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蜃樓》劇照
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平行時空真的存在，會發生什麼。比如你在早上醒來，本來準備像往常一樣，安排早飯，送孩子上學，然後去二環上班，丈夫又去了外地，說是出差，週末才能回來。
但你感覺不對。你環顧四周，你發現孩子不見蹤影。那個熟悉的男人在跟一個陌生的女子吃早餐，他看到了你，卻一臉驚訝，然後質問你是誰。也許是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的一次偶然事件，將你的生活推到了另一條軌道上。現在，你出現在這個房子裡，卻是以陌生人的身份，與任何人無關。
這種神秘感和無限延展的可能性讓許多人著迷，奧利奧爾·保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於1975年，來自西班牙，是一位懸疑片的編劇和導演，2017年，他曾經以那部《看不見的客人》驚豔全球觀眾，當然也包括中國影迷。
對於平行時空的設想，保羅想到的一個可能性是，假如之前答應當時的女友，要一個孩子，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保羅沒有同意，兩人最終分手，他沒有成為一個父親。這成了後來構思故事的一個靈感來源。
今年三月，這部名為《海市蜃樓》的新作在國內上映，這是保羅第二次與中國觀眾見面。《看不見的客人》憑藉著優異的口碑，在國內收穫了1.72億的票房，創下了西班牙影片在中國上映的最高紀錄。保羅也被看做是一位極具潛力的懸疑片導演。
很多見過保羅的人，都對他那一頭有些張揚的頭髮有印象，加上沒有攻擊性的單純外表，感覺像是一個為了構思故事而感到抓狂的年輕人。他的電影裡，經常可以看到大開的腦洞和驚奇的反轉。講故事的形式不斷延展，而保羅則試圖找到一個更加形象的比喻，來說明這種敘述模式。他提到了種子和糖果，也提到了迷宮。
“每個故事都有它要講述的東西，像《看不見的客人》，講述的是真實和謊言，相當於帶著觀眾去領略這種不同的變化。《海市蜃樓》是兩個時空之間的交疊，講述的是不一樣的東西，更復雜，也更燒腦一點。”保羅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種子與大樹
在創作的過程中，保羅常常問的是，“如果......，那麼會發生什麼？”在構思第一部長片《女屍謎案》的時候，他想的是，如果一具屍體從停屍間神秘消失，那麼會發生什麼。構思《海市蜃樓》的時候，問題變成了，假如早上醒來，發現你的女兒從來都沒有出生過，那樣會發生什麼。
“構思好開頭和結尾之後，讓主人公的歷程儘量遠離（開頭和結尾），從而才能製造反轉。同時，為了干擾觀眾的試聽，還需要故意放入細節，引導觀眾向某個方向進行猜想。而當觀眾拍著大腿以為自己猜到了結局，更大的反轉卻還在最後等著。”保羅說。
對懸疑的熟悉像流淌的血液一樣，保羅說。他從小就跟著奶奶去看好萊塢導演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電影，還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小說。而在成年之後，他到了美國，在洛杉磯電影學院學習了兩年電影，那裡的老師非常注重構思。
此後，保羅回到了西班牙，在電視臺工作，寫日播劇的本子。那是一段有些艱難的日子，每個禮拜都需要出活兒，每天悶在房間裡，無論是生病還是什麼，都不能耽誤，交完稿，又開始寫下一篇。
2010年，他擔任驚悚懸疑電影《茱莉亞的眼睛》的編劇，電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開始有了更多的機會，將已經寫好的劇本拿給一些製片人看，最終在2012年拍攝處女作《女屍謎案》，從此走上了導演之路。
“拍電影是因為心裡有東西想講。”保羅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無論是成長過程中的缺憾，還是日常生活中的狂想，都變成了懸疑片的靈感。他花了十年時間做編劇，又花了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從編劇到導演的轉變，到了2017年《看不見的客人》，雖然故事需要不斷的閃回和倒敘，但電影剪輯和攝影的完成度都很高。
對保羅來說，拍攝電影，尤其是懸疑片，經常是導演和觀眾之間互相博弈的過程，一個設想演變成一個點子，由這個點子再生髮出整個故事，故事經過反覆的推翻和變形，與觀眾的心理預期不斷進行磨合，最終抵達那個已經設定好的終點。他很喜歡希區柯克的一句話，“電影原本是虛無的空間，填滿它的是影院的座椅。”
糖果與洋蔥
保羅說，懸疑片有時候類似於糖果，外面包著糖紙，只有打開它，才能知道是什麼味道。然而，觀影的過程卻並不像糖果那樣甜蜜。在《看不見的客人》裡，觀眾發現，外皮剝開之後，還有外皮，你必須足夠耐心，才能揭開謎底。有的人被刺激到，甚至眼睛裡出現淚水。沒錯，有時，以為在剝糖果，但其實更像是剝洋蔥。
故事的核心由真實與謊言驅動。一方是看起來精緻優雅的成功人士，一方是瘦弱無助的受害者父母，因為一次車禍，兩者有了交集。看似力量懸殊的對立卻隨著故事的不斷推翻和重述，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真相在最後一刻公開，受害者父母最終用偽裝的方式揭開了那位成功人士的面具。
故事的靈感來源於一次社會新聞。一對夫妻的孩子被黑幫殺害，父親潛入黑幫，最終找到了兇手。這構成了“為子復仇”一個原型。復仇的母題一直讓他痴迷。處女作《女屍謎案》講述的同樣是一名父親報仇的故事。
保羅經常關注社會新聞，比如腐敗案件，婚姻破裂，這些在西班牙很常見。 為了刻畫那位叫艾德里安的成功人士，保羅查閱了許多相關的資料，最終塑造出一位外表迷人、卻沒有同情心的人物，對於自己給他人造成的痛苦置若罔聞。
“我的全部任務就是如何一層一層地剝離這個男人迷人的外表，最終揭露出這個男人其實有一個魔鬼般的內心。”保羅這樣說，“我把電影中的角色比喻為‘洋蔥’，也就是說，隨著電影劇情的展開，角色的外在形象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被剝離，最終你會發現這個角色的本質。”
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保羅借用了許多經典的敘述模式，比如戲劇和密室，還有那個不可靠的敘述者，故事不斷建立和推翻，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引進內地之後，《看不見的客人》改變了中國觀眾對於西班牙電影的傳統印象，在此之前，引進過來的西班牙電影還不到十部，票房最高紀錄也只有兩千多萬。數量少，宣傳力度低，而且許多小語種國家的電影也是這樣。更多的時候，是通過網絡和盜版的方式傳播過來。至少保羅的作品讓許多人看到了轉機。
花徑與迷宮
瞭解西班牙語作家博爾赫斯的人可能知道，小說《小徑分叉的花園》裡，作者反覆提到時間的概念。“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花園由無數分叉的小徑構成，成為了這種時間網絡的象徵。
在這一次的新片《海市蜃樓》裡，保羅試圖呈現這種可能性，他借用了平行時空的科幻概念，講述了一位母親在時空錯亂中尋找女兒的過程。原本的劇本設定裡，人物還是一名父親，這跟他自己的經歷有關。不過，他擔心自己無法完全體會父親的心理，完成初稿之後，保羅邀請了一位女性編劇朋友，從女性視角對劇本進行了改寫。
他也將完成的劇本拿給警察和教師等朋友閱讀，記錄下他們每一條即時的反饋，保證角色職業的可信度，同時收集意見，對情節設置進行新一輪的推敲打磨。劇本寫了一年半，改了13個版本，小紙片貼滿了書房。不同時空的變換，還有劇情的反轉，給人物帶來的性格變化和情感浮動，都需要小心拿捏。
“總是人物背後隱藏的秘密在推動這些反轉。因為涉及到不同的時空，還有眾多的人物，所以反轉會比較大。”保羅對《中國新聞周安》說。
但影片最終指向了情感，一個母親幾乎是孤軍奮戰，最終回到原來的時空，找回了女兒，也揭露了丈夫的出軌真相。保羅說，在西班牙，沒有一個母親會甘心失去自己的女兒，他相信中國也是這樣。情感是最直接的語言。
儘管有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保羅的電影卻還是打動了中國觀眾，憑藉的就是普世的情感和人性的力量。2017年，《看不見的客人》在中國的票房佔據了全球票房的八成。
如今，資金市場和製作環境都在變化。以前資金的來源主要是電視臺，少部分來自政府，這次拍攝《海市蜃樓》，是著名流媒體平臺Netflix填補了資金空缺。保羅覺得，自己這一代導演區別於之前一輩的地方在於，他們不牴觸類型電影，而是致力於拍商業片，同時兼顧著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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