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細讀政治學
鄧文正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1
ISBN: 9787108062703 定價：55.00
內容簡介
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與《政治學》相互貫連，在性質上實為“上下篇”。作者在其所著《細讀〈尼各馬可倫理學〉》面世後，更不懈地傾注心力，完成《細讀〈政治學〉》，將亞氏兩書一併解讀。《細讀〈政治學〉》不是一部學院式的研究著作，而是一本意在向廣大讀者推介經典的讀物。全書以淺白、親切的語言和取自日常生活與古今歷史的事例，使廣大讀者得見亞氏政治哲學的神采與全貌。作者還將亞氏思想與柏拉圖的哲學、近世西方政治哲學及中國傳統思想相比照，呈現古今中外政治論述在諸多命題上的立足點與視角異同，並提出自己的見解與評述。
鄧文正，原籍廣東番禺，生於上海，長於香港。中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習自然科學。結業後曾回香港執教。旋返美進研究院，改習社會科學。碩士後再到芝加哥大學深造，攻讀人文學科，主修政治哲學。畢業後返港，曾任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等。譯有《國體與經體︰對亞當斯密原理的進一步思考》《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等書。2000年開始，創辦“禧文學社”，在民間推廣通識教育。近年致力重讀古典希臘政治哲學，著有《細讀〈尼各馬可倫理學〉》。
目 錄
何偉明序
胡佛序
自序
前言
導言一 作者
導言二 文本
卷 一 從人到城邦
卷 二 理想國度的批評
卷 三 公民與政體
卷 四 混合政體與中庸政治
卷 五 政體的動盪與保全
卷 六 怎樣建立政體
卷 七 美好的國度
卷 八 理想國度的教育
前 言
文 | 鄧文正
西方政治思想源出希臘。準確地說，是源出古代希臘人的俗世心懷。（這倒不是說，他們對諸神懷有不敬，或是輕視宗教儀式。一眾神祇的地位，羅馬人還保留下來，只改了名字。他們的牲祭，與我們古代也有相似的地方。這只是說，哲學家在俗世事務的論述上，不論正反，都很少用“諸神”做護符，來支持自己的論據。制度設計，所重在人，不在“天意”。）其他古文明，像印度，像希伯來，像埃及，無一不是託於宗教；他們看世界，要通過信仰。希臘人瞭解世界，是通過理性。當然，能著述遺世的，只能是少數傑出之士。其他人都接受了各類安排，像家庭，像國家，獨希臘人質疑。他們並沒有事事委之於天。這和中國古代尊天的宗教意識，很不一樣。古人以天為大，最高的，都是天上來的，無論是天意、天理，還是天子。在天面前，人十分卑微。面對天朝天子，個人毫無地位。這又與希臘相異。古代希臘人固然明白，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但在集體面前，個人保持了自己的位格與尊嚴。打從一開始，個人與集體所成的對立面，就是政治學者嘗試解決的問題。不明白這一點，政治學上的一眾議題，諸如國家權力的基礎，法律的來源等，皆無由解決，也沒有意義。
個人價值，是希臘思想的一個立足點。這就引出了實際的和理論的考慮，比如，什麼叫自由的公民？什麼叫自治的社會？這些理念，形成了希臘城邦的基礎。儘管後來的人批評不少，說他們為了城邦而犧牲個人。若我們能持平地看，把各古代文明的實際情況並排比較，就會發現，在古代希臘，個人的境況遠勝其他古代社會。如果個人與集體是兩個判然有別的概念，而集體，又是由所有個人一同組成的；那這個“不同”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同”的特點又是什麼？若個人的天性與集體的要求起了衝突怎麼辦？個人會認為公義是外在於集體的嗎？如果是，那集體靠什麼來維繫？希臘思想，在兩千多年前，已經有了那樣的探索。
理性的探索成了不明言的原則，帶領他們尋求政治組織遇上問題時的解決辦法。那是政治思考的一個基礎。另一個刺激思考的源頭，來自比較。古代希臘人見到，他們以東的地區，多半是靜態政治文化的社會，像波斯，像埃及。但他們是動態的，不斷成長，也不斷改變。各類政體更迭，使他們觀察到，政權掌握在一個人手上，或少數人手上，或多數人手上，區別何在。這種更替，給政治探索提供了具體的數據；也使人體會到，每一更替，都有一番掙扎。掙扎有成有敗，成敗的原因何在？那又是理論思考的好題材。
公元前4世紀前後，希臘半島上城邦林立，相互交往頻仍，但各自認為屬獨立國。他們很自然會想到，國家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公民是什麼，有沒有最佳國度等等問題。不同的城邦，不只呈現出不同的組成（我們今天會說憲制）；更根本的是，各自具有很不一樣的道德性格。每一個別城邦，會因自己的成長背景、法律制度、政治取向等因素，孕育出一套獨特的格調。一種格調培養出一種風尚，也就是公民習慣。久而久之，就成了每個城邦自身的特色。那特色，給一邦之民帶來了個性，也帶來了自豪。那樣的自豪，人人都能意識到。所以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的道德取向，都追求自足，都希望能有自治。
正因如此，政治探索除了要明白政治組織，也要明白組織背後的人，帶有濃厚道德格調的人。如果城邦是個具有倫理色彩的社會，那麼政治學就是一門倫理先行的知識了。亞里士多德探討各城邦的政治制度時，清楚表明：一種政治體制，不僅是“職位的安排”，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他探討城邦的政治生活，就不僅是從法律結構著手，更是看它的道德層面。要尋求一種恰當的生活方式，政治和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學要探討整體社會的倫理生命；它得研究什麼叫“美好的事物”，以及怎樣的結構才能成就這美事。這樣，政治學差不多就是“人學”；起碼，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二而一的東西。就古代哲學家的立場看，政治學和道德哲學不分。不僅是道德哲學，政治學的用語，很多就是從倫理學、法學、生物學等借過來的。可見古典政治學既是國家理論，同時也是道德理論。
這種立論，與近代政治思想相比照，差異立見。古代人從倫理角度出發，看國家是個道德組成；國家的每個成員——城邦中的每個公民——都該有一定的德性，具備一定的善，才好配合整體的成長。不論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都認為，訓練人民向善的教育，是國家的責任。這是以集體作為起點的。近代政治理論的起點，是個人，擁有某種自然權利的個人。國家，是用來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的。所以，國家的功能，不在積極“導人向善”，而在挪開人自發成長的障礙。小國寡民的城邦，公權力常在左右，大家也許不以為意。現代國家，大家都說，公權力最好遠離我，不要干擾我。在古代，他們考慮的是怎樣配合整體成長時，保持個人的清醒與尊嚴。在近代，我們考慮的是怎樣自發地培養個別的德與善。
不同的城邦，因著不一樣的背景，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風格不同，因為背後的法律和道德取向不同。那麼，最初的法律和道德教化是怎樣來的？希臘人相信，給城邦帶來教化的，是古代的立法者；他們都是傳奇人物，立下豐功偉業，受後世尊崇。雅典人推許梭倫，就像英國人推崇阿爾弗雷德大帝一般，說那是把美好的法律制度賜給國家的立法者。這和我國古代稱頌上古聖人一樣。孔子所說的“三代之英”，就是給我們制禮作樂、留下典章文物的“聖人”，也就是希臘人說的立法者。那跟用神做立法者的希伯來傳統，大異其趣。〔18世紀以後，歐洲人才開始排斥這類說法，認為那是古代人制造出來的“立法者的神話”。那是後話了。〕當時的思想家，很多都把自己看成“當代的立法者”，又從這個角度著書立說。他們問：古代的立法者可以垂斯文而為後世法，我們不也可以這樣做？他們的不少作品，明顯是寫給統治者看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曾為人國師。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寫來訓練人怎樣得到德善和智善，使人能向上攀升，成為高貴的君子，那他的《政治學》，就是寫來教人怎樣去維繫國家的生存，提升國家處境的作品了。柏拉圖的政治作品，當然也具有同樣的特色。
那樣的特色，是屬於藝術的，還是屬於科學的？換言之，那些作品，是哪一類型的？是用來鑑賞的，還是用來判別是非、尋求真理的？但這樣問，是先假定了“文”和“理”是兩個對立面，是互不相容的；起碼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他們有另一種看法。
科學知識，如果是關於自然現象的，那你觀察眾多的事例，歸納起來，得出某種結論，某種規律，固然是客觀的。但要面對人界現象時，比如說，你要觀察人面對的道德問題或政治問題，有什麼規律會指揮人的心智、思想，你會用邏輯去找出某種推理過程。假如推理過程是合理的、恰當的，你會說，人應該用那種方式來做人，來處事。你得出的結論，同時是條處方，指示你怎樣行事。陳述式的語句，並不和祈使式的語句分道揚鑣。例如，“公民的福祉，是國家的目標”，他們會寫作“國家應該以公民的福祉為目標”。又或者，“權力誰去掌握，應該由能力品德而不是貧富身份來決定”。諸如此類，比比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忽略了客觀真理，這只是他們政治道德論述的一個特色。我國古人的作品，往往流露出同樣的語氣，像“為政者當若是”這類說法，也是用應然句的口吻寫出來的，在經籍中不也隨處可見？
古代希臘的政治思想，還有另一點特色，和現代理論很不一樣：“國家”與“社會”的分界線並不明朗。我們今天說的“社會”，是啟蒙運動後才成形的概念。社會，是私的；它由不同經濟階級組成；各階級以及階級裡的個人，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國家，是公的；它是中立無私的主權體，正所以為公眾利益調解，甚至糾正一些不恰當的私利行為。怎樣有清晰的界線，不僅是古代人的問題，也是近代人的問題。一方面，如果某一經濟階層膨脹起來，取得政府權力以遂私利，固然危險；另一方面，國家權力過大，妨礙了社會的自由成長，事事遵從紀律規條，同樣不當。希臘城邦政治，兩類情況都常出現。又因為受著面積小的限制，城邦很難產生一個高於所有社會經濟階層的超然的政府。這樣一來，社會和國家，就很難成為兩個可各司其職的範圍。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古典政治理論，都明白公利的概念，卻一直未能找到可成就該公利的恰當組織。
可以看到，那樣的政治理論，有它的缺點：它沒有“中立”的機制，去解決現實政治變成各階級互相爭奪的問題。某階級擁權，則以利己為重，因而成為公元前4世紀希臘城邦動盪之源，尤其貧富兩個階級的衝突，至為明顯。（在後面內文中，我們會看到，古希臘的階級分野，和先秦時代的情況，又自不同。）古代政治哲學家，都在尋找解決之道；他們都要找出某種方案，某種可行的機制，使各階級能和諧並存。柏拉圖希望找到有智慧的統治者，賦予主權，並使之抽離於社會之上，認為那樣才能實現公利。亞里士多德的取向不同，他要把最終權力放在法律上；但又明白，法律是人創制的，也得由人去執行。他希望讓社會的“中間階層”去擔當這任務，好平衡兩端。如果能繞過極端，就可讓中間人士執政——他們身跨兩端，理論上較能兼顧上下的利益。如事成，就可說是找到那理想的機制了。
要設計某種機制應用於城邦，是那些思想家的目標。在當時，有沒有現成的、具體的例子可資借鑑？有。雅典和斯巴達，就是他們用作思考的好題材。雅典城的風尚，尤為特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長期在那裡生活；他們看到城邦生活的組件，他們也看到已開展出的成熟政治生活，包括雅典人強烈的自我意識。雅典公民擁抱自由，認為那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他們高舉平等，不只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也是人人得到同等尊重的平等。他們實踐表達自由的平等：任何一個雅典公民，都可以在集會上發言。在那個時代，雅典是個繁榮富庶、文化藝術紛呈的城邦，使雅典人特別自豪。斯巴達是另一面鏡子。那裡沒有文化、哲學、藝術，但人民卻有強烈的一體意識。他們的男孩，全是童子軍；長大後，全是軍人。城邦的訓練，把每個人都塑造成有愛國心、自律高的戰士，願意為了集體而犧牲自己。斯巴達的憲法能維持幾百年而不墜，主要是因為它有那樣的風尚。
那樣的風尚，柏拉圖就公開稱道。在他眼中，雅典是墮落了：紀律鬆散，缺乏團結，人民為了個人經濟利益，就把公利放在一旁。更有甚者，政客為了討好公眾，就鼓吹“自由”，忽略了責任和犧牲精神。雅典的救贖，在向斯巴達學習。當然，兩類情況，各有利弊，柏拉圖不可能不知道，也曾提出批評。亞里士多德有他自己的評斷。他也看到斯巴達的優點，但毫不欣賞那狹隘的、不寬容的社會體制，更不喜歡那隻以為國出征為己任的教育。在他們作品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各自用上不同程度的拉力，使兩方調和起來。至於說，誰的調和較合理，那是見仁見智的理論問題了。
人的思想，不會和他的環境和歷史背景完全分離。在政治道德教誨上，尤其如此。不僅古代作品如是，就是近代作品，像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霍布斯的《利維坦》、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也莫不如是。哲學家著書立說，多少是為了當代的“世道人心”；但哲學家的理論，卻能超越“當代”而影響“後代”。程度當有不同。古代希臘哲學家，身處城邦時代，當然用眼前的事例做觀察對象。馬其頓興起以前，歐洲沒有大帝國，政治理論都是“城邦”的。從馬其頓到羅馬帝國到中世紀末，是“普世”的。文藝復興開始，那些理論是切合“民族國家”的。不論哪一類型，其背後探討的理念，總能超越時空，發人深省。在古代傳統來說，固然是針對希臘人來立論；但古代的哲學家相信，人性，無分希臘與波斯，是普遍的。他們的城，就是他們的國。所以，他們的哲學，就是人與國家的哲學。我們研究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歷史，而是人與國家的關係。古代的城邦和近代的民族國家，當然不一樣；可那隻反映了他們的政治生活來得更緊湊。在那個時代，個人更能實際參與公眾事務，更可以實踐自己。從理想角度來說，那也是現代國家所追求的目標。
那樣的研究，不只是昨天的，也不只是今天的；那是永恆的追求。
【相關專題】
如何理解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國”？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長按二維碼即可訂閱
----
回覆好文，閱讀更多專題文章
回覆聽課，瞭解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
閱讀更多 三聯書店三聯書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