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和眾多普通讀者，從《中國歷史大辭典》和與承德地區歷史文化相關的諸多書籍中，都知道木蘭圍場開創於康熙二十年，清初多爾袞死於承德附近的喀喇和屯。因為這是清史研究最高權威的結論，自然誰都不懷疑。但這兩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可靠嗎？直到1997年，從未有人質疑過。
寧城人在1990年，已利用筆者複印引的《松亭行紀》，發現康熙二十年玄燁北巡終點是寧城八里罕熱水湯泉，並寫於《寧城縣誌·大事記》中（主編吳殿珍、副主編李文。筆者為編委，參與考證）。1997年筆者見到《承德之迷》一書，通過其作者，得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下簡為“清史所”）在《承德避暑山莊》（下簡為《山莊》）一書中，認定康熙此次北巡開創了木蘭圍場。筆者為之驚愕，康熙二十年玄燁北巡本應是到寧城的事，怎麼竟然成了到圍場縣並開創木蘭圍場？我當時不知清史所在國內的崇高地位。我2014年才見到此書，方知第一作者實為承德市文物局。
1980年，承德市文物局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合作，出版了《承德避暑山莊》一書（文物出版社）。編寫此書主要有清史研究所的精銳羅明、王思治和承德市文物局的袁森坡等著名學者專家，戴逸所長（今《清史》主編）幫助編寫了提綱。因此，該書的權威性和影響不言而喻。此書認定“木蘭圍場開創於康熙二十年”，及其相關康熙十六年、二十年玄燁兩次北巡地域，便被學界普遍認可並引用轉抄，其中“木蘭圍場開創於康熙二十年”被寫入最權威的《中國歷史大辭典》。
1998年，筆者已考實康熙這兩次北巡地域，確認了“木蘭圍場”開創年份。並將此新發現通過安忠和先生提供給地質出版社《新編承德之迷》一書編輯。此書主編龔法忠，由安忠和執筆，我為一編委，次年出版發行。書中首次提出康熙二十年玄燁北巡終點是今寧城境八里罕熱水，並未到圍場縣。木蘭圍場應開創於康熙二十二年。1999年秋，我與《承德晚報》資深編輯安忠和先生合作完成《木蘭圍場開創年代新考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商榷》一文。這“行外”人與最高權威商榷的論文在北京（有權威的《清史研究》）發不了，內蒙古社科院也不敢發，無奈之下我投向《中國方域》期刊得以刊發。這是一家由民政部與山西省辦公廳合辦，探尋行政區劃與地名的期刊。文中除考證並列出康熙十六年、二十年康熙兩次北巡駐地今地名（終點地域為今寧城境內）外，還認定木蘭圍場開創於康熙二十二年。後者是《清史》中必定涉及的問題。
一、清史所認可，我們的論文卻難糾錯
我們的論文被收入《1999年清史論文索引》中（2001年《清史研究》第一期，但將我的姓名誤為胡廷學,2015年我去信請求更正，不予理會）。2003年，清史所副所長、著名學者羅明先生在承德，對我的合作者安先生說我們論文“說的對”（我2014年才知此事）。作為權威的清史所，能對非專門研究清史的我們作如此表態，這精神就讓人敬佩，也讓我們從中得到一絲安慰（沒白乾，有用）。不過我們並不太在乎這種私下認錯，我們更希望儘快看到其公開糾錯，別再讓錯的結論繼續誤導學界和讀者。令我們遺憾的是，直到2018年末也未見到清史所為木蘭圍場開創年份和康熙二十年北巡終點地域糾錯。這就導致木蘭圍場開創於康熙二十年的的錯誤認定，訛傳至今達38年。即便從1999年我們提出質疑算起至今也有近20年。
筆者認為，清史所不同於其他歷史研究所，他是國家認可的清代歷史研究最權威機構，這已是相當頭頂金色光環了。其對為自家公開糾錯的事會難免有顧慮、有壓力。清史所由於2003年後主導編修《清史》，相關專家可能認為將木蘭圍場新的開創年寫入就可以了。至於其他錯的結論如何處理，是沒多想，還是滿不在乎？按理說，清史所的至高地位牢不可動，則更應該不怕丟面子，“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以為，金色光環若除掉表面些許塵汙豈不更亮！清史所的使命由建立新中國前後研究中共黨史轉向專攻清史，在人稱“謙謙君子”的戴逸先生領導下，繼承我黨的一些優良傳統和作法，如為顧全“大局”，對清史所可能有負面影響的糾錯予以迴避。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呀!但這種作法有其弊端,由於清史所在學界影響太大，有錯不糾，會廣泛誤導學界，其負面影響之大不言而喻。這和一般學術機構及其專家有錯不糾的後果大不相同。當然，對清史所來說，也不什麼錯誤都需要公開更正，筆者認為，寫入歷史大辭典等權威工具書後發現出錯就不應長期拖著不公開糾正，對非工具書中屬於有一定影響的歷史事件地域判定錯誤也應公開更正。否則，以訛傳訛，遺留後患。
二、清史所長期不糾錯的嚴重負面影響
由於清史所長期不更正上述3個錯誤認定，勢必導致學界和讀者仍相信其錯誤結論，而把我們的觀點看作是“一家之言”不予理會。受《山莊》一書上述幾處錯誤的影響，圍場縣及其周邊一些地市縣旗上次地方誌的大事記部分，都被不同程度誤導。近些年的續志本有更正的機會，但因清史所不糾錯，諸續志自然不去更正。以圍場縣為例，2009年出版的該縣“續志”和精美彩圖新書《走進木蘭圍場》，還是寫康熙二十年初設木蘭圍場。其中“續志”說：“1681年（康熙二十年）4月，康熙率文武百官，二次出巡口外，與蒙古王公及喀喇沁旗1500餘蒙古兵匯合。一路行圍，‘相度地勢，酌設圍場’，初定圍界。將這裡定為清朝的皇家獵苑，即‘木蘭圍場’。” 諸多新書和論文至今還在使用《山莊》一書的一些錯誤結論。對這類錯誤的延續和負面影響，不知清史所有何感想？
清史所自2013年以來忙於牽頭編修《清史》，但若真的想糾錯，用一二十個字在重印的辭書中夾小紙條糾錯並不難，如2000年初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至今已有8次印刷，從中可更正木蘭圍場開創於康熙二十年之誤，夾入一小紙條即可。若能在《清史研究》上寫一條在“二十”後補個“二”字的啟事也極易（無須說明原因）。
十七年前，筆者也曾想探尋一下多爾袞死亡的喀喇和屯在何處。但又一想，名家在《山莊》書中雖然出了幾個錯誤，但人家畢竟是權威，總不至於把這事也搞錯吧，遂放棄此事。直到2014年，我的今同事寧城人周鳳玉，提出要把多爾袞死亡地寫為寧城黑城（蒙古語稱“喀喇和屯”），我才認真關注此事。幾經搜尋後，方知與此問題密切相關的《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1989年已出版，只是譯文有兩處欠妥。經考證，多爾袞還真是死於寧城黑城。我對清史所的這次崇拜，致使我對這一問題晚探索十多年。權威的影響之大，從中也可窺其一斑。
我推斷，清史所知錯後長期未更正，也有其難言之隱和苦衷。
1．《山莊》一書完稿在1978年11月，其數年編寫正在“四人幫”倒臺前後，清史所正處在向專心治學的軌道上轉變中，大學者多研究大問題，對寧城一帶古今地名演變不甚清楚，只能靠袁先生。但袁研究康熙二十年北巡地域，竟然不知利用記錄此行的高士奇《松亭行紀》，真乃咄咄怪事，否則就不會出此大的失誤。這些都屬主觀原因，怎能說得出口。
2．此書由承德市文物局發起，出於對主人承德文物局權威專家袁先生的尊重，清史所自然相信袁先生，認可其對康熙二十年玄燁北巡路徑和創建木蘭圍場年份的結論。但結果還是錯了，且是近乎連帶的與清代地理相關的三個錯誤，清史研究中出現這種類型的錯誤較罕見。如說責任，清史所在一定程度上屬代袁擔過，但這事也難說出口。
三、袁先生的類“糾錯”
作為有“歷史地理學者”稱譽的袁先生，他在《山莊》書中執筆的嚴重錯誤是此書第三題目“木蘭圍場”內容，將康熙二十年康熙北巡終點認定是到圍場縣和壩上，寫得頗有邏輯，文筆流暢（筆者佩服），極易讓人信以為真。清史所的精英專家們顯然被袁的考證“忽悠”了（儘管袁不是有意的），並認可其說。對康熙二十年康熙北巡終點地域和“木蘭圍場”開創年份問題，袁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未口頭表態或發文認錯。因為這對於他來說太為難了，自己主觀上寫得頭頭是“道”，實際上竟然是誤考一通，誤導了清史所和學界。
袁先生在《山莊》書裡執筆內容中除上述三個錯誤外，還有另一錯誤廣為訛傳，即把多爾袞的死亡地錯誤認定在承德西南的喀喇和屯，筆者將另發文考證此問題（2015年，《清史研究》不給發，或許與網上投稿時我未寫入副高職稱有關。但當時修《清史》接近完結，應該還來得及參考或用到此文。一些期刊不敢發，名家弟子審稿大多不願得罪老師）。
2014年，我才知道早已從承德調至河北省社科院的袁先生與張愛軍合作，曾在《內蒙古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發表《康熙十六年玄燁北巡喀喇和屯地望考辨》論文，其中對康熙十六年北巡路徑和駐地作了一番認定，承認過去的不認真，將喀喇和屯的地望誤判到承德附近。此文對康熙這次北巡路徑和駐地的認定，使用了我們2003年前的成果（與此次北巡相關的相似論文三篇，另有主要由安忠和執筆的《木蘭圍場大尋蹤》一書），但文中卻隻字不提使用或參考我們的成果，在其前序中也不提學界對此次北巡研究的進展現狀（六年前我們已發相關論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二章著作權第四節標題“權利的限制”下指出：“為了個人學習、研究或欣賞，使用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袁、張兩先生把我們發現的康熙十六年北巡終點地域在寧城境南部的成果說成是他兩的發現，這種作法屬著作權“侵權”。袁先生這樣幹這可能與其對我們的論文心態失常有關,我們質疑《山莊》一書上述幾個錯誤都是他執筆,他因此受到刺激有壓力。如2003年，袁在承德遇見我的合作者安先生，表情尷尬地僅與安打個招呼了事，避而不談學術商榷事。這與羅明先生的坦蕩、謙虛作法截然不同。此事不排除袁先生的報復心理：你們不搞清史的竟敢對我“打臉”，我也讓你“窩火難受”一把，你們能奈我何！2015年我用電話向其單位尋找袁先生，想交涉此事，但他已作古。不過其合作者河北師大的張先生還在，張應該對此事心知肚明。
四、從寧城歷史文化資源三事被錯定位到承德所想到
有些人說，歷史問題常有爭論，說不清誰是誰非！這種看法有些片面，這要看那類歷史問題：比如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分歧問題，有的爭論延續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也難見分曉。而與歷史地理（尤其清代以來）相關的歷史事件地域問題，因為有今古地名的沿用或演變鏈接，有不少歷史地名可以考清是今何地，進而得出正確結論。正如我們質疑《山莊》一書上述三個問題，都是以歷史地理（尤其地名）研究為基礎，證據可靠，故能得到清史所的認可。
上述康熙十六、二十年的玄燁兩次北巡終點區域、多爾袞的死亡地三個歷史事件本來都發生在寧城縣境，近四十年來，卻在清史名家筆下都成了承德地區歷史文化資源（當然，袁先生和清史所都不是故意的）。而我的合作者承德報界的安忠和先生，治學嚴謹，把原誤屬於承德的寧城歷史文化資源，在其幾種著作中“退還”給寧城，實難能可貴（作為報界人通常都宣揚對本地區有利之事，各地爭搶歷史文化資源的事已不少見，安先生卻反其道而行之，實可敬也）。此事也得到地質出版社的支持。2012年，承德市人民政府組織當地專家（王舜、安忠和）編寫出版了《避暑山莊大辭典》（故宮版社），即認可並採用了我們提出的木蘭圍場開創於康熙二十二年之說。但是，這些影響畢竟有限，怎能敵得過清史所不公開糾錯的影響？！前面述及的《圍場縣誌》(續志)就是典型例證.
五、結語
從我們質疑清史名家《山莊》一書不該出現的低級錯誤算起，至今己有二十年。近五六年來，我一直想就上述內容寫點什麼，但又很糾結，因為清史所2003—2016年正編修《清史》，還是暫不干擾為好。最近聽說《清史》完稿付印，我才寫出此文，想以我的切身經歷和體會，客觀還原一下清史學術研究中出現的名家糾錯難及袁先生的“盜名欺世”作法（使用我們的成果避而不談，卻說成他們的成果）。雖然我已是76歲的老翁，但仍盼望學界今後少些這類亂象！（2019年3月5日完稿）
（另，論文《木蘭圍場開創年代新考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商榷》，見《中國方域》1999年第6期）。
作者：胡廷榮，024226，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寧城地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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