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末北京之戰概述
明朝末年，自然災害異常嚴重，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加之明朝政府的嚴苛賦稅，使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的陝北農民不得不鋌而走險，進行起義。從天啟七年（1627 年）陝北農民起義開始，到崇禎十七年（1644 年）初，李自成已經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農民起義席捲全國。之後，李自成發兵對明王朝進行最後一擊，二月，在山西進行寧武之戰，奪取太原。三月初，京師屏障大同、宣府也相繼攻陷，起義軍劍指北京城。從 1644 年 3 月 17 日李自成兵臨城下，到 3月 19 日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固若金湯、守備森嚴的北京城，在短短不到三天的時間很快被攻陷。甲申之變，也標誌著統治中國近 280 年的明王朝瞬間土崩瓦解。
二、 北京之戰明朝滅亡的原因
首先，由於災荒嚴重，大量無業流民隨從農民軍起義，保證了軍事上兵力的充足。明朝末年，尤其到崇禎年間，自然災害十分嚴重，北方連綿不斷的旱災蝗災，使陝北、河南普通百姓幾乎掙扎在生存線之間。崇禎十二年到十三年間，“己卯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又蝗，僅能種而禾實不稔。”農民因為受到嚴重旱蝗災害，大都顆粒無收。這種狀況也引起了更加嚴重的社會問題，“流亡滿道，骴骼盈野。陰風慘鬼憐之青，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雁矢、蠶矢者，有食荊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飽受飢餓的普通百姓大都為了生存，不得已而揭竿起義。而此時正值李自成進軍河南，大量饑民和流民選擇加入農民軍，進行推翻明王朝的鬥爭。這時充足的兵源對李自成來說意義十分重大，它不僅在農民軍和明王朝戰爭白熱化之時給農民軍注入一顆強心劑，更在必要時借流民渴望生存渴望溫飽的迫切願望，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戰鬥力。然而這對內憂外患的明王朝來說，是極其致命的打擊。明王朝在最後階段沒有趁災荒之年徵兵增強自身戰鬥力，而將廣大的流民推向了對立的農民軍。明王朝最終因無法解決好災荒兵源問題，使自身走向了滅亡。
其次，實施“均田免糧”政策，保證了農民軍隊戰鬥積極性。“均田免糧”四字，看似只是為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贏得民心，實質上此舉極大地提高了農民軍的戰鬥力。久而傳頌的“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反應了“均田免糧”政策在當時受到了普通百姓極大地歡迎，而在更深層次上，受招募加入農民軍的普通百姓子弟，為了保衛“均田免糧”的勝利果實，往往會比以往更加賣力，這在實質上提高了農民軍的戰鬥力。這就使農民軍與明軍的實力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勝利的天平逐漸傾向了農民軍，明軍的圍剿計劃遭到根本性瓦解。
在“均田免糧”的基礎上，李自成為了維持軍隊的正常開支與運轉，嚮明朝權貴階層發起了“追贓集餉”的鬥爭。所謂“追贓集餉”，就是向各地明朝官員、封地親王、土豪鄉紳征討餉銀以維持軍餉開支。據記載，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抵達關中地區，“請鄉紳輸助，多三四十兩，或三五兩，惟舉人免輸。”“追贓集餉”的舉措不僅將明朝核心集團人員的財富據為己有，極大地補充了農民軍的軍餉和物資，並且將軍費捉襟見肘的明王朝最後的軍費來源幾乎斬斷。從“惟舉人免輸”來看，李自成在贏得普通民眾的支持後，又尋求知識分子的支持，這又在士人層面上瓦解了明王朝的根基。由此可見，李自成集團對明王朝的威脅是全面巨大的，涵蓋了社會各階層，從軍餉到軍隊士氣，都逐漸佔盡了優勢。
再次，正確的軍事戰略政策實施。李自成在打下關中、河洛地區之後，並無貪戀一時之地，而是從山西一舉北上，直搗明王朝的統治中心北京，這就使調集大軍圍剿農民軍的明軍幾乎撲空。而在此時，明朝政府在軍事策略上犯下了致命錯誤，他們低估了農民軍直指北京的雄心。關寧鐵騎正在山海關鎮守，與虎視眈眈的清軍隔關相望，而另一路明軍主力被調入內地圍剿農民起義，北京的守備形同虛設，儼然成了一座空城。到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順軍以極其迅猛的速度將各地明軍守備擊潰，行至北京，兵臨城下，開始攻城。
最後，明朝軍隊的腐朽和不堪一擊。在當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中，大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那就是事實上明王朝在最後關頭，局勢還是可控的。在軍事層面上，若採取得當措施，明王朝至少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滅亡。其一，在農民軍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時，明廷本可實施鼓勵地方團練的措施來禦敵防衛。事實上，鼓勵地方官僚鄉紳團練來進行剿滅起義軍，效果要遠比從遠方調集而來的正規軍效果好的多。因為李自成的“追贓集餉”政策直接使地方官員和鄉紳之利益和生存受到了極大的威脅，若能將其發動助剿，地方團練的戰鬥力則會大大提升，清王朝正是借曾國藩等地方團練之力一舉將太平天國起義平定。崇禎十六年，有中央官員上書提出借鄉紳之力恢復故土，“鄉紳士民，宜令糾集壯丁，各建恢復故土之策，如有功效，一體敘推。”但崇禎帝對此舉措並不十分贊同，理由是團練一旦興起，日後恐無法有效節制。
然而，到崇禎十七年，農民軍已經逼近北京城，崇禎皇帝才迫不得已號召募集鄉勇作戰，保衛國家，“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議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陸並進。 ”但時機已晚，此舉並無實質作用，這也成了明王朝在滅亡前最後的苦苦掙扎。鼓勵地方團練，是從基層上剷除農民起義的最好方法，由於崇禎帝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等待明王朝的只有滅亡。
其二，在崇禎末年，明王朝尚存在著戰鬥力極強的關寧鐵騎，當京師受到威脅時，若將在邊防守衛的精銳部隊調回勤王，農民軍未必能將北京城順利拿下。因為在日後的戰鬥中，無論是山海關之戰還是入關隨清軍追繳李自成起義軍，吳三桂的關寧鐵騎都顯示出極高的戰鬥力。正當農民軍打破山西防線，向北京推進時，朝中就有大臣向崇禎帝進言，
“孤懸二百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面對農民軍逼近的嚴峻局勢，崇禎皇帝命令內閣大員進行討論，但大臣們因怕日後承擔棄遼東之地的罪名，皆不敢提調回邊防精銳之策，“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直至三月，李自成率軍突破山西，北京兵臨城下，崇禎帝才慌忙下令吳三桂率部回京勤王，但吳三桂部軍隊龐大，行軍速度十分緩慢，行至山海關時，李自成已經攻破北京城，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明王朝宣告滅亡。由此可見，任何好的軍事制度，軍事策略，歸根到底皆有人來控制，若一個朝廷各自為政，內鬥不斷，腐敗橫行，其走向滅亡也是必然的。閱讀更多 晨光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