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電影中常常看到人們進入冷凍狀態，跨越幾十、上百甚至上千年，這一幕正在逐漸變為現實。濟南49歲的展女士身患癌症去世後，遺體被低溫保存，成為中國本土首例“人體冷凍”案例。
醫生宣佈死亡之後，等待了40個小時的臨床響應團隊迅速介入，進行灌流和血液置換等複雜的操作，之後展女士在一臺由電腦控制的深度降溫設備上逐漸降溫到零下190℃，然後被轉移至零下196℃的液氮罐中長期保存。整個操作的費用超過一百萬，每年的保存費用達到5萬。由於是中國本土第一例，整個項目的支出費用由山東一家生命科學基金會承擔。
展女士是本土冷凍第一人，但已經不是中國第一人。2015年，61歲的胰腺癌患者，重慶作家杜虹選擇了死亡之後立即冷凍保存自己的頭顱。當時中國還沒有保存設備，在經過一些技術處理後，杜虹的遺體在冷凍狀態下被送到了位於美國洛杉磯的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會（Alcor）總部——這是全球最大的冷凍人體研究機構之一。她的頭部被分離保存在零下196攝氏度的液氮環境特殊容器裡，在此後漫長的歲月，Alcor將按期添加液氮，保證杜虹頭部的長存，按照Alcor科學家的樂觀估計，指數進步下的人類科技也許能在50年後解凍杜虹的頭顱，並再造軀體。杜虹曾是《三體》編審之一，一個長期沉浸於科幻小說的編輯，成為中國首例人體冷凍保存的人，也算情理之中。
Alcor的CEO，Dr. Jerry Lemler
據美國記者Josh Dean的報道，早在1967年，美國教授詹姆士·貝德福德就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被冷凍的人，他的屍體已經在Alcor生命延續基金會巨大的熱水瓶形狀的容器裡靜靜存放了將近50年。截至2015年7月31日，Alcor已冷凍139名客戶，同時還有1041名成員正在等待去世後的冷凍。實際上，此次中國本土第一例冷凍，也有Alcor的專家參與。
工作人員為詹姆士·貝德福德準備冷凍容器
接受此次冷凍的銀豐生物，成立於2015年，根據其官方介紹，這是一家基因工程、幹細胞技術開發，人體細胞、組織及器官低溫保存與復甦，細胞治療及再生醫學轉化的專業研究機構。根據媒體列出的該機構的冷凍費用，液態氮40萬、程式降溫設備40萬、體外迴圈機100萬、呼吸機7～8萬；實驗室搭建500萬等，約700萬，每隔10天到半個月需要補充一次液態氮，每年約5萬元。中國足夠大，富人足夠多，從商業角度，硬件資產700萬，每一例的保存費用100萬，每年5萬，這是一筆好生意。畢竟美國有了1000多名等待中的客戶，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僅僅有相似的數量，冷凍費加上保存費，這就是一筆35億的生意。
雖然這個生意看起來很不靠譜。
以現在的科技來看，冷凍對細胞深層結構的破壞，以及克隆技術是否能滿足冷凍頭顱對身體的需求，都是未知數。相關研究人員表示，現在能成功實施低溫保存的只有相對簡單的生物學對象，連人體器官的低溫凍存都非常困難，低溫冷凍復活哪怕是像小鼠、兔子這樣的動物，目前也沒有完整的成功案例，至於更龐大的人體，就更不可能，還有漫長的科學探索的路要走。即便這些問題都克服了，還存在更深層次的技術問題。現在有理論認為，人的意識依賴於神經元中的微管結構中的量子態，冷凍是否會破壞這種量子態，一切都是未可知的。
實際上，目前全球最著名的兩家冷凍機構是，美國阿爾科（Alcor）和人體冷凍研究所（Cryonics institute），均只能操作冷凍和保管步驟，並不會出現復活的階段。所以，早有人質疑過阿爾科，且在裡面工作過8個月的員工爆料，研究機構只是詐財，根本沒有所謂的復活。不過，也不能就此認定這是詐騙，因為以現有技術不能復活，是被冷凍者與家屬均知道的事實。患者與家屬所希望的是未來技術進步帶來的“萬一呢？”這正如冷凍臍帶血與胎盤看起來也不靠譜。但是，正如很多家長所想，“就當為孩子買個保險，萬一呢”？
2015年9月杜虹被大規模報道之前，“人體冷凍”的搜索指數為零，9月，這一指數躍升到2000，後來，它的熱度基本穩定在了200左右。在那之後，一些人輾轉找到銀豐研究院，想把自己或親人凍起來，其中一些，還是被美國阿爾科推薦而來。2016年，銀豐接觸到了十幾例病人，單單是2017年上半年，就又有12位病人家屬聯繫了他們。這裡面肯定有病人自己對生的渴望，也有家屬想挽留親人所做的努力。文明演進了幾千年，人類的基本侷限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沒有變，人性的光輝與弱點沒有變，也不會改變。
從這個角度，不靠譜的生意，畢竟提供了一個希望，也算一門善行的生意，不過，這種人類亙古未遇之事卻帶來倫理上的困惑。
遺體冷凍保存公司是按照公墓註冊的。依據美國法律，冷凍的前提是死亡。這就意味著，如果費用需要後人支付，後人很可能拒絕支付，公司結束冷凍。如果支付冷凍費用的是被冷凍者的資產以及遺囑，雖然遺囑支配遺產的使用方式是受法律保護的，但五十年、上百年是一個太長的時間，革命、政治變遷、觀念的變遷，都會考驗遺囑的有效性。假設後人窮困潦倒，發現有可能結束遺囑，獲得這一大筆錢，那麼，未必沒有可能後人與公司達成共謀，結束冷凍。
另一個問題是，法律怎麼面對一個復活的人呢？目前的法律和醫療規範對冷凍以及復活尚處於空白，現有法律體系中，人不存在復活的可能，那些經歷過醫生宣告死亡，並再次搶救過來的人，只是單純的沒有死亡。冷凍的例子則不同，他們不但被宣告死亡，而且，持續時間長達幾十年，那麼，他們甦醒之後，法律該怎麼對待他們呢？他們和後代有什麼關係呢，後來還有義務贍養這個曾曾曾祖嗎？
不過，只要帶來足夠的好處，倫理上的議題，終究會被克服。正如《資本論》所說，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會甘冒上斷頭臺的風險。同樣的，當克隆能提供新鮮的、健康的、無排異的心臟、肝臟，所有的活著的人都會毫不猶豫的放棄現有的倫理，人體冷凍也同樣如此。
不過，在這個技術普及到普通人之前，倫理與政治的障礙不可避免，那是因為現在參與冷凍的人都有一個共通點，有錢。
現在的冷凍費用非常昂貴。根據媒體的報道，杜虹家屬給出的價格是，全身冰凍的需要200萬元人民幣，只冰凍頭部的話，需要75萬元人民幣。展女士的價格由於在中國，便宜很多，100萬，每年5萬。雖然按照中國現在的房價，如果做最後的努力，100萬的價格，只要賣房就能達到，但是每年5萬，冷凍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50年，總體費用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難以逾越的高牆。
從古自今，窮人和富人的差別是物質的，甚至是尊嚴的，但最終都要面對死亡。有無數的諺語來描述這個事實，讓窮人心平氣和。技術奇點理論告訴我們，如果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永生人”已經出生，他可能就在你身邊，不過，他首先需要通過冷凍達到50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後，才能享受到這個科技。從這個角度，冷凍是通向永生的第一步，那麼，貧富之別，就會變為生死之差，地球上有部分人可以永生，而其他人仍然只是短短百年。這種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人類不平等，與之相比，之前的不平等都不算什麼。
“永生”在任何世代都是一個令人魂牽夢繞的詞彙。在王晉康的科幻小說《天年》中，政府發現了不可避免的全球性毀滅危機，於是大力支持宗教的發展，支持佛教、基督教但卻單獨撇下了道教，其原因就在於，前兩者追求天堂與後世，而道教卻追求的是人所在這一世的永生，起不到安撫民眾的作用。當短期內的大規模死亡不可避免，政府求助於有天堂與來世的宗教，那麼反過來，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又會發生什麼呢？
雖然來世與天堂非常美好，但現世有著毫無疑問的確定性，如果死亡是可以避免的，那麼，人類就會積極的追求這一世的永生，而不相信來世，如果這種追求受限於社會經濟的條件，無法普及——顯然在一開始，是無法普及的，而與貧富相關的時候，所有的弱化貧富之差的諺語與宗教，都會受到顛覆性的挑戰。
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態下，少數人先不死，在政治上就是不可接受的。在劉慈欣的《三體》中，逃亡主義是被嚴厲禁止的。那麼，這種逃離生死的逃亡主義，在政治上，非常大的可能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但是，矛盾的地方在於，如果這個技術在政治上是不可被接受的，被禁止的話，那麼，損失的可能是全人類。市場下的技術創新，從來都是最初是少數人享受，少數人的購買支撐起最初的市場，隨後市場規模逐漸擴大，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其中，形成規模效應，成本降低，技術逐步進入千家萬戶。汽車最初是有錢人的玩意，但後來變為進入千家萬戶；飛機最初也是有錢人才坐得起的，而現在成為普通的交通工具。所以，當冷凍、克隆器官技術都被禁止的話，最終受損的是全人類。
當然，現在也存在物質差別造成的生死差別。某些類型的白血病，是有可能被治癒的，但費用昂貴，高達數十萬。還有些情況，如果錢足夠，可以維持患者更長的時間的生存。而那些沒有錢的患者與家屬，只有在絕望中被醫院拒絕。從整個社會來講，很難向每一個人提供無底線的高昂資助，公共醫療政策必須有所取捨。這些政策被民眾所接受，是因為，首先這種生的希望是不確定的，即有錢並不意味著活下來；其次，只有少數人才會遭遇絕症。
冷凍技術同樣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即便通過冷凍，可以踏上永生的階梯，但這一切，在技術上都是不明確的。這就使得冷凍在政治上不可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議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冷凍人體，會是一門好生意，同樣，也可以看做一項有意義的探索。所以，即便那些冷凍的人，有可能已經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不平等的受惠者，但也要看到，他們承擔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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