個城市日漸模糊與遠去的記憶。
老北京廣安門大街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摧毀裡，曾以孱弱之軀拼力保護，以使其免遭一劫的梁思成，也已經離開我們整整4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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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知曉梁思成，大多都是源於他和林徽因的愛情與婚姻。
但梁思成與林徽因一代建築大師的身份以及貢獻，卻被湮沒在風月無邊的傳聞中。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建築系學習，梁思成先後獲得了學士及碩士學位，其後進入哈佛大學深造。
年輕時的梁思成
此間，梁思成曾到歐洲漫遊，當他發現國外許多建築都受到妥善的保護，並有學者專門研究時，內心不由心潮起伏，意氣難平。
反觀當時的中國——一個有著幾千年古文明的泱泱大國，留下了璨若星河的古建築遺產，但在江山代際的更迭中，在無數的戰亂和劫難下，早已是滿目瘡痍。
珍貴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被盜賣被搶劫，無數文物流落異邦，大批古建築危立在風雨飄搖之中。
龍門石窟佛祖也會擺pose，事實上，是佛祖做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手印，大拇指被盜
更諷刺的是，當時國內學者根本無力從事研究，中國人想了解祖先的文化遺產，甚至要求援於國外的書刊及資料。
梁思成深感這是民族的恥辱，奮然下定決心：“中國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築，中國人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築史。”從他立下誓言那刻起，便將畢生的精力傾注到這項事業上。
1928年，梁思成回國，在瀋陽東北大學任教，並勇挑重擔，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
梁思成與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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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哪一種文化體系，必然有其集大成者的精髓所在，建築學也概莫能外。
梁思成清楚地知道這一點：“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
因此，他對中國古建築的所有研究，絕不是埋首於故紙堆中，全都進行實地調查測繪，以達治學之道。
1931年，梁思成夫婦辭去了東北大學的職務，應聘到北京一個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私立學術機構“營造學社”，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做校理。
營造學社舊址
從1932到1940年的8年時間裡，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足跡踏遍全中國200多個縣，調查古建築2700餘處。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兩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長年累月在野外尋訪古建築，絕不是一件詩意浪漫的事。
且不說攀爬險仄道路的顛躓難行，還有四處流竄的土匪、為害一方的軍閥，隨時隨地都可能對他們的生命造成巨大威脅，命喪荒野。
1936年5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考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途中
梁思成腿有殘疾，早已彎曲的脊椎也要常年穿一個鐵馬甲來支撐，每逢盛夏，便溽暑難耐，汗流脊背。
此外，惡劣的環境對他們也是一大考驗。梁思成考察龍門石窟時，就曾寫道：“我們回到旅店鋪上自備的床單，但不一會兒就落上一層沙土，撣去不久又落一層，如是者三四次，最後才發現原來是成千上萬的跳蚤。”
梁思成和林徽因考察龍門石窟
常年的跋山涉水，櫛風沐雨，豈是寥寥幾句就能描摹殆盡？
後人只能通過一張張發黃的照片以窺一斑：荒寂的郊野、偏僻的村落；深山古剎，縱橫阡陌，都曾留下過他們風塵僕僕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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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位日本考古學家發表了一份學術報告，稱在大同以南大約50英里的應縣小城裡有一座建於11世紀的木塔，當地人稱作“應州塔”。
梁思成知道後欣喜若狂。因為，那時中國還沒有系統的建築史學，中國古代建築也沒有系統的名錄，甚至中國建築發展演變的整個過程都還是一個懸而未解的謎。
位於山西省朔州市應縣城內西北佛宮寺內的應州塔
自從知道了有這座塔，他便開始寢食難安。對於塔的關心，成為他“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牽掛。
明代唐寅曾以思婦的口吻寫道：“曉看天色暮看雲，行也思君，坐也思君。”，那種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的“閨情”用在他對應州塔的惦念上毫不為過。
早晨洗臉時，他會說“上應縣去不應該是太難吧”；吃飯的時候，他會說“山西都修有頂好的汽車路了”；走路的時候，他會忽然間笑著說，“如果我能夠去測繪那應州塔，我想，我一定......”
1933年9月17日，梁思成一行輾轉數日，終於來到了山西應縣。
在應縣木塔下，他雙手顫抖地撫摩著塔的每一根木柱，每一寸肌理，雙目灼灼，虔誠至極，就像一個忠實的信徒拜見高僧。
梁思成一行人考察應縣木塔時的老照片
林徽因在《閒談》一文中寫道：“讓我們來誇他一句‘有志者事竟成’吧，這位思成先生居然在應縣木塔前邊——何止竟是上邊，下邊，裡邊，外邊--繞著測繪他素仰的木塔了。”
他拊掌而嘆：“好到令人叫絕，半天喘不出一口氣來！”
應州塔，因梁思成、林徽因而確立了它在中國建築史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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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如果在中國只看一座古建，那必須是佛光寺。而讓它“重見天日”的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廟
曾有日本學者斷言：“在中國大地上已經沒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結構建築，想去看唐代的木構建築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奈良。”
儘管欽佩日本人的治學精神，但從民族情感上來說，梁思成卻難以接受他們的臆斷。
於是，梁思成夫婦二人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尋找中國唐代建築的發現之旅。
一次在考察的途中，梁思成偶得一本畫冊，如獲至寶，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寺院引起了他的注意。
梁思成按圖索驥，第3次來到了山西。
1937年6月的一天，日已西墜，五臺縣向北的“官道”上，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帶著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騎著毛驢，馱著背囊，迤邐而行。他們翻山越嶺，數度週轉，前往五臺山。
不為尋幽覽勝，不為禮佛參禪，他們專為佛光寺而來。
當時，這座隱藏在群山逶迤中的佛寺已破敗不堪，寺院雜草叢生、香客零落。寂寞多年的寺院山門，為這幾位神秘的遠方客人訇然中開。
《史蹟》圖版24：大佛光寺全景（大正十一年九月小野玄妙氏照相）
梁思成進入“佛光真容禪寺”，看到肅穆莊嚴的大殿，憑藉豐富的學識和經驗，一眼就斷定這是一座比他們以前所見更古老的建築。
梁思成後來寫道：“那高大的殿門頓時就給我們打開了。裡面寬有七跨，在昏暗中顯得更加輝煌無比......”
經過他們的反覆勘察考據，發現殿內樑架上的題記和殿前石幢上的文字都表明這座大殿建於公元9世紀。
梁思成夫婦考察、測量佛光寺
至此，中國不存在唐代木構建築的說法被推翻。這座被遺忘了千年的罕世瑰寶震驚了世界，也由此成為建築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
當梁思成林徽因發現“中國第一國寶”佛光寺時，激動地在廊下淚流滿面，把帶來的所有罐頭都打開了慶祝。
“很多年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面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 05 ·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不肯與侵略者沆瀣一氣，立即帶領全家長途跋涉來到昆明。
一年後，他們又搬到四川南溪縣的李莊鄉下，這時，“營造學社”的經費來源斷絕，有時連工資也發不出。
營造學社在四川李莊的工作室，後為梁思成
林徽因患了嚴重肺病，長年臥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症，步履蹣跚，行動不便，全家陷入了貧病交加的境地。
李莊時期病中的林徽因和兩個孩子（粱再冰和梁從誡）
當時美國有好幾個學校和機構邀請梁思成全家去美國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國難當頭，絕不離開祖國”。
在李莊時，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摯友、美國的費正清曾專程前往探望，費先生見到思成夫婦後百感交集。
他後來在《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中寫道：“二戰”中，我們在中國的西部再度重逢，他們卻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但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
無論是在世道蹇難中，還是百病纏身時，都無損於他們對自己的開創性研究工作的熱情。就是在抗戰時期，梁思成仍抱病用英文寫成了《圖像中國建築史》。
《中國建築史》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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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美國耶魯大學聘請梁思成去講學。
他帶著《中國建築史》和《中國雕塑史》的書稿、圖片，將自己踏遍祖國大江南北，窮極十幾年光陰結晶而成的研究成果，將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珍寶展示在國際學術界面前。
1947年，梁思成（前排右二）在美國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中國顧問時的工作照
他以豐富翔實的數據、鞭辟入裡的分析博得了國外學術界的高度讚揚。
梁思成和國際建築大師們在一起
當時很多朋友勸他留在美國，但梁思成夫婦還是回去了。
作為建築學的專家，他們面對那麼多城池毀於炮火，無法做到置之不理、一走了之。
1948年在平津戰役前，梁思成繪製了《全國文物古建築目錄》，使北平古蹟免遭炮擊，妥善地保護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牆。
解放後，他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一職，負責中南海改建，並組織和參與了中華人民國和國國徽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他被尊為建築學界的泰斗。
梁思成臥病在床與林徽因商量設計國徽
投身於新中國建設的洪流中，他充滿了豪情壯志：“差不多每天都在興奮激動的心情中度過高興愉快的一天。”
1952年9月14日，北京，建築學家、作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在清華園家中會見英國建築師斯金納。
但他的宏偉藍圖還未充分鋪展開，一場方興未艾的運動便開始了。
1953年5月，北京市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亦呈“星火燎原”之勢。
梁思成因提倡以傳統形式保護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毀於一旦，梁思成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梁思成構想中的北京城牆立體公園
他為此痛心疾首，發出錐心泣血的呼籲：
“古建築絕對是寶，而且越往後越能體現出它的寶貴！”
“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但他的大聲疾呼被置若罔聞。
拆牆就在他和林徽因的眼皮底下開始了。巨型的推土機和剷車，轟隆隆駛過，曾固若金湯的城牆，曾巍峨而立的牌樓，在重性機械的衝撞下，碾壓下，頃刻間成為斷瓦殘垣，古老的城池，祖先的遺蹟，就這樣灰飛煙滅。
正在拆除中的東四牌樓
還有什麼能比搗碎這些偉大的名勝古蹟能讓身為建築學家的他們更心痛的呢！林徽因未曾痊癒的肺病，由於義憤填膺而雪上加霜，終告不治，於1955年飲恨長逝。
林徽因去世的當夜，表示有話要對梁思成說，卻被護士以夜深為由拒絕。
她先他而去，已赴黃泉的她不知道還有更大的劫難在等著梁思成。
雷霆萬鈞，橫掃所謂“牛鬼蛇神”的十年浩劫期間，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
1956年，周恩來在中南海和梁思成（右二）等討論科學規劃
梁思成本來身體就不好，二十多歲時因在“國恥日”去參加示威遊行，被汽車撞飛，這場飛來橫禍最終導致梁思成左腿骨折、脊椎受傷，落下了跛足的殘疾。並且因為脊椎病，他不得不長期裝設背部支架。
病體支離，虛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動的梁思成，每到批鬥會時，都要坐在一輛全清華最破的手推車上去接受批鬥。
他形銷骨立，如風中的殘燭，在那些莫須有的罪名前，他無力亦無法為自己去申辯；在聲色俱厲的批鬥聲中，他悲愴而又平靜地接受著那個時代加之身上的狂風暴雨。
每次被批鬥完，梁思成都面如土灰，氣息奄奄，長時間緩不過氣來。
他曾經絕望地對家人說：“抗戰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長沙，後昆明，再李莊。面對飢餓與疾病，我過關斬將，終於迎來了勝利之日。現在看來，我是過不了‘文革’這一關了。”
一語成讖！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築學宗師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早在八十多年前，郁達夫就曾說過，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當曾經的中流砥柱成為一個民族的豐碑，當曾經的黃鐘大呂成為一個時代的絕響，願不能忘卻的紀念成為鐫刻的銘文：
赤子不凋，大師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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