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男兒不讀書
1067年，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登上了宋帝國皇帝的寶座，他叫趙頊。
兩年以後，一個姓王的中年人，走進了宋帝國的首都開封城，他叫王安石。
一個二十多歲的雙子座皇帝，遇到一個四十多歲的射手座改革家。雙子座加射手座，皇帝加改革家，開啟了宋帝國波瀾壯闊而又爭議不絕的一段絢麗篇章。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
九百多年過去，現在的人們，對這場改變了宋帝國命運的變法的評價，仍然充滿了爭議。
支持變法的人認為它增強了宋帝國的綜合國力，使得國家有了更多的財富，軍隊有了更好的戰鬥力，宋帝國正是因為沒有堅持把變法進行到底才導致了亡國之禍。反對變法的人認為它變相的盤剝了百姓，還導致了對於宋帝國官場的巨大分裂，王安石變法引發的激烈黨爭，耗盡了宋帝國的精力，最後導致了靖康之難。
但實際上，無論王安石變法的最終效果如何，在這場變法的過程中，無論是王安石還是宋神宗所表現出的那種急迫、倉促和不顧一切的態度，都是讓很多歷史學者十分不解的。
在很多人看來，宋神宗時期的宋朝可能的確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還沒有到要使用如此激烈、甚至瘋狂的速度和魄力去全盤脫胎換骨的地步。
為什麼，王安石變法的過程如此倉促，手段如此急迫呢？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一個小人物的一封奏疏說起。
這個小人物名叫王韶，字子純，號敷陽子，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縣）人，北宋名將。
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向天下官員和讀書人求解治理天下的良策，當時還只是大西北一介寒儒的王韶，向皇帝上疏，題為《平戎策》。
這封奏疏一下子就抓住了年輕皇帝的心理。宋神宗一生的理想，其實並非執行改革，富國強兵，而是為宋朝把失去的土地、面子全部爭回來。具體的說，就是打垮宋朝的兩大死敵：北方的遼國和西北的西夏。
而《平戎策》裡的戎，就是西夏。王韶給出了滅掉西夏的具體方略。按照王韶的建議，宋朝應該首先儘快拿下位於宋朝西北地區西南邊的河湟地區，也就是現在的青海東部、甘肅西部和南部一代，當時佔據這裡的是吐蕃人。
宋朝與吐蕃河湟部的關係一直很好，但當時吐蕃河湟部發生了內亂，在不大的地方之內居然分出了三個贊普，三股勢力掐來掐去。
這樣一來，河湟地區非但無法幫宋朝打擊或者鉗制西夏，反而會成為西夏開疆拓土的首選之地。等西夏佔領了河湟地區，就會從三個方向威脅宋朝本土，到時候就晚了。而且，王韶鄭重其事的指出，西夏人即將對河湟地區動手了，因為，西夏變天了。
引起《平戎策》的提出和王安石變法那股震動的第一隻蝴蝶，很可能是一個女人。這個女子，姓梁，是一個漢人，但她卻是改變整個西夏國運甚至宋夏關係的人。梁氏本是西夏相國沒藏訛龐的兒媳婦，但她卻在一個不經意的機會勾引了當時的西夏皇帝李諒祚。
自此，梁氏成了一心想撲滅沒藏氏的皇帝的內線，隨時把重要情報告訴皇帝，為皇帝最後消滅沒藏氏立下汗馬功勞。為了表彰她的功勞，梁氏後來成為了李諒祚的皇后，現在李諒祚死了，梁氏成了西夏的太后。
在她的帶領下，梁氏外戚佔據了西夏各個重要的職能部門，完全把控了西夏的軍政大權，成為了西夏真正的皇帝。梁氏是漢人，但是她作為西夏的首領，對漢人和宋朝異常的兇殘狠毒。就像唐代詩人司空圖那首詩裡說的那樣："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梁氏集團執掌西夏的幾十年中，西夏幾乎每年都會進攻宋朝，而河湟自然是梁氏十分想吃掉的大魚。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王韶在《平戎策》中非常旗幟鮮明的提出，宋朝如果想在與西夏的戰爭中佔據戰略主動的話，就必須在西夏前面搶到河湟地區。
也就是說，要讓宋朝在短時間內，聚集起足夠多的財富、物資、軍力，準備主動發起戰爭。
而這一建議，在當時宋朝主流的士大夫官員階層面前是絕對過不了關的。
時不我與，等宋朝內部整頓明白了，上下一心了，決定去打仗了，河湟早就丟了，宋朝要被西夏三線圍攻，然後像之前宋仁宗、宋英宗時期一樣，不斷的在前線堆人堆錢堆物資疲於奔命的防守，西夏想打哪裡就打哪裡，宋朝就要被西夏玩死了。
那麼，雙子座性格的宋神宗腦海裡的滅西夏、復燕雲、敗遼國的夢想就真的只是夢了。所以宋神宗決定再也不等了，他想到了王安石，想到了別人提起王安石曾經在地方上實行的一些有意思的改革措施。
他招來王安石，兩人一拍即合，一場旨在迅速聚集財富發動戰爭為目的的變法，火急火燎的在全國展開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梁氏這個小女子，和王韶這個此前不知名的書生，才是讓宋朝天翻地覆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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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王安石的變法已經超出了預期，最後變成了禍國殃民“惡法”。
當時的大宋，國家財政常年赤字，政府日子實在是有些過的艱難。對於國庫空虛的理解，王安石認為這是因為國家缺少會理財的官員，只要政府官員善於理財，就可以在不增加百姓賦稅的前提下充盈國庫（司馬光認為錢就這麼多，政府要加錢就是搶老百姓的，因此應該開源節流）。這麼棒的主意宋神宗當然是支持了，於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開始變法，而支持他變法的理念則是來源於多年的地方官經驗。這麼看起來王安石的變法應該非常合理才多，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在文字上看起來非常棒，但是僅限於文字，尤其是近二十年對於當時北宋社會的研究，證實了這個觀點。
王安石的第一項措施是“均輸法”。這個均輸法，就是說如果一個地區受災歉收，那這個地區就不用上交物資，給物資摺合後的錢就好，然後由政府用這些錢去買其他地方的物資；如果有多個地區物資一樣而且都豐收，那就就近原則，也可以減少運費。可以說均輸法有效的減少了不法商販官吏從運輸費中苛扣錢餉的行為，確實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於是宋神宗加大了對王安石的支持力度，讓王安石繼續變法，但是再之後的情況，就不那麼樂觀了。
第二項改革是市易法，即政府向商人借貸，官府從商人手裡收購滯銷產品，然後平價出售。然而這實際上卻是個騙人的“把戲”。滯銷產品之所以滯銷，主要還是因為百姓不需要，平時用不到。所以政府只能貴買賤賣，結果就是政府虧本了。虧本的買賣政府自然不會做，那為了盈利就必須要動用手中的權力——比如強買強賣，小利抽稅。總而言之，這項改革嚴重的破壞了宋朝的市場秩序。
第三項青苗法，青苗法的意思是在青黃不接之時，貸谷於民，立息以償，青黃不接之時分為夏秋兩季。但是這裡存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夏糧未熟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因為冬糧可能已經耗盡，商賈會藉機給糧食提價；但是秋糧收穫之後的青黃不接就不存在這種問題了，因為夏天的糧食剛剛收穫，百姓生活很充裕，再借貸給百姓，就是等於“放高利貸”了。而且借貸要根據經濟實力來決定，真正需要糧食的五等戶卻只能借1貫500文，而一等戶不需要借貸卻被強迫償還高額的利息，最後民怨沸騰，流民四起，百姓叫苦連天，民變一波接著一波的起來。 
之後還有兩個超級坑的改革措施--均田法和免役法。均田法，意如其名，目的是遏制土地兼併，保障耕者有田。但是實施起來卻是要在社會總財富不變的情況下，將財富重新分配，這就要強制奪取富人的田地，導致大批的佃農失業失去保障，卻又得不到政府的補貼，只能危害社會（宋政府只補貼自耕農，佃農由地主負責，為了保證佃農的生活，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法律，如果地主不管自己的佃農，就會被制裁）。免役法，就是通過讓老百姓交錢，來免除部分徭役。但問題是價格是政府開的，中央如果控制力度不夠，地方就開始橫徵暴斂了。本來宋朝的稅賦就很高了，再這麼一折騰，百姓的忍耐到了極點，一時間全國多地發生民亂，雖然都被鎮壓，但是確實給北宋的士人們敲響了警鐘。免役法最後被保甲法取代，但是交錢免役的做法仍然在繼續。 
結果就是王安石變法雖然確實讓國庫充盈了，但也是搞得國家混亂不堪，政府與民爭利，北宋的黨爭達到了最高峰，實際上確實國力衰敗的表現。
當然，王安石變法失敗還有個內在原因，就是王安石動手太狠，基本上顛覆了北宋之前的整個利益團體，使得百官群起而攻之。而趙氏皇帝實在是軟弱無能，意志力不夠堅定，當反對的呼聲太大時，自己就搖擺不定，這個變法就算是真的好也變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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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變法者層出不窮、絡繹不絕，但是貌似從來沒有哪一種變法是可以順利執行下去的。包括先秦時期比較成功的商鞅變法，歷來變法者，均為利益的重新分配，既然重新分配，那麼難免都得罪一些人的利益。
王安石的變法是為了提高國家的財政收入的，從這一點上來看，他所維護的直接利益人便是朝廷，而非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
進士出身的王安石頗有才學，當他登上宰相大位的時候，就在神宗的支持下積極推行變法，為的就是改變國家財政困難的局面，此時的宋朝沒有人干預嘗試這個重擔，變法之事歷代以來均是費力不討好的一向活動，可是王安石接下來了，而是在神宗的支持下將變法推行的很徹底。
變法的主要內容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等等。
青苗法：
利用國家來作為中央銀行向民間進行借貸活動。百姓們在購買青苗的時候借貸，收穫之後還貸。
免役法：
這裡面的“役”指的便是勞役，在古代服勞役幾乎是每一個成年人都應該盡的義務，而且民眾百姓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免役法”規定，你只要出錢了，就可以不用勞役。
均輸法：
也就是平均分配物資的概念。古代一般在荒災之年當地的物價都會瘋狂的上漲，百姓的生活便會變得更加的苦不堪言，怎麼辦？
那就是由國家出面將受災地區的錢幣收攏起來，然後統一到附近沒有發生災荒地方的城市去購買，這樣一來百姓便不會承受荒災所帶來的巨大生活壓力。
這幾項政策看起來是利國利民的好政策，但是真正實行起來卻無法上行下效，這種改革往往都需要地方和朝廷上積極配合才可以，可是王安石的這幾項改革又在時時刻刻撼動著官僚資本家的利益，在他們眼中這幾種改革無異於虎口奪食，斷了他們的財路。
所以政策剛剛開始推行起來的時候極為困難，而到了真正推行之後，百姓們又開始瘋狂的抱怨，就拿“青苗法”舉例，本來這項政策是由政府提供借貸活動的，借貸利息是低於地方的，百姓可借貸也可不借貸，然後由其地方官員負責實行，可到了後來居然演變成了“強買強賣”，必須借貸的一項政策。
一時間民憤和官怒是深深的刺激著王安石，變法多年也同時宣佈失敗。
王安石的變法從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宋王朝，可是歸根結底他沒有想到過地方資本的對於改革的影響，國家當做中央銀行，那無異於將地方的那些地主資本和官僚資本逼上了絕路，所以他們的不配合是必然的，而地方又會將全部的憤怒轉移到百姓的身上來抑制改革的順利進行，這樣一來改革失敗已經成為了不可避免的問題。
歷史總探長
一千多年前，北宋東京汴梁城非常繁榮發達，在文人騷客的筆記中記載的非常詳細。每當夜幕降臨，整座城市燈火輝煌，衣裝華麗的歌樓伎女等候著酒客的呼喚，通天燈火照到凌晨四鼓方才罷休，整夜燃燒的燈油甚至將整條街上的蚊蟲驅趕得乾乾淨淨。
然而，這個外表強大的帝國卻充滿了謎一般的悖論––––
北宋經濟高度繁榮，政府卻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北宋政治開明，軍隊眾多，然而對外卻不能抵禦強敵入侵，對內無法拱衛國家政權；北宋文化進步，享譽千古，然而來自北方鄰國那些尚未開化的遊牧民族，卻屢次以野蠻打臉文明，肆意蹂躪大宋王朝的錦繡江山、衣冠文物。
這些恥辱的失敗都一直如影隨形，刺激著大宋軍民。
直到，那個年輕人，二十歲的趙頊成為帝國的至尊，他已經無法忍受這樣繁榮背後的積弱，面對西北党項西夏稱帝后的數次大戰，大宋卻數次全軍覆沒的恥辱。趙頊覺得，是時候，掀起一場革新了。
於是，熙寧二年（1069），名揚天下多年的王安石終於不再推辭朝廷的授官，希冀自己一生所學，能夠與矢志圖強，想要力王狂瀾的年輕君主一道，實現大宋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
歷史上千古流芳的君臣際遇，又一次在血氣方剛的皇帝和閱歷深厚的老臣之間發生了。宋神宗趙頊迫不及待地頒佈諭旨，正式任命翰林學士王安石和唐介、富弼和曾公亮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正宰相。由此，在宋神宗的支持主導下，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拉開了序幕。
但是，誰也料不到，宋神宗煞費苦心大家的變法班子，竟然很快就難以正常運轉了。這個暮氣沉沉的變法班子，註定了短命的結局。
這套班子除了王安石四十八歲以外，其他四人都是六七十歲的老朽之人，年紀大，思想保守。曾公亮年老武威；富弼動輒稱病；唐介重病在身，連覲見皇帝都無法站立，不到兩個月就去世了。趙撲對變法意見不少，但又武力阻止，每見新法出臺，就叫苦不迭。
似乎除了趙頊和王安石這一對君臣矢志變法以外，全天下放眼望去，竟滿是坐觀成敗之人！如此變法，又有誰能盡心執行、又有誰來反饋信息查缺補漏呢？
可是為何，宋神宗為何要安排這樣一個互相掣肘的變法班子呢？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們知道北宋施行的是群相制，但在群相執政的情形下，皇帝為了避免大權旁落，嚴防宰輔大臣或某一派系專權篡政，總是會同時任用政見不同的大臣互相牽制。
年輕的宋神宗雖然一心變法，但一旦落腳權力的世界，很快便如化學反應般發酵出難以預測的奇怪變化。
而王安石是個什麼樣的人，時人稱之為“拗相公”，可見其眼中揉不下沙子，他對變法因班子問題而遭受掣肘，對宋神宗抱怨，富弼智略平庸，只不過擅長博取流俗虛名，一旦天下有事，這樣的人何以扶危救傾，必誤國之大事!
王安石毫不掩飾自己對新內閣的不滿之情，可問題變法沒有骨幹、沒有政治上的強援，是辦不成的呀。
而後，王安石為了變法，向宋神宗提出了一條石破天驚的重大建議，即單獨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使之成為主持變法的總樞紐。
這對於宋神宗而言，簡直就是一個天大的難題。王安石此舉雖然無私心，但從結果上而言，如果宋神宗答應了，就將極大削弱朝廷原有理財機構三司的權力，擴大宰相的權力範圍，這明顯是超出了宋神宗的預期。
本來中書宰相們只管政務、樞密使管軍務、三司管財務，可現在宰相們也能管財務啦，天了嚕，王安石也真是敢想敢幹啊。
而年輕的宋神宗經過一番劇烈的思想鬥爭，滿腔熱忱的變革意願最終戰勝了 優柔寡斷，他不但同意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還特許了王安石“親命近臣，闢選官屬”。於是，北宋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宰相誕生了。
而隨著這位獨攬政務、財務大權的宰相的誕生，不見硝煙卻充滿了權力傾軋的熙豐黨爭拉開了序幕。圍繞著設立條例司這個機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士大夫們迅速排班站隊，點燃了新舊黨爭的導火索，將朝廷上下攪得再無寧日。
而這一點，也是變法之所以失敗的最大原因。
一切始於權力，一切也敗於權力。這似乎是一個悖論，想要變法，必定需要集權，但集權，卻又會導致士大夫們強烈的觸底反彈。畢竟如此這樣一來，其他掌握權力的相公們怎麼辦？看著王安石一步一步強大，搶奪自己們手中的權力？
變法此刻已經只是朝廷新舊兩黨之間的武器，核心本質是權力的爭奪。哪怕王安石一腔熱血，赤子之心，對權力不削一顧，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已經掌握著空前強大的權力，勢必會吸引來更多的敵人，當然也會得到很多人的依附。
變法本身就是一件不可確定的事情，總會出現許多問題，但遺憾的是，涉及到權力之爭以後，變法存在的問題就成為了舊黨們攻擊新黨的武器，而不是協力商量解決問題的方案。
面對勢力強大的舊黨，王安石喊出了那一句曠古爍今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其結果是政敵越來越多，變法的阻力越來越大，年輕的皇帝也開始心力交瘁。
在出臺的“青苗法”未則一地為試驗區，就直接推廣全國的情況下，爆發了許許多多的問題後，舊黨們以此為攻擊武器，對青苗法大加指責，而寶座之上的宋神宗沉默不語，不置可否。
心急如焚的王安石為了取得宋神宗絕對的信任，開始動輒稱病去職，宋神宗無可奈何，而隱藏在暗處的司馬光，藉此天賜良機，發動所有反對派的力量，試圖破壞宋神宗與王安石之間的信任，可是，司馬光低估了這對君臣之間變法的決心，以及宋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依賴。
年輕的皇帝以萬乘之尊，白紙黑字地主動向臣屬道歉，對面王安石惱羞成怒的辭職，再三懇辭挽留，終於這場因青苗法而起的風波，王安石獲得了最終的勝利。
可是，這樣的勝利，卻更加壯大了反對派的勢力，以及他們對變法的強烈牴觸情緒。
正如蘇軾對王安石的指責所說的那樣：“求治太急，進人太銳”一樣，王安石最大的問題，就是太過急切了，他試圖以一己之力，憑藉皇帝的信重，在面對中樞的重重阻力下，強行上馬各種變法政策，同時也未考慮變法所帶來的現實問題，從而導致了這場變革的最終失敗。
縱觀歷史上的變法，首先最重要的是，中樞只能有一個聲音，不先從政治鬥爭中取得全面勝利，又如何能將變法順利推行？
政治是不講理想的，首先講的是屁股，屁股下的位置保不住，站不穩，如何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王安石可以憑藉年輕皇帝對自己的信任，可以在黨爭中取得一次勝利，可是每一次都能勝利麼？所以整個王安石變法中反反覆覆，王安石罷相幾次，卻總是陷在權力鬥爭中無法自拔。
改革需要好的頂層設計，更需要強有力的執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在於對宋朝體制弊端了解不夠，在專制環境下，變法的權力和政策很容易被異化為黨同伐異的鬥爭工具，一旦進入政治鬥爭階段，變法就凶多吉少了。
雖然王安石變法失敗了，但王安石在飛來峰上佛塔的最高層吟下：“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的那一瞬間，歷史遺蹟註定他將成為一位不朽的中華人物。
因為他胸中裝的是山河大地，萬古星辰。
朝代說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開始，由王安石發動的改動國家積貧積弱局勢的一場社會變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自推行新法到變法失敗，歷時16年，這段期間王安石兩次罷相，他不畏艱難，毅然推行新法，但是王安石的努力並沒有得到一個好的結果與成效，勞心費神，最終變法失敗，還給自己撈了個千古罵名。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王安石變法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以內憂外患的宋王朝為主要變法對象，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各階級民族的矛盾，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
上圖是清明上河圖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王安石變法的思想來源於法家。法家確實是解決現實問題（尤其是財政和吏治）的主要理論工具，因為儒家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的虛弱無力。王安石的變法就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以及強化個體（包括工商業和地主）對國家利益的服從和奉獻。
二是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這樣形成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三是王安石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上圖是王安石
四是王安石的管理能力弱，變法過程中容易發生的問題都出現了。如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政策執行不力、用人不當、變法派內部分裂。等等。王安石變法過程中一個都沒有少。
五是王安石沒有妥協思維。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如果拗相公學會妥協，雙方精誠合作，改革變法會出現新的發展。
上圖是司馬光
總結：王安石變法旨在解決中央集權王朝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王安石變法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理財方面推行了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等，軍事方面推行了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等。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但是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蔣南強讀歷史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最終走向了失敗？
對於王安石這個人，不少人對他的看法是褒貶不一的。有人認為他是一位為國為民之人，可也有人認為他是害得王朝滅亡的千古罪臣。實際上，對他有著兩種不同的看法是因為他發動了王安石政變的關係。這場政變，最開始的初心是好的，而且前期也的確是推動了王朝發展，富強了王朝軍力與財力，但這場變動最終是以失敗的形式結束。因此，才會有這麼多人覺得他禍害了王朝，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他這場變動失敗？
原因一，損害了地主利益。他的這場變動看起來的確是非常厲害，但真正實施起來，卻是極其困難。王安石一心想要讓農民們減輕負擔，但他沒有想到，這就嚴重損害到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在當時，地主階級這類的人，權力都是比較大的，故而就會聯合起來抵制這場變動。
原因二，損害了商人利益。在這場變動中，王安石進行了一種設定就是要求商人將絕大部分的利益都交給王朝。的確，王朝若收集了商人身上的利益，王朝就會變得富有起來，從而也就強大起來。但反一面說，讓商人們將絕大部分的利益交出來，這就等同於是在割他們身上的肉，他們自然會覺得非常不滿，甚至仇恨王安石。商人們大多都是有錢的，古時候的錢財還是很頂用的，若他們聯合起來用金錢做一些傷害王安石的事還是很容易的。
原因三，沒有保守派的支持。王安石的變動在農業方面做了一個詳細的規劃，可以說若是成功了，這會對農業發展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在軍事方面，王安石也是提前做好了詳細計劃，他在全國大量訓兵，以此防備敵人突襲。就連對馬匹的飼養方面，他也想了很多辦法，節省了王朝的開支，這等等措施，用長遠的眼光來看，是極為利於宋朝發展。但在當時，那些保守派們根本就不敢輕易採用這些變動，他們害怕一旦實施不當，最後反而引起王朝的暴動。
原因四，用人不當。任何一個時代發動變動都是一個具有高風險的事情，變動一旦成功王朝會更為富強，這樣甚至可以延續王朝的統治時間。可若變動一旦失敗，王朝可能加速滅亡。因此，變動可以說是關乎於一個朝代的存亡問題，故而如此重要的事情，必須要選擇有能力的，並且是自己信任的，也的確是和自己一條心的人來執行。可王安石在選人方面卻沒有做到這三點，選的人都是想從中謀利的人，故而變動失敗也是必然的了。
紫禁公子
簡單說，一者，脫離實際。二者，參雜了太多私利。三者，破壞了和諧政治傳統。
北宋自宋真宗開始，已經出現各種弊端。
經濟上，宋真宗大肆造神，浪費國帑。
國防上，西夏崛起，屢次侵犯邊境，北宋花費大量錢財，集中軍力也沒有取得效果。
財政上，行政職務疊床架屋，又優待士大夫，給予高薪與恩蔭。歷來採取強幹弱枝政策，首都聚集大量禁軍以防備地方兵變。凡出現災荒即大肆招收男丁入廂軍，造成軍費開支龐大。
因此，冗官、冗兵太多，又造成了冗費。這就是北宋的三冗問題。早在宋仁宗時期，整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已經形成共識，大宋需要變革。這才有慶曆新政。
到了年輕的宋神宗上位，他急於改變三冗危害，也就起用負天下三十年大名的王安石。
熙寧二年(1069年)2月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熙寧三年頒佈募役法、保甲法。熙寧四年頒佈方田均稅法，改革科舉制度；熙寧五年頒行市易法。熙寧六年頒行免行法。
這些改革法案，看起來無一不是利國強兵之法，實際卻是毫無用處。
畢竟，所謂王安石變法是以開源也就是國家斂財為主，並沒有針對三冗問題的根源也就是冗官冗兵問題採取有效治理措施，當然也就毫無改善冗費的可能。
從變法結果看，除王韶收復河珉五州外，變法於國家財政、地方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國防軍事建設，無一成果。反而，變法的危害是巨大的。
就以被歷代稱讚的青苗法為例說明。
青苗法規定，在春耕夏種前，各地以常平、廣惠兩倉的儲備糧食做為本金，貸款給農民，夏收秋收之後以糧食歸還，利息二至三分。
聽起來，這條法律就類似今天的農業小額貸款一般。
實則大謬。
因為中國有地域差。山西、陝西、山東丘陵山區的農民確實需要這筆貸款，可惜地方官為完成上級下達的利潤指標，將糧食直接交給地主大戶放高利貸。而江南、成都平原地方的農民則根本不需要這筆小錢，地方官同樣了為了完成利潤指標而只能強迫百姓貸款。所以，無論是哪裡的農民都不會滿意這個青苗法的。
這是王安石知識體系中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能簡單地歸咎於反對派的掣肘。
變法之前，國家財政收入為7000萬（貫/石），變法高潮時期達到1.2億。顯然，在並沒有發生工商業大發展的情況下，這些錢財只能是自百姓頭上搜刮來的。
反而，自身號稱清廉的王安石，他的兒子、弟弟、侄兒、學生們個個在變法中撈得腦滿腸肥，這樣的清廉，也就是一個徹底的笑話。
所以，當王安石的學生，安上門監鄭俠，寧願承擔罪責也要非法通過銀臺司快遞將手繪的《流民圖》以告急文件特進給宋神宗，王安石變法也就事實上破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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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變法，在發展生產和富國強兵方面有某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變法派觸動了北宋大地主大官僚和大貴族的利益，引起他們激烈的反對和攻擊。如方田均稅法，對土地重新進行丈量清查，對大量隱藏田地的豪強極為不利，遭到反對，最後被迫停頓。加上新法本身的一些弊端和王安石與呂惠卿等變法派內部的矛盾糾紛，也削弱了變法派的力量。熙寧九年王安石的獨子王雱（pāng）病死，王安石受到重大打擊，對繼續變法失去信心，便辭去相位，不再幹預國事，變法失去領導。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為了減輕壓力，把改革重點轉向職官制度，削減了抑制豪強發展社會生產的內容，變法已經名存實亡。後來由於兩次對西夏戰爭的失利，宋神宗憂忿而死。宋哲宗繼位，祖母高太后主政，起用保守派領袖司馬光為相，廢除了絕大部分新法，史稱“元祐更化”，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後面“紹聖紹述”，哲宗親政恢復新法，但已經變成了派系爭權奪利的工具，毫無積極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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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發生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期的北宋，當時北宋政府面臨著封建統治的危機。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企圖通過變法實現富國強兵，緩和階級矛盾，挽救封建統治的危機。但是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於：
一是變法是在不觸動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王安石變法沒有改變土地高度集中的狀況，沒有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因而階級矛盾沒有緩和，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是用人不當，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
三是新法觸動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四是宋神宗一死，新法失去了支持者，保守派大官僚司馬光當宰相，廢除了新法，變法的失敗也就成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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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失敗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朝廷內外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
嘉佑三年，王安石進京述職，提出了變法主張。宋神宗即位，由於希望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而且非常看重王安石，於是啟用王安石，任命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王安石提出的新法以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取士之法，從國家經濟、軍事、人才方面提出了各種制度措施。變法持續八年，最終在神宗去世後，以失敗而告終。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為何終究無法完成，慘淡收場，其原因有兩個方面：
第一、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願望出發，但不爭的事實是，變法造成上下齊聲反對，支持他的神宗也是屢屢質疑，變法的結局是措施盡廢，社會矛盾加劇，北宋頹勢不可收拾。在加上政策的執行力不行，用人不當，王安石過於自信，不瞭解基層真實情況過於理想化，改革中固執己見，不聽甚至鎮壓異己之聲，反被人利用，最後神宗也開始動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怎能不敗。
第二、變法改革過程中，嚴重損害了其他利益團體的記得利益，遭受到了保守派的強烈抵制。雖然當時宋神宗堅持變法改革，但是當神宗也動搖了的時候，失去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後臺，最終被推翻，以失敗告終。
對於王安石變法，出發點是好的，在古代提出這樣的變革，不可胃是非常超前的意識。但是變革過程中由於低估了實際困難，而且執行不當，反而被利用，八年的變法改革不僅沒有是國家局勢改善，反而變得更加更加惡化，可嘆，事與願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