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因京杭大運河的貫通與國家漕運的需要，在沿運一線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商業樞紐，如天津、臨清、聊城、濟寧、淮安等，這些城市依靠便利的水陸交通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人到此貿易，不斷成長為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大型商業中心。而楊柳青、張秋鎮、泊頭、南陽、夏鎮、臺兒莊雖然在政治與經濟地位上無法與上述大城市相齊並論，但也依靠地域交通之利，將本地產品與外來商品相結合，通過運河輸往全國各地，實現了從偏僻村落向商業市鎮的轉變。清代楊柳青北踞京津，南接滄景，境內有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滹沱河、漳水等河流，交通便利，商賈雲集，為北直隸重要的水陸碼頭。目前學術界對楊柳青的研究多關注於其年畫業的變遷，而對區域水道治理、商業發展、基層社會著墨不多，因此有著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的空間，這對於豐富運河文化的內涵、促進運河申遺、發展運河市鎮的旅遊業都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楊柳青其名的由來及清代河工管理
現在的楊柳青鎮是中國四大名鎮之一，為天津市西青區的重要政治、文化、經濟、旅遊中心，總人口近11萬，是天津市與環渤海經濟區最大的鄉鎮。楊柳青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北宋景德至元豐年間（1004年—1085年）因黃河北徙，洪水帶來的泥沙淤塞成大片土地，大清河與子牙河兩河又沖積形成“三角澱”，東流入海，該地因河流縱橫，地近海濱，所以初名“流口”，即眾水匯聚入海之意。其後，北宋軍隊為抵禦遼、西夏等軍隊的進攻，又沿大清河兩岸築堡、植柳、佈防，於是該地楊柳遍佈，風光宜人，又稱“柳口”。金代貞祜二年（1214年）由於該地人口逐漸增多，商業逐漸興起，金政府在此置巡檢，以管理地方治安，並建鎮為“柳口鎮”。從宋代“流口”之地的興起，到金代置“柳口鎮”是楊柳青興起的萌芽階段，這一時期楊柳青的軍事據點的特徵突出，有限的商業、手工業也主要為軍隊服務，其人口規模、經濟發展程度、政治地位均不高。
元代建立後，定都北京，大規模的南糧通過海運輸往京城，天津作為海運漕糧的中轉站，逐漸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楊柳青受其影響，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元延祐（1314年—1320年）年間，曾任侍制的袁桷在《朱窩楊柳青地近滄州餘愛其名雅作古調五首》中吟道：“朱窩楊柳青，客亭塵漫漫。為你多離別，我生無由完”，該詩雖表達的是作者的離別之苦，但在詩名中卻說明了楊柳青與滄州較近，並且是一處有人煙居住，甚至聚賭的村落。同一時期，曾擔任過翰林院編修的揭傒斯在《楊柳青謠》中亦道：“楊柳青青河水黃，河流兩岸葦籬長。河東女嫁河西郎，河西燒燭河東光。日日相迎葦簷下，朝朝相送葦籬旁。河邊病叟常回首，送兒北去還南走。昨日臨清賣葦回，今日販魚桃花口”。該詩的信息量較大，不但說明當時楊柳青地方狹小，居民主要從事打漁、賣葦等營生，而且當地民眾依靠便利的運河交通，經常到沿線的臨清、桃花口等地做一些小買賣。通過兩首詩可以看出，元代是楊柳青初步發展的階段，在運河交通的刺激下，逐漸成為了沿運的一個小村落，但又因終元一代主要行海運，所以楊柳青的發展程度有限。
明代建立後，隨著海運的罷黜，運河漕運成為了國家稅糧轉輸的主要方式，天津也設衛所，置倉儲，逐漸成為了京杭運河沿線重要的城市，在這種情況下，楊柳青的人口、經濟、商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在交通運輸方面，明政府不但在楊柳青設置驛站，以保障航運與陸上交通的暢達，而且“由靜海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西岸，北至武清縣境有淺鋪八，曰釣魚臺、曰雙堂、曰在城、曰獨流、曰沙窩、曰辛口、曰楊柳青、曰稍直口”，楊柳青是天津運河段比較重要的水工重地，有專人負責這一區域的河防、工程、水利等。明弘治時禮部侍郎程敏政在《靜海道中》寫道：“地名楊柳青，園林隱映可愛”，並作詩“春陰淡淡綠楊津，兩岸風來不動塵。一日船窗見桃李，便驚身是臥遊人”，可見明代中期時楊柳青舟船通行，風景秀麗，是一處能讓官員、詩人抒發感慨的去處。另一嘉靖時期蘇州衛指揮張元凱在經過楊柳青時，也吟道：“兩岸蟬聲客夢醒，片帆初落暮雲停。故人無奈年年別，江南江北楊柳青”，在楊柳青這樣的運河渡口送別親朋故友，聽到蟬聲，看到帆船、落日，難免會給人帶來一種淒涼與孤寂的心情。
楊柳青在元明兩朝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其角色主要是風景小鎮，史料中關於其經濟、商業、人口的記載幾乎沒有，只是到了清代，楊柳青才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這主要體現在河工建設、商業發展、文化繁榮等幾個方面。清代，北直隸地區有永定河、子牙河、南北運河、東西澱等重要的河流，這些河流要麼為國家漕運要道，要麼直接關係到京畿地區的安危，所以尤為清政府所重視。在制度管理上，清代統治者設直隸河道總督、永定河河道、子牙河通判等官員負責河道的疏浚、工程的興修、物料的籌備等；在關鍵河段的防守上，則有河兵、閘夫、淺夫、河夫等人員進行佈防，及時對楊柳青、楊村、泊頭等地的河防險情進行處理。乾隆三年（1738年）清政府將原駐於王慶坨的三角澱通判移駐於楊柳青，以便就近管理附近河流與湖泊，在一鎮設立正六品的管河通判，充分顯示了清廷對其地的重視。除通判外，天津設城守營都司一人，下轄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其中把總一員駐楊柳青汛，管理河東汛地，有馬兵二名，步兵三十一名。具體情況為“楊柳青汛分防天津楊柳青地方，距城三十里，東十里至北斜村與本營北馬頭汛界，南二十四里至宮家莊與靜海王慶坨界，西十八里至沙窩村與靜海營汛界，北一里至藥王廟與靜海營王慶坨界”。這樣上至都司、通判，下至千總、縣丞、把總，形成了一整套的河防體系，不同官員之間既有職務上的差別，又存在著工作上的協調與合作，共同維持著楊柳青等河段的安瀾與平穩。同時，由於楊柳青處於運河、鹽河、子牙河、大清河等河流的交接地帶，“河窄水逆”，所以極易發生大水導致潰堤、決口等事件，因此清政府對該段河道的治理也非常重視。嘉慶六年（1801年）東、西澱池之水沖毀運河堤壩，穿運而過，沿河百姓與漕運均受其害，所以有大臣建議“必得添權家口減河，庶運河方免漲溢，並必得修復隔澱疊道，自獨流鎮至楊柳青四十里，自楊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皆當接築大堤”，希望通過堅築堤壩的方式使澱池洪水不再侵運，從而達到保漕的目的。光緒元年（1875年）修楊柳青段運河堤壩，其中“楊柳青東運河堤銀九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又挑挖澱河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兩三錢四分二釐六毫”，後又“大直沽漫口壩工銀二千一百三十九兩三分二釐，又楊柳青等新埝壩工銀五千六百八十八兩三錢六分，又霍家嘴減河壩工銀二千六百兩”，光緒十六年（1890年）天津練軍提督何永盛“幫同堵築南運河楊柳青及北運河東西兩岸漫口”。清末光緒年間對楊柳青運河的治理，對於保障區域社會的安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傳統保運思想的影響下，北直隸地區的自然河道及水環境長期被人為的破壞，從而導致洪澇與乾旱等自然災害的不斷髮生，僅靠清末社會對某一河段的治理與重視，不可能恢復傳統漕運的興盛，更不可能實現區域社會農業的健康發展。
清代，楊柳青利用便利的水陸交通，設置了多處渡口、驛站、急遞鋪以方便官方、商旅、民眾往來。《畿輔安瀾志》記載“楊柳青渡在靜海縣北四十五里，東去天津四十餘里，即古柳口也，自此渡上韓家樹抵京師比天津差近”。除這一官渡外，楊柳青鎮還有不少義渡，如“衛河既在村中，有大船渡人，曰義渡，凡三處，以通南北。義渡者，由仁人義士捐款造船以渡行人也……鹽河在村北有二渡口以通北鄉，東口曰白灘寺，西口曰官廳兒……鹽河上游既多商販運輸，亦交通便利”。楊柳青水驛在天津城外，“舊在武清縣南一百五十里楊柳青，嘉靖十九年移置於此，屬靜海縣，極衝。現存水夫九十五名，夫頭十名，探聽夫二名，買辦、送牌夫二名，共銀二千九百八十六兩九錢五分三釐六毫六絲一忽……遇閏按月加增，驛丞掌之”，在一鎮之地設置如此眾多的驛站人員，充分顯示了該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除渡口與驛站外，楊柳青還設有急遞鋪以傳送緊急文告，從而快速實現中央與地方之間訊息的溝通，其中“靜海縣城南為雙塘鋪、釣臺鋪、辛莊鋪，北為獨流鋪、王莊鋪、辛口鋪，又北為楊柳青鋪、稍直口鋪，又東北為小直沽鋪，額設鋪兵二十六名，每年共支銀一百五十六兩”，各鋪之間相互連接，彼此協作，共同發揮著傳遞信息的功能。
楊柳青從北宋、金、元時期的軍事據點，發展到明清重要的運河城鎮，是與運河的暢通、漕運政策的刺激、國家定都北京等一系列因素分不開的。正是由於其地交通發達、地理位置優越，所以中央政府才會在楊柳青興修水利、施建工程、設置管河衙署，而一系列有利政策的施行，又反過來提高了楊柳青的政治地位，加快了商旅與貨物的流通，提高了本地居民的經商意識，從而進一步加快了楊柳青的崛起。
經濟變遷與近代交通業的興起
清代楊柳青是京杭運河沿線重要的商業市鎮，依靠便利的水陸交通與位於京畿腹地的優越地理位置，楊柳青不但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人、商幫、商隊到此經營，而且本地的土著居民也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從事鑄造、雕版、繪畫、飲食、雜貨等手工業與商業，從而使區域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除此之外，楊柳青還是長蘆鹽、山東鹽販售的中轉站，每年有大量的官鹽、私鹽在此囤積與銷售，國家甚至在此設立關卡以查緝私販，保障政府鹽利的專營性。楊柳青從清代康熙年間開始興起，到乾隆、道光時期商業達到鼎峰，其後因太平天國、義和團等運動的興起，加之運河斷流、區域社會秩序紊亂、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等各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的趨勢遭遇重挫，商業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清末發展實業與興修鐵路的背景下，楊柳青抓住這一時機，重新實現了崛起與發展，將雕版年畫等商品推向了全國與世界，形成了與江蘇桃花塢、濰縣楊家埠齊名的特色品牌。
明末清初人談遷在《北遊錄》中記道“楊柳青，地多柳市，倍於獨流，自獨流以來夾水盈盈，似邵伯、高郵道中也”，可見明末清初楊柳青商業並不是很繁盛，談遷也認為楊柳青只是一處美麗的運河小鎮而已。到了清代，因天津地處“兩河之交（衛河、白河），為噤喉重地，衛（天津衛）東為小直沽口，畿輔群川悉由此而達於海矣”，優越的水運交通不但為天津城市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而且也使楊柳青、楊村等鄉鎮迅速崛起。乾隆時，楊柳青商業有了很大發展，據《畿輔安瀾志》載“柳口在辛口北十里，天津縣西三十里，今名楊柳青，居民數千家，商賈輻輳”，已成為著名的運河市鎮。嘉慶時，楊柳青經濟持續發展，不但全鎮人口達到近5000戶，25000餘人，而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間年畫業，據統計，當時全鎮有年畫店鋪30多家，從業者近5000人，達到了一種“家家會點染，戶戶善丹青”的繁榮局面。道光後，雖然持續不斷的戰亂對楊柳青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楊柳青經濟仍然在逆境中頑強的成長與發展，《天津楊柳青小志》載“楊柳青有運河及鹽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業商，而客於四方，農圃者僅百分之一二耳。鹹、同以後，往新疆者曰趕大營，左文襄公定新疆之駐兵所在也，其始也多畏遠而往者少，得利易。其後往者漸多，而得利較難，楊柳青村人往新疆者日積繁多，於是烏魯木齊之傍有新村，曰楊柳青，楊柳青人之所聚居也。農業率為商客之副業，投資以牟利，非農性也，故農性人絕無而僅有”，《辛卯侍行記》同樣寫道“楊柳青，古柳口也，北臨澱水，南枕漕渠，輪帆湊集，廛市殷闐。其民有業繪事者，販售四方……俗好遠遊，自蒙古草地走新疆伊利者以千計”，從這兩段史料可以看出，楊柳青不但是外地商人的匯聚地，而且本地土著商人也遠赴新疆開拓商路與貿易，甚至達到了形成新村落的程度，可見楊柳青商業文化濃厚，外出經商也是本地人的一種傳統。
光緒年間，楊柳青仍比較繁榮，《壺天錄》曾記“有村名楊柳青，距天津三十里，市廛鬧熱，戶口數萬，皆沿河而居，業船者比戶皆甚，俗稱養船，蓋以之養贍身家也”，詩歌《過楊柳青》亦道：“傍水成村柳色妍，估檣密織大堤邊。河流入海不忍去，七十二沽相轉旋”，繁忙的商船、民船、鹽船密佈於楊柳青運河河道，帶來了大量的人口、商貨，從而繁榮了本地區的經濟，帶動了飲食業、服務業、典當業的發展，促進了楊柳青市場與運河其他經濟區的交流、融合與互動。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天津南三十里楊柳青，一巨鎮也。當聯軍之四出騷擾，華民聞風逃避，而楊柳青市大民多，艱遷徙。本鎮首富石姓者乃出其家財供聯軍之食用，與之約勿擾居民，聯軍義之如約行，且為遣兵保護，故楊柳青一鎮始終完善，當時聞風遷往者數萬人”，楊柳青石姓大戶的義舉，不但在戰亂中保全了鎮中百姓的生命與財產安全，而且也使楊柳青的商業與經濟沒有遭受大的損失，防止了其因戰亂而急劇沒落的趨勢。
由於楊柳青位於運河中樞，津門要地，商貨輻輳，人煙密集，所以成為了清政府徵收貨稅與查緝私鹽的重要關口。據《重修天津府志》載“釐捐總局在北門（天津城）外五彩號衚衕，同治十年正月設，先是天津有義館釐捐歸員董經手，歸公無幾。總督北洋大臣李改由官辦。遵照奏定章程，按貨估計，每銀一兩抽捐五釐，委道府經理其事，並於大紅橋、陳家溝、馬家口、雙廟街、楊柳青、老龍頭及寧河縣境閻莊閘口等處設分局七所，歲收約數萬金解海防支應局公用”。除釐捐外，清末還在運河沿線徵收官船稅，其中天津“官船稅局在北門外茶店口，分卡二，一在紅橋，一在楊柳青。同治九年督院以津郡水路通道，商賈雲集，船隻往來如織，而北洋駐防各營差使繁重，誠恐藉端滋擾，公私兩誤，飭天津道海關仿照大名府官船局章程，派員專辦”。另外楊柳青作為南北船隻往來的必經之路，往往是私鹽販運的重災區，大量的漕運水手、鹽梟、商民為躲避高額的鹽稅與國家的專營政策，經常將長蘆鹽、山東鹽沿著運河私自銷售到沿運一線，以謀取利益，這就直接影響了政府對鹽利的壟斷，所以為封建統治者所嚴厲打擊，而設卡緝私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措施。道光十一年（1831年）上諭“陶澍奏籌議糧船夾帶私鹽，請扼要稽查一折。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軍船往往於回空時夾帶私鹽，必應嚴行查禁。據陶澍奏，天津一帶于家堡、楊柳青、獨流等處及滄州之磚河地方，現經直隸委員巡查，著琦善嚴飭該員等查拿私艇，堵截囤販，有犯必懲，以杜透漏”，同年又“添派天津分司運同及天津府知府、同知，總司稽查，並於于家堡、楊柳青、獨流各處添派鹽務官各一員，其磚河地方添派滄州知州就近督率辦理”，命兩江總督陶澍與直隸總督琦善這樣的高級官員及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員查緝楊柳青與江南等地的私鹽販運，充分說明了這一時期運河區域私鹽橫行的現狀及政府對鹽利的重視。
有清一代，楊柳青經濟與商業總體上呈現較為穩定的狀態，但是在清末仍然受到了戰亂與兵燹的打擊。咸豐三年（1853年）清軍與太平天國北伐軍、捻軍在天津混戰，清廷諭令“逆匪竄入靜海，連次被創，仍盤踞獨流鎮、楊柳青一帶，並於該鎮兩岸扎立木城，意圖抗拒”。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直隸爆發，其天津首領曹福田打算掃平租界使館，“英德美三國旅津之商人皆相對而泣，津郡居民多因亂向他處逃避，河中船隻皆滯塞難行，楊柳青鎮河中經拳匪用船，節節攔住，凡有往來之船皆須搜索一番，以查奸細為名任意劫掠，且有誣為教民被殺投屍河者，甚至連殺數人，河水為之變色”，清末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這兩大武裝起義，對楊柳青經濟的打擊非常嚴重，不但導致商人離散、百姓流亡、經濟衰退，而且使地方社會秩序陷入紊亂的狀態，治安狀況惡化，使所謂的畿輔之地也不再穩定。關於清代中後期楊柳青鎮的混亂局勢，文人林昌彝曾在《楊柳青避寇》中寫道：“楊柳青人家兩岸羅雪屏，司關小吏如蝗螟，洋菸吐納聞臊腥。滄州城門血為醴，流離萬室愁伶仃。一婦抱子逃駉駉，我救其子哀三齡。其母投水如蜻蜓，舉足一躍歸河靈”，這一紀實性的文字記載，深刻的描述了戰亂期間普通百姓的苦難以及對民生造成的巨大危害。
雖然清末的戰亂對楊柳青鎮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在光緒末、宣統年間興起的“新政”改革中，楊柳青也被捲入了近代化的的浪潮，成為了重要的鐵路交通樞紐，從而又帶動了新一輪的崛起與發展。宣統二年（1910年）郵傳部奏“津浦鐵路定線設站，略稱津浦全路南迤滬、寧，越長江以資銜接，北通京奉，即在新站合軌，將來江浙各路輸運北省及東北各路輸送南省皆以此路為樞紐至天津總站，則由新開河起點與京奉合站，就堤頭渡北河繞道小北圩門，直趨楊柳青，再渡運河至良王莊以接南行之路，所有津郡商貨由城廂往者仍至京奉新站，由租界往者仍至京奉老站，均能裝載津浦車輛，可控馭全路，使貿易日增”，津浦鐵路從1908年興工，至1912年全線通車，北至天津總站，南至南京浦口，全長1000餘公里，不但加快了天津等地商貨的轉運速度，而且使楊柳青等處的年畫、豆餅、鑄造品、雜貨等迅速銷往全國各地，甚至南亞、東南亞地區，形成了一種附加值高、影響力大、集約化經營的特色品牌。
清代楊柳青經濟的發展與交通方式的變遷、政治局勢的變革、近代化的影響等因素密不可分。在傳統經濟形勢下，楊柳青依賴便利的運河交通，吸引了南來北往的商人與商貨，加上本地商人的開拓精神，所以成為了京杭大運河沿岸重要的商業市鎮。經濟的發展不但使楊柳青鎮店鋪林立、商貨雲集、人口輻輳，而且也使當地的民俗與文化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楊柳青小志》載“楊柳青夾居兩河間，得其流通暢豁之氣，而活潑流動以為性，至其言語聲音，亦隨之多曲折而明亮，商業之獲也豐，故其用之也奢，奢華則輕財，輕財則不吝，於義舉不難於慈善……惟趨商謀利之風既興，讀書文學之道遂改，科舉廢而學校興，尤一致同歸於利途，而高尚之士人風化，早已無形消歇矣”，正是商業與經濟的發展，才引起了傳統文化的變革，使近代化的重商因素逐漸滲入地方社會的風俗之中。清末黃河北徙、運河斷流、戰亂頻起對運河流域城鎮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但是與張秋、臨清、聊城等城市的一蹶不振相比，楊柳青藉助於近代鐵路交通方式的興起，充分發揮本地域的特色產品優勢，又再次實現了崛起與發展，順利實現了從傳統運河漕運到近代鐵路運輸的轉型。
清人詩歌中的楊柳青與運河文化
清代京杭大運河沿線不但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商貿、物流中心，而且也是文化中心、信息中心、民俗中心。當時沿著大運河南來北往的不但有商船、民船、鹽船，而且還有入京趕考的舉子、赴任的官員、遊覽的文人墨客等，這些作為掌握較多文化知識，視野面開闊的社會上層人員，不但在運河行進中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為以文字與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且往往集結成冊出版，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楊柳青作為京杭大運河沿線與京畿腹地的重鎮，加之景色優美，更成為了傳統知識分子抒發感慨的地方，這些感想既包括對當地景色、市鎮、商業等的描述，也帶有作者借景抒情，以物顯志的意味，充分體現了古人那種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思想與境界。
清初楊柳青受明末戰亂的影響，呈現出一派蕭條沒落之相，時人劉正宗在《宿楊柳青》中寫道：“青青楊柳岸，茲地舊為名。亂後人初集，霜前杵自鳴。繁星隨櫓定，遠浪入雲平。搖落橋邊色，空傷旅客情”，在詩中，作者主要表達了一種孤寂、淒涼的遊子之情，人初集、霜夜、繁星、船櫓、浪花等景色都帶有一種單調、蕭條的意味，正好與作者的心情相適合。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楊柳青人口增多、商業繁榮，相關的詩歌也體現了這些現實，如李調元的《楊柳青》雲：“管絃隨畫舫，曲折逐郵亭。天雨蔚藍碧，人煙楊柳青。煙深村不辨，雨過市微腥。此地魚蝦賤，誰為倒醁醹”而《楊柳青小歌》中寫道：“記取當年舊驛亭，獨流流水送吳舲。清風三尺絲千縷，又見芳津楊柳青”，另一詩《舟過楊柳青有作》亦道“天津橋南酒初醒，輕帆已抵楊柳青。夕陽未落月已上，市風捲出魚蝦腥。河流之字凡百折，漕船銜尾催嚴程。是時晚涼襲衣袂，汀花岸草生微馨。水鳥掠船有野趣，浦雲過江無滯形”，這三首詩都為寫景之作，第一首單純寫景，雨後的市鎮既空氣清新，天空明淨，同時又有濃濃的炊煙使村落深遠莫辨，從而帶有一種朦朧之美。第二首為憶古思今之情，作者過去與現在均經過楊柳青，但是景色與心情卻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首則反映了作者現實的感想，酒醉初醒、輕帆、夕陽、市鎮、魚蝦、漕船、汀花、水鳥、浦雲，眾多的景物出現在同一首詩中，不但不顯雜亂，反而把作者的心情、運河的風物、市鎮的特徵錯落有致的表達了出來，以情寓景，情景交融，顯得非常的形象與生動。 另外楊柳青作為南北交通樞紐，有渡口、驛站，這些設施往往是客人停留，送別親人、故友的地方，所以關於離開之情的詩歌也比較多。如乾隆年間歷任禮、工、戶、兵、吏五部尚書的彭元瑞在《寒食過楊柳青》中吟道：“春光已作寒食節，客路始逢楊柳青。地腳漸南衣覺重，潮頭近海氣多腥。傷心時物烏銜紙，望遠程塗鳥刷翎。不見野棠花似雪，何年窀穸妥先靈”。嘉慶時福建按察使李賡芸在夜泊楊柳青時也寫道“夜泊問何處，地名楊柳青。銷魂南北驛，分手短長亭。濃露滴疏草，空江搖亂星。臨船一枝笛，哀怨不堪聽”。這兩首詩均表達了作者做客他鄉，異地遠遊的悽清、傷感之情，遠離故里，沒有親人的傾聽與交流，所以只能把濃濃的感情寄託於野棠、長亭、疏草、空江這些景物之上，雖明為寫景，實為抒情。
清代關於楊柳青的詩歌，多以寫景為主，主要描繪了運河城鎮的風物，表達了作者當時的心理感想。這些文學作品的創作背景與傳播是與京杭運河分不開的，正是因為便利的交通運輸，才使大量的人員得以在這些運河城鎮停留、駐足、抒發感想，才得以留下這些文字性的記載，才為我們提供了觀察運河、瞭解運河、研究運河的寶貴資料。
結語
清代京杭大運河沿線作為全國重要的經濟區、文化區、商貿區、物流區，連接了華北、華東、江南三大經濟帶，貫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促進了燕趙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中原文化、淮河流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刺激了諸如天津、德州、臨清、聊城、徐州、淮安、張秋、楊柳青、泊頭等城市與城鎮的興起與發展，使這些市鎮成為了集漕運碼頭、交通樞紐、商貿要地、文化名城於一身的重要運河節點，這些城鎮的崛起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依靠運河便利的水運交通及國家漕運政策，迅速實現了飛越式的發展，並在這種穩定的環境中延續繁榮了數百年。這種長時段與持久性的發展，既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綜合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楊柳青等城鎮具有調節自身經濟結構，適應時代發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區域社會秩序平衡與穩定的功能。
綜合來看，楊柳青的發展軌跡既與張秋鎮、盛澤鎮、南陽鎮、泊頭鎮存在著一定的類似之處，同時也有自己的特點。元、明兩朝，楊柳青雖距離運河重鎮天津較近，但其經濟並不是很發達，只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小鎮。主要原因有三點：首先，明代是天津逐步發展的階段，尚沒有達到鼎盛時期，所以其輻射力有限，楊柳青、楊村、獨流等鎮並沒有商業發展的優勢與便利條件。其次，明代的楊柳青河工要地的性質比較明顯，但是其人口數量不多，尚沒有建立起適合大量人群與商貨聚集的碼頭與市場，本地民眾的經商意識還不是很強，所以缺乏快速發展的條件。最後，明代楊柳青商品種類單調，其具有優勢的年畫、鑄造、雜貨也多在清代發展與達到高峰，在明代還沒有形成規模與產業化經營。而楊柳青在清代的發展則經歷了以下階段，清初至乾隆年間是楊柳青經濟恢復與發展的階段；乾隆至咸豐年間是其興盛與繁榮的階段；咸豐至光緒末年是其在挫折中曲折前行的階段；宣統年間是楊柳青利用近代鐵路運輸重新振興的階段。
楊柳青作為明清運河沿線的重要城鎮，其特徵不僅體現在河工樞紐、漕運碼頭、商貿重地等幾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其保留的運河文化與遺產，其中最能體現楊柳青傳統風俗的就是南運河文化風俗區，年畫文化、宗教文化、城鄉文化、民俗文化，這些文化與古鎮相得益彰，展現了楊柳青獨特的人文魅力，具有極高的旅遊價值與學術研究價值。
文章摘自：《聊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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