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讀到劉瑜的一篇文章，叫《從經典到經驗》，很顛覆。把我心裡早就有，但是不會說，也不太敢說的話說出來了。這篇文章，有點像那個小孩喊了一句：“國王什麼都沒有穿啊”。
我們先從“經典”兩個字說起。
最近幾年，我們在做知識服務的過程中，經常會有人說，“你那叫碎片化的知識，求知還是要讀經典。”面對這種指責，我通常的回答只能是：我們做的知識服務雖然是碎片知識，但是當代人的時間就是碎片的啊。碎片時間不利用起來學習，難道用來打遊戲、打麻將才是正當的嗎？
你也聽得出來，這種回答的背後，是我也認為讀經典具有不由分說的正確性。之所以不讀，是因為當代人的時間不夠，所以，碎片化學習只是權宜之計。
但是劉瑜這篇文章卻說，與其讀什麼經典，不如回到經驗。什麼意思？
估計你也翻開過一些所謂的經典著作，很多都晦澀難懂。比如我從大學時代就買了類似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等等，坦白地說真是讀不懂。多次翻開，基本不超過十頁，就只好合上了。但是這麼多年，我從來沒有懷疑過經典本身的價值，要怪就怪自己笨，水平差。
但是劉瑜講了一句驚世駭俗的話：“世上本沒有經典，裝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經典。”
劉瑜不是一般人，正宗的清華大學副教授，科班出身的知名政治學學者。這話要是我說的，那就要被黑慘了。但是一個正經學者說出這番話，至少值得我們認真聽聽她的理由吧？
劉瑜的意思是：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應該是有多少人讚美過它，而是它真的能幫助你認識當下的世界與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這一點，要麼是我們的功力真的還不夠，要麼是它本身真的沒什麼。
承認這後一點，還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為什麼有的經典，其實也沒有什麼？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時代不同了。
一本書，之所以被認為是經典，通常都是因為作者對他那個時代的某個問題，做出了回答與思考，是有背景和上下文環境的。一旦失去了這個背景，理解起來當然就有困難。更重要的是，時過境遷之後，如果它針對的那個問題消失了，它的思想銳度自然也就減低了。
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它一定是縱向地拓展了那個時代人類的認知邊界。它可能是開一門學科的風氣之先，可能打破了之前的普遍認知，也可能發明了一種可靠的方法。但是多年之後，它不見得還是最好的表達方式，更不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掌握一門知識的入門讀物。
比如，如果你想學習經典物理學，直接讀牛頓當年的著作，還不如讀一本中學物理教科書來的精確、簡潔和易懂。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方法的進步。
比如，在二戰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規模的民意調查、完整的宏觀經濟和社會數據、科學上嚴謹的統計技術等等。所以大多數經典的寫作方式只能是從概念到概念，從推斷到推斷，從靈感到靈感。這種寫作方式，往往能創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啟發性的理論框架，但是很難檢驗這些理論的有效性。
其實有類似想法的學者很多，比如大象公會的黃章晉。順便說一句，大象公會是當前市場很少見的既有品味，又有趣味，還有誠懇態度的知識服務型公司，作為同行，提到他們我必須致敬。
黃章晉就說：“在涉及到精神層面的成果時，我們很容易高看前人留下的遺產，認為今不如昔。但在學術研究上，今人無論是從方法論，還是大規模社會協作帶來的數據、資料的蒐集整理條件上，都比前人有壓倒優勢。”
大象公會前些年曾經策劃過一個系列選題，叫“不必讀經典”。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段宇宏老師寫的，把矛頭指向了著名的社會學經典，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馬克斯·韋伯的主要觀點是：歐洲在宗教改革後，宗教分裂了，大體上分成了天主教和新教。信仰新教的人，在倫理上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所以你看，那些新教國家，比如英國、德國、美國發展得就比較好，很多成功的商界人士都是新教徒。
這個理論直到今天還在經常被引用。
但是段宇宏老師說，其實馬克斯·韋伯這本經典的論述，從來沒有得到過西方主流歷史學家認同，他們認為新教徒身份與高收入之間不存在什麼必然聯繫。
就拿德國來說，天主教徒占人口30.8%，新教徒佔30.3%，天主教徒主要分佈在富裕的西部和南部，而新教徒主要分佈在經濟較落後的東部。你看，這個結論在馬克斯·韋伯自己的祖國，就已經不成立。
再放眼全世界，中國、日本這樣的東亞國家經濟崛起，和新教倫理肯定也沒啥關係。愛爾蘭這些年也發展得很好，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天主教國家。
還有一個反例，就是非洲的利比里亞。這個國家的來歷很獨特，它是由美國的一些進步白人幫助解放的黑奴重返家鄉，而建立的一個國家，新教徒佔85%。可是現狀呢？那是一個失敗國家，連基本秩序都難以維繫，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175名，在落後國家中都屬於落後的。
當然，馬克斯·韋伯當年提出這個論斷或者說猜想，在研究思路上確實很新穎。但是如果你把它當做一個確切的結論來接受，那就距離真相很遠很遠了。
說到這裡，一個問題就出現了：我們讀書究竟是為了什麼？
如果說人類古聖先賢留下了那麼多知識遺產，我都要繼承，他們是一大桶水，我都想倒進我這隻杯子裡。這種精神當然好，但是恕我直言，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
我倒是覺得，讀書的目的，是擴展自己認知的邊界，這也是學術界最提倡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對一個事情的真相覺得好奇，心中有明確的問題，然後藉助一切可能的工具去探究。這些工具包括書，也包括書中的經典。
就像劉瑜，她是研究政治學的。她說，如果我關心西方民主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過去她可能會去讀盧梭、施密特等等大家的經典。
但是現在呢，她更傾向於去讀有關議員投票記錄和民意測驗對比的研究、政治競選捐款的來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會階層關係的研究、議題媒體曝光度和總統的態度韌性研究等等。
這些研究也許討論的都是“小”問題，但是它們往往用一種有理有據、嚴格論證的方式來抵達那些“小”結論。這樣做往往更有效，也就是所謂“從經典到經驗”。
讀不讀經典，這是外界對你的評價。有沒有搞清楚真正好奇的問題，那才是你自己的收穫。
最後，還是引用劉瑜在那篇文章中的一句話來結尾——
“閱讀如此美好，任何功利心、虛榮心的雜質都是對它的玷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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