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大槐樹”，銘記“老鸛窩”

——億萬中國人的血脈密碼和移民情結

“昔日從戎驅韃虜，今朝屯田太行東。洪洞分支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風。古崗植槐三五株，銘記晉中父老情。臥雪傳說流千古，後昆霞蔚賽勁松。”

這是山東省菏澤市牡丹區高莊鎮袁堌堆行政村袁家祠堂牆碑上刻有的，明洪武二年（1369年）袁公正題寫的《望槐思鄉詩》。袁公正，字成甫，曾隨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戰，屢建戰功，官拜鎮威將軍。明初移民墾荒，袁公正主動報名，舉家從洪洞遷至山東省曹縣黃崗集落戶。當時很受朱元璋欣賞，親賜一塊“袁氏題名玉碑”，還給他提升了三級頭銜。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約20公里處的關王廟北土崗上安下家來，取名“袁家固堆”。

“遷民往事憶當年，拄杖穿雲窗夕煙。嘉木扶疏堪紀念，猶留經塔聳巍然。”這是山西省洪洞縣大槐樹遺址牌坊上的4首懷古詩之一。

清朝末年，有個叫景大啟的為官曹州府（今山東菏澤）觀城廳典史。當地土民聽說他是洪洞人，像遠嫁的女兒見了孃家人一般，格外親熱，有些人還翻出族譜給他看，說祖上本也是洪洞人。景大啟很受感動，就和另一個在山東做官的洪洞人劉子林相商，民國二年（1913年），募資修復古大槐樹遺址，在大槐樹旁建了碑亭、牌坊，並編撰《古大槐樹志》，石印流佈。景大啟為大槐樹研究創始者。

山西“洪洞”縣對於中國百姓來說，可謂家喻戶曉，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謂婦孺皆知。一個小小的縣名，何以有這麼高的知名度？這大概是因為：一是洪洞隨“蘇三起解”的傳唱而揚名。二是隨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廣泛記憶。

近日，去山西洪洞縣尋根問祖，一進大槐樹公園，看到一個由中國工藝美術學院原院長、著名書畫家張仃老先生題寫的大大的隸體“根”字，字體蒼勁有力，穩健端莊，隱含象形，寓意深邃。飽含著濃濃的桑梓之情，悠悠的思鄉之意，道盡了凝結于歸鄉遊子胸懷間那種複雜的故園家國情懷。

“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一顆普通的槐樹，連接了億萬中國人的家園情結。在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關於“大槐樹移民”的傳說，數百年來，口耳相傳，流傳至今。

……

那棵萬民縈懷的“古大槐樹”，巍然挺立在今山西洪洞縣城北約一公里處，滔滔汾河的東岸，相傳始植於漢代，故名“漢槐”。唐太宗李世民坐天下第三年，在距大槐樹不遠處修建了一所廣濟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人濟濟，香火很盛。有一種鳥，名叫“鸛”，形似鶴亦像鷺，覓食魚蚌，夜棲河邊樹。大槐樹遂成為汾河灘上鸛鳥的天然良居，紛紛搶佔樹杈，構巢壘窩。

“山西有個大槐樹，把天磨得咯吱吱，西安有個鐘鼓樓，半截插到天裡頭。”史書記載的“古大槐樹”是很大的，那時的樹圍形容為“七庹零一媳婦”（庹：tuo,古代一種約略計算長度的單位，以成人兩臂左右伸直的長度為標準，約合五市尺，也就是男一庹為五尺，女一庹為四尺五寸）”，可見大槐樹足有七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手手相連合圍。

目前，在大槐樹公園我們能夠看到的就是由第一代古大槐樹滋生的第二代大槐樹，距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由二代大槐樹同根滋生的第三代大槐樹也有近百年的歷史，當年移民告別故土時，無不把大槐樹當作家鄉的象徵，遷入新地後，紛紛在庭院種植槐樹，並懸掛一個吉祥物以祈求故土的保佑，寄託對故土的思戀。

洪洞大槐樹移民，是中國自古以來規模最大、移民人數最多的移民事件。

據史料記載，移民人數超過150萬，約佔全國的四分之一。所以說，現在全世界華人，有四分之一的人的祖先都是從洪洞大槐樹走出的。洪洞大槐樹移民，發生在明朝。移民集中在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樂十五年（1417年），前後移民18次，持續50餘年。移民主要去向為：河南、河北、山東、安徽四個省份，分佈遍及大半個中國。據統計，從大槐樹移出的姓氏達881餘個，所以常見的姓氏都有涉及。

物換星移，滄海桑田。在六百餘年的歷史變遷中，如今洪洞大槐樹移民後裔已遍及神州大地，二千餘個縣(市)以及香港、臺灣、澳門及海外許多地區。

在我國許多地方，特別是冀魯豫晉，有一個傳統習慣，就是人們世世代代都把大愧樹視作一種吉祥樹，把它植在庭院裡，植在大門口和大街上。槐樹長大後，特別是那些古老的槐樹，便被人們視為神樹。人們在樹上拴上“靈運”、“保佑”、“祈禱”之類的小牌或彩布條，虔誠地供奉它、崇拜它。有了枯葉敗枝，人們不肯去動它，更不肯砍伐它。這是一種大槐樹情結和大槐樹文化。

據《洪洞縣誌》記載：當時人們因不願離開故土，有的緊緊拉住親人的手。有的緊緊抓住槐樹枝，死死不放，有的折下一枝槐樹枝當做紀念。大槐樹下，生死離別的人們呼天不應，喊地不靈。他們手拉象徵故土的槐樹枝，戀戀不捨，他們把槐枝帶到新遷居的地方，為懷念故土，便開始栽種槐樹。他們栽種的是樹，但更是一種精神寄託，是一種移民文化和大槐樹情結。

經過幾代，十幾代，人們大多數都不知先祖被遷自何村何地，但大家都知道：洪洞老鴰窩是我老家，大槐樹是我的故鄉。這一點誰也沒有忘記。這種移民文化現象和大槐樹情結的淵藪就是當年移民離開大槐樹時銘刻在心的情景。

幾百年來，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創造了燦爛的移民文化，形成移民後裔深深的大槐樹情結。

本人熱心民俗文化，經過6年收集整理和分門別類，現將有關大槐樹移民的系列資料陳列給方家，懇請寶貴意見。

洪洞大槐樹移民系列資料大全（目錄）

1、歷史背景

黃河氾濫

戰亂不斷

2、移民傳說

3、移民原因

4、永樂移民

5、太平山西

6、移民始發地

7、移民目的

8、移民方法

9、移民過程

10、移民次數

11、移民分佈

河南地區分佈

山東地區的分佈

京、冀、津地區的分佈

皖、蘇、鄂、湘地區

陝甘寧地區分佈

12、移民姓氏

13、移民意義

14、社會影響

15、社會評價

16、移民典故

解手

背手

連手

小拇趾兩半

“思鄉鳥”傳說

折槐枝與供神樹風俗

送盤纏

17、其他移民

棗強大移民

湖廣填四川

走西口和闖關東

“小云南”移民

四川移民

歷史背景

1. 黃河氾濫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這曲《 醉太平小令 》說的是元末官逼民反的事。

元朝統治中國雖然只有98年，但是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卻是其他朝代所難以比擬的。那時候黃河兩岸就流傳著這樣一句歌謠：“石頭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元朝時的黃河曾有20多年不打口子，任其氾濫自流，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淪為沼澤。人們被大水攆得東奔西逃，無處安生，不少地方人煙絕跡，黃水過後屍陳遍野，村舍變為廢墟，良田淤成沙灘，所剩無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染黃泉。

據《元史·王行志》載：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氾濫成災。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處決口，人民遊移45.8萬戶。燕、趙、齊、魯及蘇北、皖北、一片荒涼。同年五月，濟寧、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百、臨穎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至正八年正月河決濟寧路。23年七月河決東市、壽張、沒城牆、漂屋廬、溺眾生。26年2月黃河北徙，上至東明、曹州、濮陽，下及濟寧皆受其害。濟寧路肥城西黃河氾濫，漂沒民居，百有餘裡，德州、齊河70餘里亦如之。由於當時黃河、淮河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淹沒州城、村寨甚多，漂沒民居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

2. 戰亂不斷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大規模地移民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歷史原因的，這自然要從元末年間的歷史談起。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政府橫徵暴斂，百姓苦不堪言。持續17年的元末農民戰爭主戰場在黃河下游、黃淮平原一帶，使山東地區“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樂陵一縣，僅剩 400 餘戶；濰縣之族姓，惟存李、金二姓……連當朝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認：“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居民鮮少。”

同時靖難之役後，永樂帝打勝進入南京，由於河北一帶連年戰爭，人民被殺傷擄掠，伕役差徭，折騰的百姓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在河北這塊大平原上赤地千里，沒有人煙。永樂登基後開始辦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建設北京城，備日後遷都；第二件是往北京附近這片無人耕種的土地上大量移民。派十萬人馬督押移民的事情，下令把山西的眾多百姓移到河北及其它人少的地區來。

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只有98年，到了元代末年，由於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治，僅至正元年（ 1341），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發生了百餘次人民反元起義，以後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臺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潁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第二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後十餘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元軍決戰於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民紛紛響應，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民軍決戰，攻城略地，擄掠殺人，幹盡了殘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脫脫傳》），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帖木兒部與農民軍戰，“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元史順帝本紀》），後來元軍正規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民起義軍鎮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民作戰，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陝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陝、魯和兩淮，終於把紅巾軍鎮壓下去。在這些戰鬥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時被殺的僅餘有十八家。（《明在祖實錄》卷五）溫縣牛窪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後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束。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據《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氾濫，“至正元年，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衝東西二關，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餘家，溺死者無算。三年二月，鞏昌寧遠、伏羌、成紀三縣，山崩水湧，溺死者無算。五月黃河決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潁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餘，永平路禾稼廬舍漂沒甚眾。東平路東阿、陽穀、汶上、平陰四縣，衙州西安縣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氾濫。七年五月黃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六月己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餘，漂沒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膠州大水。七月，高密縣大水。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監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夏秋，蘄州大水傷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餘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縣大水。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溺死三百餘人。秋，薊州大水……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秋，薊州縣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眾。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懷慶路孟州、河內、武陟縣水。七月，益都路霆光縣、膠州高密縣水。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疔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許。漂東關居民數百家秋七月薊州四縣、衛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裡，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特別是河南地區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氾濫。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順帝本紀》）當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連年饑饉，民不聊生。”（《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區不但水患嚴重，大蝗災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計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順帝本紀》）中原地區從元統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飢。十八年“京師大飢，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飢，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於河南、山東、河北、陝西以及南方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元史.順帝本紀》）就是到了明朝，由於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並者六十”。（《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3000戶的30餘州降為縣。（《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四）

移民傳說

“胡大海復仇”的故事：說元朝末年的一天，河南地區來了一個乞丐，身材高大，衣衫不整，右手拄著一根打狗棍，左胳膊挎著一個討飯的籃子，挨門乞討。人們看他這般壯實，不去幹活謀生，卻要討飯餬口，辱罵他一通，轟了出去。乞丐飢餓難忍，又遭羞辱，暗自發誓：有朝一日定要報此奇恥大辱!這個落魄的乞丐便是胡大海。

不久，紅巾軍揭竿而起，樹起反元大旗。胡大海投靠到朱元璋麾下，當兵吃糧。他臂力過人，打仗勇猛，積功升到大將軍。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設宴大賞功臣，各位開國元勳都領了賞，謝了恩，一個個退朝。唯那胡大海特別，不論皇上賞賜什麼，都搖頭不語。朱元璋覺得奇怪，問他想要什麼，胡大海就把他從前在河南的遭遇說了，乞請皇上開恩，允他去報仇雪恨，別的賞賜都不要了。朱元璋犯難了，準他吧，他沒準兒會把河南人殺光；欲待不允，他是開國元勳，面子上又過不去，躊躇再三，最後說：“這樣吧，朕允了你，但只准一箭之地。”吩咐侍衛給他御箭一支，胡大海接了，謝恩退下。

報仇心切的胡大海帶著手下人馬，殺氣騰騰直奔河南而去。

剛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大雁飛來，胡大海大喜，拉開雕弓似滿月，飛箭離弦如流星，正中最後一隻雁的後尾，那隻中箭的雁折頭向北飛去，胡大海麾兵一路殺去，只殺得天昏地暗，屍積如山。那隻受傷的大雁帶著箭飛過河南，又飛向山東，胡大海也一路殺到山東。

待朱元璋知道事情真相，一切都晚了。河南、山東一帶，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朱元璋只得從山西洪洞大槐樹遷來一批又一批人。

胡大海確有其人，他的傳記就在《明史》卷一三三。但是，這個傳說卻是鄉老們的口頭創作，不曾真有那麼回事。從他的畫像來看，長得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但《明史?胡大海傳》說胡大海勇武過人，卻又是一位仁義之人，常對人講，他是一介武夫，不懂得書本上的大道理，只知道三件事而已：不亂殺人，不搶掠婦女，不燒房屋。不知為何，到了鄉老那兒，竟成了了個睚眥必報的屠夫。

移民原因

元朝末年，朝廷連年對外用兵，對內實行民族壓迫。受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加之黃淮流域水災不斷，饑荒頻繁，民不聊生。各地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元朝的暴政。戰爭連綿不斷，加上各種災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到了明朝初年，中國許多地方，特別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區呈現著田地荒蕪、人煙斷絕的淒涼景象。

而這時候的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相對顯得安定，風調雨順，連年豐收，較之於相鄰諸省，山西經濟繁榮，人丁興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難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區。

明朝推翻了元朝之後，為了鞏固新的政權，發展經濟，增強國力。朱元璋根據當時國家的現實狀況作出了一個大的決策——“移民屯田，開墾荒地”。

永樂移民

明朝建立後，各地官吏紛紛嚮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於是採納了萄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皋（《明史.食貸志》），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路決策（《明太祖實錄》），一場大規模的歷經數朝歷史50餘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業生產剛剛有所恢復，又發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爭又加劇了中原地區的荒涼局面，為此仍又有永樂遷民之舉。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採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政府軍反覆拉鋸作戰，進行了四年的戰爭，這就是中原地區盛傳的所謂“燕王掃北”。當時一部分地區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拒抗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恢復生產的願望。

靖難之役

根據《明史》記載，燕軍在戰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明史.恭閔帝本紀》）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仗，燕王“乘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明史.成祖本紀》）中原地區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後，對忠於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遣漏，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當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誼會”的把抵抗，燕王無標轉路攻取南京，後燕王把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寨村光緒四十年寫的《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兵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因此，“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荒涼局勢，民非殺即逃，這也是永樂移民的又一原因。

太平山西

當元末中原地區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的兵亂及各種災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也沒有發生大的水旱蟲災，風調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鍾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垌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於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連朱元璋也認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從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鄭州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20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侍郎劉九皋又奏請遷移山西之民以實中原，終於得到了朱元璋的認可。於是拉開了—場轟轟烈烈移民活動的序幕。

移民始發地

600年前，老祖宗們看到的大槐樹，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當時他們看到的也就是現在洪洞大槐樹景區裡的那個水泥雕塑大槐樹（這棵大槐樹也稱之為第一代大槐樹，相傳漢朝的時候就已經栽植，明朝移民的時候，已經近1000年的樹齡），雕塑大槐樹是依照記載，按照1：1的比例進行復原的。

洪洞大槐樹總共移民超過150萬以上，很多人不解，一個小小的洪洞縣，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其實，這是對移民的誤解，從政史資料記載遷山西平陽之民卻有數處。洪洞縣是平陽府人口最多的縣份，洪洞縣是遷民重點應是無疑問的。而且洪洞縣地處交通要道，北通幽燕、東接齊魯、南達秦蜀、西臨河隴，洪洞縣北關的廣濟寺又是唐宋以來的驛站。大槐樹只是當時移民的一個集合點。根據民國《洪洞縣誌·卷七·輿地志》記載：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洪武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說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走的，實際上遠遠不止如此。根據《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辦法進行移民。這個範圍是相當大的，包括現在的晉中、晉南、呂梁和晉東南等地區。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區劃，所謂太原指太原府，轄6個州20個縣；平陽即平陽府，轄6個州29個縣；澤是澤州，為省直隸州，轄4個縣；遼是遼州，省直隸州，轄2縣；沁指沁州，省直隸州，轄2縣；潞是潞州，省直隸州，轄6縣；汾指汾州，省直隸州，轄3縣。這樣，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個縣。在當時關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條件下，這麼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沒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於洪洞大槐樹下是當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在後來的歷史上影響特別大，移民後裔們自然也就樂於認同這樣一個出發地了。

移民目的

明朝統治者為了恢復生產，制定了移民墾荒為中心的振興農業的措施，決計把農民從狹鄉移到寬鄉，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廣人稀的地方。至此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延續五十年的遷民活動。

移民方法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驟大體有遣返、軍屯、商屯、民屯等幾種。更多的還是採用招誘、徵派的強迫的辦法。再說中原地方好，幾年不納糧，誰也不願遷去，只好制定徙民條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遷徙。

並規定凡移民者都必須到洪洞縣的廣濟寺辦理遷移手續，領取“憑照川資，”然後從這裡出發，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監護下，分別遷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間傳說的那樣採用誘騙形式。官方預先張貼告示：除廣濟寺大槐樹底下的人不遷，所有地方的人都遷，也有的傳說限定某日凡願遷者都到大槐樹下報道，不願遷者也必須到那裡向官府央情。結果，當成千上萬的民眾齊聚在大槐樹下的時候，官府出其不意，調集大批官兵，一舉將大槐樹下團團包圍，所到之人不論男奴老幼，一個不留全部遷移。凡不從者便繩捆索綁，一串一串連接起來，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從。那些留在家裡的老弱病殘，聞訊後趕來。自然是“爺孃妻子奔走相送、牽衣頓足、攔路哭喊"的情景了。

移民過程

明朝大移民主要是從山西和江浙一帶往中原地區移民。從各種歷史資料上證實，明朝大移民最早開始於洪武三年直至永樂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間十次；永樂年間八次。十八個省，五百個縣。八百八十一姓。

據《中國通史·明·》記載：朱元璋為解決寬鄉勞力不足，狹鄉缺少土地的矛盾，從1307年開始移民墾田。他下令遷蘇、松、嘉、湖、杭無田農民四千餘戶去臨濠（安徽懷遠、定遠、鳳陽、嘉山境內），徙江南民四十萬於鳳陽，遷山西澤（山西晉城）、潞（山西長治）二州無田農民於河北、山東、河南一帶。凡移民墾田，都有朝廷撥發路費，耕牛和籽種，免稅三年。

移民次數

關於移民的次數，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經學者們的反覆考證，洪武、永樂兩朝共有17次。簡單的情況是：

洪武六年（1373年），從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鳳陽墾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從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鳳陽墾荒。因為是冬天，政府發給移民過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從山西招募2.4萬戶百姓從軍，後又都復員為老百姓，就地安置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從山西的澤州、潞州，挑選“田少丁多”或無田之家，遷往彰德、正定、臨清、歸德、太康等地墾種。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116戶自願外遷屯田，戶部給予獎勵，讓他們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後軍都督朱榮向朝廷報告：由山西遷居到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給他們2.6萬頃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後軍都督府僉事李恪等遷移山西百姓，到彰德、衛輝、歸德、臨清、東昌等地栽桑種棗，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與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從軍，共設16個衛所。大約是平陽府選了9衛，太原、遼、沁、汾選了7衛，每衛5600人，共有9萬餘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後軍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戶，分別遷至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往塞北築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戶部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遷至北平各府、州、縣。

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從以上地區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縣吏李懋等214戶人願到北京為民，戶部給他們發了安家費。

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戶部從山西的平陽、澤、潞及山東的登、萊等州，招募了5000戶到北京的上林苑監，牧養栽種。

永樂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向朝廷申請到北京、廣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宮等府州縣為民，開荒種地，依律交稅，得到政府的獎勵和資助。

綜上所述，明初從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樂十五年（1417年），近半個世紀中，從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數百戶，甚至上萬戶，前後人數達到100萬以上。回顧中國歷史上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漢代僅限於屯墾戍邊，並沒有形成全國規模；三國割據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墾興盛，但安史之亂以後廢弛；宋代重文輕武，屯田時盛時衰；元代全國興屯，但很快天下大亂。所以說，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官方移民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移民分佈

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陝、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百年間，峰迴路轉，這些地方的移民後裔，又輾轉遷到雲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臺等地。解放前的“下南洋”，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探親、定居，到現在，大槐樹的後人已經是遍佈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根據《明史》、《明實錄》、《日知錄之餘》等正史及筆記史料的記載，統計出洪洞大槐樹移民分佈在全國30個省市，涉及2217個縣市。

其中河南123個縣市，北京、天津、河北142個縣市，山東109個縣市，山西104個縣市，江蘇、安徽、湖北、湖南316個縣市，陝西、甘肅、寧夏182個縣市，黑龍江、吉林、遼寧171個縣市，浙江、福建、江西227個縣市，廣東、廣西、貴州248個縣市，四川、內蒙古、青海274個縣市，雲南、西藏、新疆210個縣市，海南、臺灣111個縣市。

洪洞大槐樹移民在河南地區的分佈詳情

河南省簡稱豫，地處黃河中下游、華中地區，向有“中原”、“中州”之稱，元屬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明置河南布政使司，轄八府，一直隸州，十一屬州，九十六縣。(《明史?地理志》)元朝末年，河南是兵荒天災的重點地區，明初該地區土地荒蕪，人口稀少，到處都是一片殘景，朱元璋說：“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又說：“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據成化版載，洪武年間，在河南所轄十府十二州八十八縣中，有十三個州縣，戶數都在一千零一戶之下。山西與河南鄰近，河南地廣人稀，山西地狹人眾，河南自然是山西移民的重點地區之一。據歷史文獻記載，洪洞大槐樹移民遷於彰德府、懷慶府、開封府、衛輝府、大名府、歸德府者居多，其它河南府、汝寧府、南陽府也不少。自山西往河南移民的次數也為最多，主要為洪武年間所遷，其次為永樂年間所遷。從時間上看，早在洪武二年就有向河南的移民，民國二十四年李敏纂修的《汲縣誌?大事記》裡說：“士人傳聞則以為洪武二年(移民)”。汲縣《李氏族譜》亦載：“盛，明洪武二年自山西澤州府鳳臺縣頭村遷汲。”民國二十二年《孟縣誌-大事記》載：“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於河北，而遷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從《明史》、《明實錄》的記載看，洪武年間，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次移民，永樂年間元年八月一次移民，共四次大批的往河南地區移民。至於小批的則有鹿邑縣《劉氏家譜》載：“始祖原籍山西省洪洞縣棗林莊，明洪武二十年遷至河南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二十五里褚固堆村。”偃師縣遊殿村道光年間《滑氏家譜》載：“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洪武六年由山西遷徙而來，至今四百餘載。”洛寧縣城關餘慶村乾隆九年《全翁李公墓誌銘》記載：“追溯古籍，洪洞縣其桑梓焉，前明太祖三年十月 詔遷豫。”洛陽市馬營村《李氏墓碑》記載：“公生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村人也，至洪武三年遷居河西馬營村”。輝縣穆營村《穆氏家譜》載：“穆氏於明永樂年間自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穆家營。”溫縣招賢村《牛氏家譜》記載：“始祖牛鵬於永樂四年由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溫。”舞陽縣王樓村咸豐四年《王氏祖碑》載：“祖原籍山西洪洞大槐樹，自明初遷民，有詔兄弟三人，各挈銅佛相居於此，建修樓房，因名村日三樓。”以上家譜、碑文對明朝洪洞移民始祖遷往何地作了詳盡的記載。

據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王興亞教授《明初山西民到河南考述》一文所載，山西洪洞移民分佈大名府所屬諸縣：清豐、南樂、內黃、濮陽、滑、浚、長垣等縣。衛輝府所屬諸縣：汲、怍城、新鄉、獲嘉、淇縣、輝縣。懷慶府所屬：河內、修武、濟源、溫、孟縣。開封府所屬六州，三十六縣，包括後來的歸德府、南陽府所屬諸縣。民國版《新安縣誌?民族》記載：“新安率為漢族，其氏族之由來，鹹雲遷自山西洪洞。一有譜牒足證者，如：橫山呂：洪武初由洪洞遷入新安；蘆院裴：山西聞喜遷新安蘆院。回龍山(俗名寺坡山)張：……於恭帝末遷山西晉陽洪洞，六世孫琮，於明永樂初隨文恕遷洛陽}廛河裡，清初遷於新安。克昌邵：系明永樂由洪洞遷新安。辛莊孫：洪武初孫廷，由洪洞遷新安。城內許：洪武初許啟倫由洪洞遷新安。橫溝常：洪武初常福由洪洞遷新安。侯溝侯：先由雲南遷洪洞，洪武初由洪洞遷新安。北關龔：洪武初龔大郎由山西夷山遷新安。邱溝邱：其先山西翼城人，元末邱德仲始遷新安。王莊王：南宋時由山西洪洞遷往河南新安下石井，洪武初王十二始徙王莊。韋莊翟：洪武初翟宗南自洪洞遷新安。廟頭鄧：洪武初鄧奈由洪洞遷新安。城西街郭：洪武初郭奈由洪洞遷新安。東陽鎮蘭：洪武初蘭錦由洪洞遷新安。石寺劉：洪武元年劉義從洪洞遷新安。石寺柳：洪武初柳旺由洪洞遷新安。石寺賈：賈政元末由洪洞遷澠池，洪武初遷新安。石井街：洪武二年於大公由洪洞遷新安。石井徐：洪武二年同于姓由洪洞遷新安時為姻親。石井趙：系出宋某節度使後，元末由山西垣曲大趙村遷澠池石門即今之趙溝，又徙新安。羊義張：張聰於明初山西聞喜遷新安。高平寨郭：洪武初由洪洞遷邑西之南莊，明末郭三光徙高平寨。火蟲驛王：洪武中王興由山西洪洞遷新安。灘子溝介：元末介老八由山西介休遷灘子溝。西關董：洪武初由山西高平遷芮城後徙新安。駱嶺李：洪武初由洪洞遷新安駱嶺又遷慄園。車箱馬：洪武初由洪洞遷羅家河，又徙濟遠之毛田，後徙新安鹽倉，又徙車箱溝。流水溝馮：明初馮自勉兄弟三人由洪洞遷新安。王嶺王：明初由洪洞遷新安。鄭坡鄭：鄭春於明初由洪洞遷新安。鐵門張：明初由洪洞遷偃師，清乾隆中遷魯山，繼遷洛陽，又遷新安。餘村餘：明洪武初餘萬成，由山西洪洞遷縣西克昌南之餘村。民國版《修武縣志?遷民表》記載：修武縣統計從洪洞遷民的有趙氏四戶。李氏八戶、吳氏三戶、王氏九戶、馮氏四戶、陳氏三戶、蔣氏三戶、楊氏一戶、秦氏三戶、許氏一戶、姬氏一戶、張氏八戶、史氏三戶、曹氏一戶、陶氏一戶、馬氏一戶、柳氏一戶、常氏一戶、傅氏一戶、黃氏一戶、龐氏一戶、董氏一戶、梁氏一戶、郭氏一戶、林氏二戶、徐氏一戶、邱氏一戶、盧氏一戶、丁氏一戶、石氏一戶、靳氏一戶、焦氏一戶、谷氏一戶、武氏一戶、劉氏四戶、柴氏二戶、牛氏一戶，共80戶、38姓，分佈於80餘個村莊，共60戶有家譜明確記載遷民始祖姓名，其餘為祖輩相傳。僅有張姓一戶始祖張從乃宋理宗裡從洪洞縣遷入，劉姓一戶，始祖劉旺登乃清初從洪洞大槐樹遷入的，其餘均為明朝從洪洞遷去的。這些舊方誌確證了洪洞大槐樹移民在河南地區的分佈，並從事實上說明了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樹的集中移民。

《孟縣地名志》統計：“孟縣12個鄉鎮，有自然村395個，據調查從洪洞遷去者共有138村，佔總村數的34％，各鄉均有遷民，其它只寫明初山西遷來者未在統計內，僅明確記載從山西洪洞遷民者村莊：城關鎮60個自然村，西虢鄉35個自然村，槐樹鄉32個自然村，趙和鄉36個自然村，穀旦鄉59個自然村，南莊鄉25個自然村，城伯鄉29個自然村，化工鄉28個自然村，石莊鄉42個自然村，緱村鄉27個自然村，東小仇鄉25個自然村。”《濟源市地名志》中也記載：元末明初，二十多年戰亂，明洪武年間實行了移民政策，由山西洪洞等地遷來的移民，大部分是重建設村，另取村名，有48部家譜，72通石碑記載為山西洪洞遷民，全市現有453個自然村，明以前只保留下來130個，佔28％，其餘為移民所建村莊：濟水鎮2個自然村，亞橋鄉8個自然村，克井鄉4個自然村，五龍口鎮8個自然村，梨林鄉10個自然村，軹城鎮36個自然村，承留鄉11個自然村，思禮鄉13個自然村，坡頭鄉8個自然村，大峪鄉4個自然村，王屋鄉2個自然村，邵原鎮20個自然村，下冶鄉1個自然村，崇義鎮6個自然村，柏香鎮8個自然村，柴陵鎮2個自然村，西向鎮2個自然村，西萬鎮3個自然村，山王莊鄉3個自然村，城關鄉20個自然村，王召鄉7個自然村，木樓鄉6個自然村，渠溝鄉7個自然村，葛村鄉1個自然村，王曲鄉6個自然村，常平鄉6個自然村。”1992年版《靈寶縣誌?姓氏家族》記載：“靈寶姓氏來源有四：一是世代祖居，二是明初從山西省遷來，三是建國前由外地流落到靈寶定居，四是建國後因工作等關係來靈寶定居。這四種來源中，以一、二種來源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0％一80％以上。元末明初，由於戰火、災荒，山西省有數次人群大遷徙。靈寶民間流傳著：“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洪洞縣城北的賈村，明代有廣濟寺，寺旁有株漢代古槐，寺碑文載，明朝初年，從山西省遷往河南省等地的移民，都到這裡集合，從這裡出發，辦理遷移手續，領取‘憑照川資’。尹莊鎮小嶺村，賈姓家譜雲：‘賈姓於洪武之世隨徙民自洪洞縣小興莊大槐樹東南移。’城關鎮澗東村張姓家譜載：‘明初從洪洞縣葫蘆灘大槐樹遷來張如山、張如林(長子張如甘、次子張如棠居會興鎮)。1944年張家祠堂門聯為：“山西省河南省三代祖宗甘棠下；會興鎮虢略鎮始祖原郡葫蘆灘。”至今已傳23世。《沁陽市志?大事記》：洪武三年前後，遷山西洪洞一帶部分居民於河內。《沁陽市志?姓氏》元末明初，由於戰亂災荒，沁陽縣民死亡流離，境內人煙稀少，土地荒蕪。明洪武年間，遷徙山西洪洞等縣大批移民於沁安家落戶。今沁陽姓氏結構中，以洪洞遷民後裔之姓為主體，約佔全縣總戶數的80％以上。《輝縣市志?大事記》：洪武二年至永樂十四年，先後自山西洪洞等地多次向輝縣遷民。《輝縣市志?人口》：洪武二十四年15268口，永樂十年38497口，二十一年中增長1．5倍，乃是明洪武二年至永樂十四年，多次從山西洪洞等地往輝縣移民所致。在河南地區，新編地名錄，新纂地方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縣(市)中都有洪洞大槐樹移民分佈的明確記載。2001年大槐樹祭祖節期間，孟州市中村閃文太、桑坡村白炳祥、沁陽市水南關馬學義前來尋根祭祖，稱其閃、白、馬、拜、舟、丁、張、楊、買、艾等姓為回族，為洪洞大槐樹移民，並攜河陽中村以佐證。同時，鄢陵縣爨玉林也帶《爨氏族譜>來洪洞尋根祭祖。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從山西洪洞大規模往河南地區移民，已為上述眾多的家乘、地方誌、地名錄所證實，從河南的移民分佈情況看，主要以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為主，此乃和兩河流域的水災及元末農民起義的戰場相吻合。經筆者對河南地區家乘、地方誌及所收集的信函資料不完全統計，河南地區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主要分佈縣(市)：鄭州、滎陽、開封、平頂山、洛陽、焦作、鶴壁、杞縣、尉氏、新鄭、登封、蘭考、中牟、新密、鞏縣、新鄉、衛輝、封丘、獲嘉、溫縣、濟源、博愛、輝縣、原陽、武陟、孟縣、沁陽、修武、安陽、範縣、臺前、滑縣、浚縣、內黃、清豐、濮陽、長垣、湯陰、林州、商丘、永城、睢縣、寧陵、民權、周口、商水、扶溝、西華、太康、鄲城、項城、許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魯山、長葛、臨潁、葉縣、寶豐、陝縣、禹縣、駐馬店、確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陽、息縣、固始、泌陽、正陽、新縣、羅山、商城、南陽、方城、唐河、新野、鄧縣、淅川、南召、桐柏、鎮平、內鄉、西峽、三門峽、義馬、孟津、汝州、汝陽、欒川、靈寶、澠池、偃師、伊川、宜陽、洛寧、盧氏、新安、淇縣、嵩縣、郟縣、舞陽。

洪洞大槐樹移民在山東地區的分佈詳情

山東省簡稱魯，地處黃河下游，黃海、渤海之濱，元屬中書省，明置山東布政使司，轄六府，十五屬州，八十九縣。(《明史-地理志》)元末明初，山東地區人口與山西地區人口不相上下，而土地面積卻比山西大多了，由於元末戰亂及災荒，再加上朱元璋北伐，“靖難之役”的兩次戰爭，靖難之役，山東軍民抵抗燕軍最為頑強，山東參政鐵弦數敗燕軍于山東境內，民眾也多自發抵抗燕軍，南軍李景隆在德州、濟南地區與燕軍反覆拉鋸作戰，燕王勝後，對這些地區的民眾進行了殘酷的屠殺，造成山東地區“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所以山東地區是移民的重點地區，往山東的移民洪武、永樂朝較多。在《明史》、《明實錄》記載的18次移民中，往山東地區的移民記載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年十二月兩次，永樂元年八月，永樂五年五月兩次，共四次大批移民。但大量的家譜、碑文及地方誌記載永樂朝為多。主要遷往東昌府、濟南府、兗州府、菜州府、德州府的最多。據葉濤《移民·山東人·山東民俗》調查，在魯西南一帶，大約半數以上的村莊是明代建立的。

《滕縣縣誌資料》記載：滕縣人民政府地名辦公室於1980年對全縣1801個自然村作了全面的普查和考證，1983年11月東部山區8個公社劃出後，滕縣今存的1223個自然村地名檔案材料中，通過核計其立村年代為戰國以前的34個，漢代18個，隋代4上，唐代27個，宋代45個，元代45個，明代687個，清代365個，民國10個，建國後26個，無考據的4個。共1261條，其中明初立村較為集中，數量較歷代為多。以現存戶藏的425份族譜和碑文中，115份記載為明初遷入滕籍，225份明確記載為明洪武、永樂年間從山西洪洞縣(也有記載為平陽、臨汾的。按：明初平陽府治臨汾，轄洪洞，為同一地區)遷發來滕者，佔明代遷滕立村的50％。今全縣22個鄉鎮，經核查均有山西洪洞移民後裔之村莊，最少的1村(黨山鄉)，最多的25村(級索鎮)，一般鄉鎮約為10個村莊左右。從今滕縣自然村1223條檔案中，有碑譜確證為山西洪洞籍的225條，滕縣民間廣傳為“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這種說法雖不盡然，亦有它的來歷。以光緒三十三年《滕縣鄉土志·氏族》記載的滕縣門戶較大的望族十二姓，其中黃、張、王、侯、楊氏五族祖籍系山西洪洞縣，黃氏族譜具體到喜鵲村，遷滕紀年系明初洪武間，即說明這一點，同時也說明洪洞遷民來滕後發展的大戶族系所佔的比重是相當可觀的。滕縣史志辦徐文潮同志對滕縣碑、譜記載洪洞遷民的情況進行了統計，其中級索鎮劉溝村《劉氏族譜》，沒有記載遷滕年代；永豐鄉《劉氏族譜》，明初遷；泉上村《劉氏族譜》，明朝遷；前趙莊《趙氏族譜》，洪武二年遷；彭莊《趙氏族譜》，洪武年遷；韓莊，韓氏族譜》，洪武年遷；後楊崗《楊氏族譜》，洪武年遷；北楊樓《楊氏族譜》，洪武年遷；道溝《徐氏族譜》，洪武年遷；王波《王氏家譜》，洪武二年遷；子崖《王氏家譜》洪武年遷；郝屯《王氏家譜》，洪武年間遷；董莊《王氏家譜》，洪武年間遷；千佛閣《王氏家譜》，洪武年間遷；羊二莊《滿氏家譜》，明初遷；前潘樓《牛王廟碑銘》，明初遷；時莊《泰山廟碑記》，洪武年間遷；翟莊《翟氏族譜》，洪武年間遷；西宗莊《宗氏族譜》，明朝遷；前楊崗《馬氏家譜》，洪武年間遷；牛集《牛氏家譜》，洪武年間遷；姚莊《周氏家譜》，洪武年間遷。望冢鄉小劉莊《劉氏族譜》，明初遷；邱村《邱氏族譜》，明初遷；馬村《馬氏家譜》，洪武年間遷；刁村《刁氏祖碑》，明初遷；西謝莊《謝氏家譜》，洪武年間遷。姜屯鎮劉樓《劉氏家譜》，洪武二年遷；侯顏莊《侯氏族譜》，洪武年間遷；孫村《孫氏族譜》，洪武年間遷；大彥《孫氏家譜》，洪武年間遷；解莊《解氏祖碑》，洪武年間遷；滿園《滿氏族譜》，明初遷；戚莊《戚氏族譜》，元初遷；西馬場《馬氏族譜》洪武二年遷。大塢鎮吳樓《吳氏族譜》，洪武年間遷；戰河《戰氏族譜》，洪武元年遷。西崗鎮東莊《王氏家譜》，清康熙年間遷；杜莊《杜氏族譜》，正統五年遷；兩河岔《滿氏祖墓表》，永樂年間遷；費莊《費氏家譜》，洪武年間遷；卓樓《卓氏墓表》，洪武年間遷。棗莊城區記載洪洞遷民的族譜統計：南石鄉南石村《田氏族譜》，洪武年間遷；高樓《高氏族譜》，洪武年間遷；西石溝《陳氏族譜》，洪武二年遷；石溝管《袁氏族譜》，洪武年間遷；陶管鎮石廟《石氏家譜》，洪武年間遷；袁莊《袁氏家譜》，永樂初遷；張範鄉湯莊《湯氏墓碑》明末遷；朱莊《朱氏族譜》，明代遷。興仁鄉西谷山《楊氏族譜》，洪武二年遷；東谷山《張氏族譜》，洪武年間遷。山東地區建村、家譜資料的調查統計，充分說明了洪洞大槐樹移民在山東地區所佔的比重是較大的，分佈是較廣的。

據定陶縣地名辦公室調查：定陶縣有村莊1050個，其中有386個村莊的居民祖先是明朝時由洪洞遷移來的，另18個是元清時期由洪洞縣遷來的，最多是明洪武時來陶241戶，當時移民每戶一般為一至三人，個別有四至五人，按此推測明朝時從洪洞縣移民來定陶縣約396戶計800餘人。其情況如下：元朝末期14戶，明朝洪武時期241戶，其中洪武初年為130戶，明朝建文年間2戶，明朝永樂年間100戶，明朝洪熙年間1戶，明朝宣德年間4戶，明朝正統年間2戶，明朝景泰年間7戶，明朝成化年間11戶，明朝弘治年間3戶，明朝正德年間1戶，明朝嘉靖年間3戶，明朝萬曆年間9戶，明朝崇禎年間9戶，共有移民398戶，800餘人。曹縣地名辦郝秀玉同志《明初晉民東遷與曹縣移民建村考》中說：“據地名普查資料統計，曹縣共有自然村2776個，系明代移民建村者竟達1606個，佔總數的57．9％；現行的31個鄉鎮駐地，明代移民建村的即有18個，佔鄉鎮總數的57％；資料同時表明，移民時期在明朝洪武、永樂年間，移民大多來自山西洪洞。”據《鄆城縣地名志》統計：鄆城縣共有自然村1388個，其中明朝建村966個，有279個直接遷自山西洪洞縣。據潘永修先生調查：鄆城縣有楊氏、高氏、魏氏、侯氏、寧氏、徐氏、司氏、王氏、劉氏、鬱氏、何氏、張氏家乘均記載是山西洪洞移民，有不少寫的非常具體，侯集李莊遷自洪洞縣雙龍街，賈樓遷自東門裡，黃堆集的文橋集遷自洪洞縣雙獅子衚衕，梳洗樓的牛莊遷自洪洞大椿樹衚衕；有的把洪洞縣的村莊名字也帶來，如陳坡的康莊遷自洪洞縣北六里老康莊，張集的藺屯遷自洪洞縣藺村，侯集的秦集遷自洪洞縣城南秦家堡，蘇閣的楊莊遷自洪洞縣城北楊六莊，侯集的棗杭遷自洪洞縣棗園村。還有的提到洪洞縣的廣勝集、老關溝、魏石溝、舌關村、大柳莊、霍山、玄帝廟等。嘉祥縣地名辦公室調查，全縣70％的自然村均為明洪武、永樂年間由山西洪洞縣遷來定居的。民國版《重修莒志·氏族》載：洪洞馬氏，明洪武遷至弧山莊；洪洞縣潦窪村高氏，明洪武遷至石嶺子；洪洞縣孝義村郝氏，元末遷至城西粟園；洪洞縣萬氏，明初遷至萬象山；洪洞縣趙氏明初遷至山東益都縣，永樂間遷莒北門；洪洞縣趙氏，明洪武初遷至棋山鄉趙家莊子；洪洞縣徐氏，洪武二年遷至棋山鄉水溝；山西段氏，洪武初遷至棋山威服村；洪洞縣孫氏，遷至棋山鄉褚家坡；洪洞縣韓氏遷至棋山鄉長寧村；洪洞縣林氏，遷至棋山鄉大林茂；洪洞縣潦窪村高氏，洪武遷至招賢鄉高家橋；山西省祁縣，明遷至徙阿莊。這些姓氏除家譜傳說外其中孫氏1958年尚存有當時遷民執照，惜無保存下來。鉅野縣扶集村讓德成函告其讓氏為洪洞移民。這些對山東洪洞大槐樹移民分佈村莊戶數的抽樣調查統計，洪洞大槐樹移民在山東的所居村佔到一半以上。著名作家李存葆採風調查說：“在中國兩千多個縣份中，知名度最高的恐要數山西洪洞了。……我乃山東五蓮人氏。兒時，卻不知有五蓮而先知洪洞。……年長後，我曾多次問父親老家究竟在哪裡，父親總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老家就在洪洞縣的老槐樹下，是洪武年間遷來的。投鋤從軍後，烹文煮字的生涯使我有了遍遊魯豫燕趙的機會。不論是在宋江的家鄉鄆城、墨子的故里騰州，還是在沂蒙大山皺褶裡的小村落、中原腹地裡的開封府，談及先祖何處，不管耄耋老叟、垂髫年少，還是田夫村姑、文人雅士，大都說他們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瀏覽過不少魯北豫東農村的族譜、碑文、墓銘，大多記載其先祖是明初從洪洞大槐樹下遷來的。”(李存葆《祖槐》摘自《中篇小說選刊》1999年第六期)

山東地區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主要分佈縣(市)主要有：濟南、歷城、章丘、長清、青島、膠南、膠縣、即墨、淄博、棗莊、滕縣、德州、寧津、商河、濟陽、禹城、夏津、陵縣、齊河、武城、廣饒、濱縣、墾利、陽信、沾化、利津、博興、惠民、濰坊、濰縣、諸城、郯城、安丘、臨朐、壽光、高密、益都、煙臺、牟平、文登、萊陽、棲霞、掖縣、榮城、菜西、招遠、黃縣、臨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縣、莒南、費縣、泰安、萊芫、新汶、肥城、平陰、寧陽、東平、濟寧、兗州、魚臺、嘉祥、汶上、曲阜、鄒縣、菏澤、鄆城、鉅野、單縣、曹縣、鄄城、梁山、定陶、東明、聊城、東阿、臨清、莘縣、金鄉、微山、陽穀、冠縣、高唐、鄒平、無棣、威海、蓬萊。

由以上地名辦調查及家乘資料可以看到，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最初主要分佈在魯西北一帶，這主要乃元末明初山東的戰亂和黃河氾濫都在魯西北、魯南蘇北地區，但經過明初的再遷移，就分佈到山東的大部分地區了。

洪洞大槐樹移民在京、冀、津地區的分佈詳情

向京、冀、津地區移民，主要集中在永樂年間，洪武年間僅為少數。根據史籍記載，永樂皇帝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充實京畿地區的實力，先後8次從山西移民。移民的分佈地主要是北京、廣平府、正定府、順德府、大名府、保安州，以及所屬的冀縣、井陘、河間、束鹿、東光、獻縣、平鄉、邯鄲、涿縣、安國、棗強、魏縣、清苑等70多個縣。

北京市大興縣地名辦公室調查，全縣526個自然村，有110個自然村是因洪洞移民設置的，而以移民姓名作村名的就有45個。在北京市郊區，更有許多以移民原籍命名的村莊，如長子營、趙城營、紅銅(洪洞)營、蒲州營等等，說明這些村的居民都是明初從山西的長子、趙城、洪洞和蒲州等州縣遷去的。以原籍地名作為新籍地名，表示永不忘本，寄託了移民們的悠悠鄉思。

清朝末年，那個曾經上疏變法圖強，興辦洋務運動，因而在近代史上頗有名聲的張之洞，也是洪洞移民的後裔之一。時人胡鈞曾撰寫了《張文襄公年譜》，談到：“公諱之洞，字薦達，號香濤……先世山西洪洞縣人，明永樂二年，遷山右民實畿輔。”張之洞的先祖也從洪洞縣遷來，從洪洞縣遷移到當時河北的郭縣(現屬通縣)。先祖名張本，本生子張立，立生子張端，張端在南直隸繁昌縣狄港當巡檢，又從郭縣遷移到天津南皮縣東門印子頭，號稱“東門張氏”。

在河北省定縣沙河古道上，有一個萬戶人家的大村莊，至今人們仍稱其為“一家莊”。原來500年前，一對青年夫婦，被迫從洪洞遷移，臨走時請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說：“天皇皇，地皇皇，平安無事上東方。”於是小夫妻下山東，轉河北，最後孤零零地定居在沙河古道上。爾後這一家人丁興旺，生下二女六男，分別取名為大河、小河、大水、小船、五孩、六孩、七孩、八孩。以後子子孫孫，代代相傳，直到81口人才分家，後來這地方也就成了萬餘人的“一家莊”。

京、津、冀地區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縣(市)其主要分佈：北京、昌平、延慶、懷柔、密雲、平谷、通縣、大興、房山、天津、靜海、武清、寶坻、寧河、薊縣、石家莊、唐山、靈壽、束鹿、晉州、藁城、趙縣、井陘、獲鹿、新樂、正定、深澤、無極、贊皇、元氏、欒城、平山、張家口、懷來、蔚縣、張北、宣化、涿鹿、懷安、灤平、隆化、豐寧、萬全、遷西、遷安、昌黎、盧龍、灤南、遵化、玉田、樂亭、灤縣、豐南、安次、三河、霸縣、固安、大城、秦皇島、安平、交河、肅寧、文安、永清、保定、淶水、阜平、唐縣、徐水、高陽、滄州、青縣、海興、任丘、武邑、故城、冀縣、丘縣、雞澤、臨西、任縣、涿縣、定興、安新、蠡縣、博野、定縣、淶源、新城、完縣、清苑、滿城、滄縣、東光、河間、獻縣、衡水、饒陽、阜城、景縣、棗強、深縣、武強、邯鄲、永年、曲周、魏縣、成安、大名、涉縣、廣平、臨漳、磁縣、武安、邢臺、柏鄉、隆堯、南宮、鉅鹿、沙河、臨城、新河、清河、廣宗、內丘、威縣、南和、南皮、孟村回族自治縣。

皖、蘇、鄂、湘地區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有62個縣(市)，其主要分佈：合肥、馬鞍山、長豐、蚌埠、六安、明光、定遠、淮北、安慶、銅陵、宿州、碭山、蕭縣、靈璧、懷遠、滁州、鳳陽、和縣、涇縣、壽縣、亳縣、蒙城、利辛、睢寧、阜南、南京、徐州、連雲港、豐縣、沛縣、盱眙、大豐、銅山、泗陽、沐陽、如皋、清江、江都、襄陽、武漢、十堰、孝感、大悟、荊門、監利、沔陽、鄖縣、均縣、隨縣、隨州、棗陽、宜城、保康、光化、鍾祥、長沙、株洲、郴州、郴縣、桑植、襄樊、邳州。

陝甘寧地區移民51縣(市)。其主要分佈：西安、銅川、寶雞、岐山、武功、眉縣、三原、戶縣、蒲城、韓城、大荔、合陽、白水、澄城、銀川、青銅峽、石咀山、麟遊、蘭州、甘谷、天水、張掖、鎮原、扶風、彬縣、米脂、綏德、吳堡、周至、民樂、景泰、中衛、興平、乾縣、會寧、榆林、武威、商州、固原、華陰、古浪、洛南、商南、山陽、丹鳳、城固、威南、靖遠、平涼、莊浪、渭南、臨澤、高臺。

洪洞大槐樹移民在山西有34縣(市)、內蒙古8縣(市)、遼寧11縣(市)、吉林3縣(市)、黑龍江3縣(市)、廣西1縣。其分佈為：太原、五臺、平定、壽陽、代縣、交城、祁縣、陽城、靈石、平遙、清徐、忻州、大同、渾源、應縣、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陽曲、陽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魯、陽高、盂縣、汾陽、孝義、運城、靜樂、長治、潞城、晉城、呼和浩特、包頭、固陽、涼城、豐鎮、清水河、商都、興和、瀋陽、大連、清原、撫順、丹東、鞍山、遼陽、海城、凌原、錦州、建平、長春、四平、洮安、哈爾濱、鶴崗、嫩江、北流縣

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姓氏近千個，主要有：

李、王、張、劉、陳、楊、趙、黃、周、吳、徐、孫、胡、朱、高、林、何、郭、馬、羅、梁、宋、鄭、謝、韓、唐、馮、於、董、蕭、程、曹、袁、鄧、許、傅、沈、曾、彭、呂、蘇、蔣、賈、丁、魏、薛、葉、閻、餘、潘、杜、戴、夏、鍾、汪、田、任、姜、範、方、石、姚、譚、廖、鄒、熊、金、陸、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顧、侯、邵、孟、龍、萬、段、雷、錢、湯、尹、黎、易、常、武、喬、賀、賴、龔、文、龐、樊、殷、施、陶、洪、翟、安、顏、倪、嚴、牛、溫、蘆、季、俞、章、魯、葛、韋等。

　 陝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較多，大概是與山西一河之隔距離近的緣故。據徵集的譜諜看，武功縣的戴氏、麟遊縣的趙氏、邢氏、扶風縣的劉氏、彬縣的陳氏、固源縣的鄭氏、米脂縣的楊氏、並氏、眉縣的劉氏，其先祖都是明初從洪洞遷去的。

綜前所述，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陝、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百年間，峰迴路轉，這些地方的移民後裔，又輾轉遷到雲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臺等地。特別是近幾十年裡，遷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建國後的城市知青“支邊”、“上山下鄉”，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探親、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後裔的足跡，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移民意義

　明代人口的大遷徙所造成的山東村落重構，有著重要的意義。第一，促進了人口的增加。東昌府的洪洞移民數量，洪武二十八年後軍都督僉事朱榮說東昌、大名、廣平三府移民58124戶。其中東昌佔多大比例，沒有明文。若按三府平均計算，東昌府為19375戶。而從今菏澤一帶的洪洞移民村落分佈情況看，菏澤一帶的洪洞移民不比東昌府少。且按東昌府19375戶計算，東昌、兗州兩地洪洞移民約38750戶，按每戶5人計算，計193750人。菏澤的棗強移民數量，今已難考，從今棗強移民村落分佈情況看，比東昌、兗州都少。雲南移民和四川移民數量，史無明文，但規模肯定比洪洞移民小。此外，明代還有其他地區的移民進入山東，如河南、安徽、江蘇，特別是江蘇海州移民山東日照、膠南的較多。若把棗強移民、雲南移民、四川移民以及其他省的移民按東昌府19375戶計算，明朝山東外省移民總計約58125戶，290625人。第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進入山東的移民主要是墾荒屯田，這對於促進山東農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對此，《明太祖實錄》有明確的記載。如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後軍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禮報告：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七府移民凡五百九十八戶。“計今年所收谷粟麥三百餘萬石，棉花千一百八十萬三千餘斤，見種麥苗二千一百八十餘頃。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貧者少矣。’”（《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後軍都督僉事朱榮言東昌等三府屯田遷民五萬八千一百二十四戶，租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九百八十餘五，綿（同棉）花二百四十八萬斤。”第三，促進了民俗的重組。人是民俗事象的“綜合載體”，一個人或是少數幾個人進入一個新的民俗圈，往往被當地的民俗所同化，這便是所謂的“入鄉隨俗”。但是，當大批的成群結隊的男女不斷擁入，當地民俗就很難把他們一口吃掉。進入山東的外省移民一般都相對集中地分佈在某一地區，如洪洞移民主要分佈在東昌府、兗州府西部，棗強移民主要分佈在濟南府、青州府北部，雲南移民主要分佈在萊州府、登州府南部，四川移民主要分佈在萊州府掖縣。在這些移民主要分佈區，當地原住民的民俗不可能完全同化他們，移民民俗與當地原住民的民俗在融合過程中重組，形成新的民俗。如今萊州民俗就明顯與周邊地區不同，原因就在於萊州是明朝四川移民的中心。再如即墨是雲南移民村落比較集中的地區，即墨一帶的民俗帶有云南移民的烙印。流行於今山東聊城、菏澤的“梆子戲”，也叫“澤州調”，是洪洞移民帶入山東的。

社會影響

明朝政府為了使移民能順利進行，曾頒佈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如發放棉衣、川資（遷移路費）以及安家、置辦農具的銀兩，到那裡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種”，還免其賦稅三年。山西移民來到中原地區，看到那麼多肥沃的土地無人耕種，一時間慌了手腳，有的跑馬佔地，以馬蹄印為界，誰圈起來就是誰的；有的以犁佔地，圍著大地犁上一圈，這地就歸我所有了。有了地就張羅著蓋房造屋，建立村落，有的依據地形建造，叫某坡、某坑、某河口、某灣；有的依據自己的姓氏，叫某村、某莊；也有的依據不同的行業，會種菜的叫某菜園；會打油的叫某油坊；會造紙的叫某紙坊。還有的依據蓋的房子取莊名，蓋瓦房多的就叫某瓦房；蓋平房多的就叫某平坊；蓋樓多的就叫某樓等。還有不少地方以“屯”、“營”取名的村莊很多。如：丁官屯、馬坊屯、歐山屯以及張營、李營、孟營等。這些屯和營的來歷大都是明朝洪武至永樂年間，實行軍屯田、民屯田、商屯田所致。

據部分調查資料顯示，中原一帶特別是河南、山東一帶半數以上的村莊是明代建立的。如：山東省金鄉縣共有村莊1247個，元朝以前建村69個，明朝建村830個，清朝建村323個，民國以後建村8個，建村年代不詳17個。金鄉縣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山東省曹縣共有自然村2276個，屬明代移民建村的就有1606個。滕州市現有1223個自然村，屬明代建村的就有687個。現存425部族譜和碑文中，有225部族譜明確記載是明朝洪武、永樂年間，自洪洞縣遷民來此。河南省的林縣、孟縣、湯陰、內黃、蘭考、修武等大多數縣份的村莊都是自山西洪同大槐樹移民來此。

社會評價

明朝大移民前後經歷三代皇帝長達50年，覆蓋中原、華東數省，波及大半個中國。幾百年來與各地土著人雜陳而居，既有交流和融合，也必然有矛盾和競爭，正是在這些不斷髮生和消解的矛盾和競爭中，克服了民族惰性，激發了聰明才智、生機和活力。也正是在一代一代婚配、交流和融合中，優化和提高了人類的生存能力，激活了人的各種潛在素質，在中國國中原地帶的人類進化史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軼事典故

對於這些移民者來說，外遷意味著背井離鄉、骨肉分離，可能父子兄弟終身不復見註定是一個悲劇，因此產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與傳說，但是洪洞大槐樹移民對於民族對於國家來說都有很大積極意義。

1、解手

移民中還創造了一個詞叫“解手”，一直流傳到現在仍然使用，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百姓們被迫登記以後，為了防止他們途中逃亡，官兵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後用一根長繩串連起來。那時候，遷徙路上，到處是一串串的移民，他們一步三回頭，天愁地也愁。在押解過程中，由於長途跋涉，人們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繩子拴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於是只好向押解官兵報告說：“老爺，請解手，我要大小便。”這樣子日復一日，人復一人，次數多了，日漸簡化，只要說上一聲：“老爺，解手。”從此，大小便又多了一個代名詞—解手。

2、背手

一是“背手”，有許多人說，背手也是大槐樹後嗣的典型特徵，由於在大槐樹下移民時，為防止大眾逃跑人們都是被反綁著手走路的，行走多日也就成了習氣，至今大槐樹後嗣們還有這種習氣，如今背起手來走路，倒也覺得挺舒服。

3、連手

在洪洞當地和許多當地還把朋友稱為“連手”，是由於移民外遷時手都被串在一條繩子上，是手連著手的，通過翻山越嶺，禍患與共，等到了目的地也成了禍患見真情的朋友，一般用這個詞來來表明極端親近的朋友，只要對很好的朋友才會用到。

4、 小拇趾兩半

就是在小腳指甲上有個小芽，乍一看像是兩個指甲。這一點也有傳說，只有洪洞移民的人才有此特徵。據移民後的後裔講，他們有兩個特徵：“走起路來背抄手，小拇趾甲是兩個。”背抄手走路，那是因為兩手被成年累月反綁，遂成習慣。小拇趾甲是兩個，說的是腳的小拇趾甲蓋兒上有一道豎紋，乍一看像是兩個指甲。

“誰是古槐遷來人，脫履小趾驗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徵。一個更為盛行的傳說，說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就讓他們脫掉鞋子，在每人的小拇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特徵。

5、“思鄉鳥”傳說

每到三月下旬，不計其數只小鳥突如其來，形體相似麻雀，但比麻雀略大，色彩較灰，喙尖而內勾，翅大，尾長呈圓形，羽呈灰褐色，脖周有一圈白色，在大槐樹祭祖園區內飛來飛去，一時鳥聲鼎沸，熱烈非常。它們時起時落，交頸偎依，似乎經年不見的老朋友，在傾吐昔時離別意，暢談今天在它處的思鄉之情。傳說它們是大槐樹移民逝世後所變，生不能歸故土，死後化做鳥兒也要飛回故土，看看家園的改變，祭祖節一過，便自行散去。

6、折槐枝與供神樹風俗

在晉、豫、冀、魯、秦等省民間，不少人都把槐樹視為一種吉利樹，喜愛在大門口和十字路口栽植槐樹，據說這與明代遷民有關，源自明代遷民時的“折槐枝”的傳說。

最初，移民們不肯離鄉背井，不少人紛繁拽住大槐樹，就像拉著親人的手，死死不放。那些官兵用棍棒驅逐不開，便拔出刀劍，砍斷人們拽著的槐枝，驅逐移民起程，但移民們手抓槐枝依然不肯扔掉，到了移民地後，移民們對家園的愛情，對親人的懷念，便把從古槐樹上折下的槐枝，栽植在新居的宅院裡，移民們眼看著迴歸無望，逐漸也就安心開荒耕耘，繁衍後代了。但他們始終把自家宅院裡的槐樹，作為故土的標誌，逢年過節時，不少人還在此樹下獻上好吃的，燒香焚紙，叩頭祭拜。

7、送盤纏

迄今為止，棲息在膠萊平原上的百姓壽終正寢，家人還要舉行一種送魂回雲南老家的儀式，名曰“送盤纏”。

其儀式是：死後第二天黃昏，子女拖著“哭喪棍”，親朋抬著紙紮的一輛車、一匹馬、一個童子，攜帶著大量紙錢，一路哭著來到村東的“土地廟”前，長子（或長孫）拿一根高粱秸，頂端夾一張紙錢，手握另一端繞“土地廟”拖著走，謂之“拖魂”。待覺得高粱秸沉重時，便是拖著“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張供桌，上面擺著祭品——這是請“魂”用餐，好上路。一會兒，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請上紙紮的車，駕好馬，那童子便是車伕。家人訓誡童子：“吃飯別離車中間，宿店別等黑了天”云云。然後，把車、馬、童子燒掉，並焚燒大量的紙錢——這是送給“魂”的盤纏。火光中，長子站在凳子上頓腳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萬慎苦處花錢！”連喊三遍，謂之“指路”——指明回雲南老家之路也。

其他移民

1、棗強大移民

除了洪洞大槐樹移民，排名第二的當屬河北棗強大移民。據記載，棗強移民發生在元末明初，由政府“分丁局”安排遷移，主要遷往山東各地，前後約有35萬人參加移民，是僅次於山西洪洞的第二大歷史移民。目前後裔遍佈全國，約有1000萬人以上。

如今在章丘、壽光、博興、惠民等縣城的鄉鎮棗強移民聚集村竟佔到80%以上。走訪齊魯大地時，也會經常聽到“老家來人了”這樣的話語，都標誌著棗強移民的歷史印跡；翻開一本本族譜，都會鮮明的看到“始祖xx自明朝洪武（或永樂）年間由直隸棗強遷來”等字樣。

2、湖廣填四川

聽名字，用了一個“填“字，就知道此次的移民規模非常大。據記載，“湖廣填四川”的移民發生在明末清初，當時張獻忠入川，明清大混戰，加上吳三桂反清等，四川人民遭遇了一次次的戰亂和屠戮。據官方統計，當時四川全省殘餘人口約為60萬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 萬人，一些州縣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由此，才引發了本次大移民。

所謂的“湖廣填四川”中的湖廣，只是個大地理概念，包括兩湖、兩廣、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目前，四川人口中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廣填四川”大移民的後裔，總數達六、七千萬人之巨；在成都，這個比例更高，甚至達95％以上。

4、走西口和闖關東

看過電視劇《走西口》和《闖關東》的讀者都不陌生這兩次的大移民事件。

走西口的時間，大約發生在明朝中期，截止時間在清朝末年，時間跨度最長，長達300年以上。據記載，走西口的移民，主要基於兩種原因：1、當時山西的人口密度很大，生活空間小，壓力大，所以一部人原意走出去；2、內蒙一帶，當時邊防很重要，但是人口太稀少，當時山西晉商也是基於拓展發展、對外貿易，才開始了走西口。後來的票號業務，也是此時發展起來的。

“闖關東”是中國近代向東北移民的簡稱，主要以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人居多，其中又以山東人為最。山東又以膠東最多，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

闖關東移民，也是基於當時的歷史大背景，原因有三：1、闖關東，就是向外謀求發展，當家積極性比較高，在當時，甚至村裡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2、清朝政府一直把東北作為龍興之地，不允許漢人遷入，後來隨著日、俄勢力進入東北，滿清對東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虛設，同時日、俄又開始對東北大肆開發，需要大量勞動力；3、當時內地發生了三次大的自然災害（光緒3 年、民國18 年、民國31 年），關內人不得不闖關東尋求活命。

5、“小云南”移民

一些山東人說他們來自遙遠的西南邊陲雲南。在他們當中世代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很久很久以前，山東一帶發生特大水災。這場洪水究竟有多大？兩目山是個見證。兩目山在今平度北部，海拔二三百米。這山原叫“兩沒山”，在那場洪水中，該山一天被淹沒了兩次，故名。滔滔洪水過後，滿目荒涼，官府從雲南強徙大批百姓來開荒。他們被反綁著雙手，走啊，走啊，整整走了3年，才來到山東。他們及其後裔走路喜歡背抄手，便是雙手被反綁了3年，日久成習慣。自稱是雲南人後裔的，大都分佈在膠萊河以東。從《山東省地名志•行政區劃、居民地卷》等文獻中，我們檢索出101個村落，55姓來自雲南，主要分佈在青島、煙臺、威海一帶。其中，青島為最；在青島一帶，則以即墨為最。

迄今為止，棲息在膠萊平原上的百姓壽終正寢，家人還要舉行一種送魂回雲南老家的儀式，名曰“送盤纏”。其儀式是：死後第二天黃昏，子女拖著“哭喪棍”，親朋抬著紙紮的一輛車、一匹馬、一個童子，攜帶著大量紙錢，一路哭著來到村東的“土地廟”前，長子（或長孫）拿一根高粱秸，頂端夾一張紙錢，手握另一端繞“土地廟”拖著走，謂之“拖魂”。待覺得高粱秸沉重時，便是拖著“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張供桌，上面擺著祭品——這是請“魂”用餐，好上路。一會兒，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請上紙紮的車，駕好馬，那童子便是車伕。家人訓誡童子：“吃飯別離車中間，宿店別等黑了天”云云。然後，把車、馬、童子燒掉，並焚燒大量的紙錢——這是送給“魂”的盤纏。火光中，長子站在凳子上頓腳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萬慎苦處花錢！”連喊三遍，謂之“指路”——指明回雲南老家之路也。問他們體貌上有什麼特徵，也雲：“走起路來背抄手，小拇趾甲是兩個。”問他們何時遷來，亦稱明初。問他們來自什麼地方，同樣說是“大槐樹村”。於是，有人說此“雲南”非那個因在雲嶺（一稱大雪山）以南而得名的雲南，而是“小云南”：雲中或雲州以南。他們說，雲中、雲州之南，當地人必定也稱“雲南”。雲中，秦朝始置，郡治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雲州，北魏始設，州治今山西祁縣西；唐代雲州，州治今山西大同，後來改稱“雲中”；元代的雲州，州治今河北赤城北。秦代的“雲中之南”，地不在山西；元朝的“雲州之南”，跑到了河北。北魏、唐朝的“雲州之南”、“雲中之南”，從地理上說雖在山西，但並非移民的主要遷出地，主要的遷出地是澤州、潞州，為什麼不稱“澤南”、“潞南”？“小云南說”是難以成立的。或雲“雲南”乃“豫南”、“汝南”之訛，這一批人來自河南南部。或雲“小云南”即今雲南省祥雲縣。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雲南祥雲縣設雲南縣。1914年，因雲南縣與雲南省名相重，改雲南縣為祥雲縣，民間俗稱祥雲縣為“小云南”。此外，某些地方有“小云南”之稱，如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柳埠鎮跑馬嶺，這些地方被稱為“小云南”，是因為當地的自然風光有如雲南。但是，雲南移民並非來自這些“小云南”。在地名普查中，我們發現部分雲南移民有具體的遷出地。如青島即墨金口鎮南阡村萬姓、古阡村金姓，段村鎮段村劉姓，白廟鄉院上村孫姓，店集鎮壘裡村邢姓，旺疃村遲姓，皆來自烏沙衛；青島即墨營上鎮辛戈莊村張姓，濰坊坊子坊城街道辦事處前寧家溝村劉姓、埠頭鎮張家柳溝村張姓，皆來自烏撒衛；青島即墨河北鎮（即墨無河北鎮亦無x北鎮）楊頭村高姓來自無沙衛；東營牛莊鎮解家來自烏河衛。《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一記載，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在雲南分設14衛，烏撒衛為其中之一。洪武十六年，烏撒衛改隸貴州都指揮使司。“烏沙衛”、“烏河衛”乃烏撒衛之誤。平度市萬家鎮大萬家萬姓來自鎮康縣南關萬家溝。鎮康縣位於雲南西南部，明朝為鎮康州。煙臺牟平王格莊鎮王格莊王姓來自大理府雞頭村棗林底，明朝大理府府治太和縣（今大理）。另外，還有畢陽縣、頂針縣、鳳儀縣，於史無考。

衛為明朝軍隊最高建制單位，《明史•兵志二》上說：“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來自烏撒衛的移民應為軍隊官兵及其家屬。如前所述，雲南移民主要分佈在青島、煙臺、威海一帶。其中，尤以青島即墨為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設鰲山衛於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設立雄崖守禦千戶所、浮山前守禦前戶所。此外，明朝在膠東半島設立的衛還有：靈山衛、大嵩衛、靖海衛、成山衛、威海衛，設立的二十一年（1388年），設鰲山衛於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設立的守禦千戶所還有：夏河寨前所、海陽所、寧津所、尋山後所、百尺崖所、金山左所、奇山所。這些衛所皆在今青島、煙臺、威海一帶。明朝各衛所之間軍隊經常調整、換防。雲南移民來自烏撒衛者，即為衛所之間官兵的調防。即墨辛戈莊村《張氏族譜》，記載其祖先張徽自烏撒衛調任鰲山衛，其弟張清自烏撒衛調任浮山前所，遂定居於辛戈莊村；即墨營上鎮藍家莊村《藍氏族譜志》，記載其祖先也為雲南移民，也是以軍職調任鰲山衛的。在自稱雲南人後裔者中，一部分說他們是從雲南交趾國大槐樹裡頭村遷來的。如青島城陽河套鎮孫哥莊孫量孝來自跤趾國嘎嘎縣。在青島浮山山坡上，有一處叫做“荒草菴”的廢墟，那殘破的老屋和兩棵高大的白果樹向人們講述著一個古老的故事：明朝初年，官府從雲南交趾國大槐樹裡頭村捆綁一批人來山東。且說這隊人中，有王鬥、徐靜和蘭小三3戶人家。這3人從小一塊長大，一路他們互相照應，一個鍋裡摸勺子，一個草鋪上睡覺。他們旱路走完走水路，忍飢挨餓受煎熬，一直走了一年8個月，才從雲南來到浮山前。下了船後，押送的官兵放了心，發了3個月的口糧，還有一些種子和農具，讓他們自己找個地方安家落戶。王鬥、徐靜、蘭小三帶著家人踏上海灘，一直朝著雲遮霧罩的浮山走去。當他們來到牛山坡時，西邊的日頭（即太陽）已經落山，天漸漸黑了下來。他們也走不動了，就在這荒草坡上砍倒幾棵小樹，搭了3個荒草棚子，住了下來。過了些日子，他們覺得這兒依山傍海，山青水秀，氣候不冷不熱，土地也肥沃，就砍了些樹枝，搭了一座草棚，取名“荒草菴”，住了下來。從此以後，他們就在這浮山坡上開荒種地，繁衍生息……兒孫們長大之後，到山下安家落戶，而王鬥、徐靜、蘭小三眷戀著山坡上的“荒草菴”，不肯下山，直到他們相繼去世。“荒草菴”沒人住，日久失修。兒孫們湊了些錢，在原址上蓋了座大瓦房，奉為祖祠，香火不斷。漸漸地，雲南交趾國來的人都把這座神堂當成了他們的“同鄉廟”。交趾，也作“交趾”，古時泛指五嶺以南，從漢代起，越南北部和東部濱海一帶也被納入。越南獨立建國後，交趾成為“越南”、“安南”的別稱。明初，越南權臣黎季犛奪取了陳氏王朝的江山，應陳朝遺臣請求，明成祖朱棣命將軍張鋪、沐英統兵討伐黎季犛。擒獲黎季犛後，朱棣下詔，改越南為交趾布政使。此舉遭到了越南人的反對。20年後，即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長孫、宣宗朱瞻基宣佈撤銷交趾布政使，承認越南獨立。在這風雲變幻的20餘年間，大批越南人流亡中土。從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陳覆宗的越南籍小吏給朱瞻基的奏摺中可知，交趾布政使撤銷後，一批越南籍的官員被安置在河南、山東。翻檢那些魂系雲南老的家譜、族譜，發現他們的世系傳承了20—22代，若按一代間距25年計，他們涉足山東的時間與宣家安置越籍官吏的時間大致吻合。

6、四川移民

　在明朝山東移民中，人們關注的是洪洞大槐樹移民、棗強移民和雲南移民，還有一種移民被忽視，這就是四川移民。從《山東省地名志•行政區劃、居民地卷》中，我們檢索出49姓、66個四川移民村落。

有些四川移民村落具體到四川某地，如萊州三元鎮古臺口張姓、土山鎮東登村董姓、平度田莊鎮西張戈莊張姓來自成都，萊州路旺鎮匡鄭徐家孫姓來自成都府鐵錐臼徐家，招遠蠶莊鎮前孫家孫姓來自華陽縣鐵臼孫家，招遠張星鎮杜家杜氏來自華陽縣，海陽發城鎮發城牟氏來自雅安縣，海陽泉水頭鄉泉水頭初鵬飛來自陴縣，榮城港西鎮北港西張氏來自舒永廠永寧縣八甲村。在66個四川移民村落中，萊州獨佔49個。可以說，萊州是四川移民的核心地區。萊州，明為掖縣，也是明朝萊州府所在地，鰲山衛、靈山衛，雄崖所、浮山前所、夏河寨前所，皆在萊州府境內；萊州府附近還有萊州衛、王徐寨前所。以萊州為中心的四川移民可能主要是衛所官兵及其家屬。

閱讀更多 魅力丹陽 的文章

關鍵字: 晉 朱元璋 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