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義》是我國明代產生的一部長篇小說，在它問世後一段時間內，曾對當時小說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是，由於目前的文學史著述缺少對該書成書年代的準確認定，致使該書文學史地位無形受到貶低。概略地說，國內文學史一般認定《封神》產生於百回本《西遊記》問世（1592年）之後，而復旦新版《中國文學史》則認定其產生在天啟年間(1621)，即《金瓶梅詞話》亦已問世之後。這樣，論者無意中自然要用《封神》與“先出”的兩部小說名著比較，著重的只是該書本身的文學價值乃至缺點。於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貶抑。因此，要客觀地評論《封神演義》的成敗得失，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必須準確地認定它產生的年代。然後才能論及它的文學史價值。
一、《封神》可能成書於天啟年間嗎？
在中國小說史研究中，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了關於《封神》成書年代的判斷：“日本藏明刻本，乃題許仲琳編，今未見其序，無以確定為何時作。但張無咎作《平妖傳序》，已及《封神》，是殆成於隆慶萬曆間（十六世紀後半期）矣。”（《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這個論斷審慎清晰，所以現行文學史一般均採納沿用。
但是，近年復旦大學章培恆教授發現了魯迅先生引用資料上的一點失誤，即張無咎在泰昌元年為《平妖傳》作序時實未提及《封神》，提及《封神》是在崇禎年間重修此序時補加進去的。章先生據此提出逆推斷，認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幾年之後補加進去，說明《封神》應成書或出版於此期間，即天啟年內。從此基點出發，章先生進一步探討《封神演義》卷首李雲翔序，根據序中“餘友舒衝甫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尚未竟其業，乃託餘終其事”一語，斷定該書在天啟年前僅有許仲琳編寫的一冊十回左右，系未完成稿，後經李雲翔修改補寫，而且補寫的是主要部分，爾後方才出版。章先生不僅把自己觀點寫進《封神演義》前言《江蘇古藉版》，而且經過壓縮鄭重寫進自己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產生了廣泛影響。
章先生的論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魯迅先生誤引資料可以糾正，但其推論卻是不能逆推的。某些人在某年提及一本書，可證書必出版於某年前，這是必然判斷；但某人至某年尚未提及某書，則既有該書尚未問世的可能，也有已問世而該人沒有看到，甚或已看到而有意不提的可能，不顧及並徹底排除二、三種可能，第一種可能就是孤立片面站不住腳的，以此為基礎去考慮問題就缺乏推斷應有的必然性。今日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我們還會遇到出版已久而自己竟無所聞的小說、書籍，四百年前的明代怎麼可能每一小說出版後都是盡人皆知呢？何況章先生涉及的張無咎餘家鬥等人都是在寫序做評論，不是搞類編目錄，瞭解不到的也就無意去追尋提及，這不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嗎？
由這種不充分推斷出發，章先生引出的推論頗為驚人：“李雲翔序中明說‘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而《封神演義》這樣的大書，在當時絕不是‘一冊’的篇幅所能容納的，這一冊顯然並非《封神演義》全書，既然不全也就必須續寫。因此，所謂‘尚未竟其業，乃託餘終其事’這一段文字，是說舒衝甫購來的《封神演義》並未寫完，託李雲翔續成。”（《封神演義的性質•時代與作者》，《獻疑集》311頁）細一琢磨，章先生此論頗近囈語：因為《封神》不同於《三國》、《水滸》那種先在民間形成全部故事的小說，任何一段都可以抽出來稱之為《三國》、《水滸》；《封神演義》書名已經直接指明瞭小說的內容所有，今本是三十五回方始出現封神榜，九十九回才完成了“封神”工作，如果沒有這一部分內容那它只能稱為“商周演義”（《封神演義》第一回回首古風），絕不能稱為《封神演義》，而李雲翔筆下所透露的卻恰恰是“封神”二字，工作已經完成了他又由何補起呢？再加上舒衝甫購買的顯系印本而非手稿，那麼請問“一冊”未完成稿在流入舒氏手中之前是如何出版的？打著“封神”招牌卻只有一冊非封神的內容，讀者會答應嗎？僅只一冊，批者鍾伯敬（不管是否託名）怎麼批閱，難道也刪頭略肚僅僅抓住書“脖子”（10～20回僅十回左右）就來批侃嗎？只要思索，相信人們會得出結論，章先生的解釋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那麼，為什麼會出現“一冊”二字呢？合理的解釋是，舒衝甫重資購買的《封神演義》一部，內中有鍾伯敬已經批閱的一冊，尚未完成全部工作，餘下的批閱由李雲翔續成。只要不膠柱鼓瑟吹毛求疵，相信人們會接受，而且幾百年來人們也正是如此看待這段文字的。退一步講，冊部形近，筆誤或訛刻也並非沒有可能。總之，僅僅抓住“一冊”二字，就硬要再為《封神》添上一位“續寫者”，實在牽強，再把這種猜測寫進一部整體水平很高很嚴肅的文學史著作，給人感覺至少是不夠慎重，為此白璧之瑕而惋惜。
二、《封神》成書早於萬曆的鐵證
其實，當年魯迅先生斷定《封神》“殆成於隆慶萬曆間”，除了前述推斷外還有潛在理由，可惜章先生忽略了魯迅先生的整體論斷，思考只及一隅反造成自己推論的偏頗失誤。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明代另一長篇神魔小說《西洋記》時說到：其“所述戰事，雜竊《西遊記》、《封神傳》而文詞不工，更增支蔓”，言外之意即二書產生在《西洋記》前，為其抄襲。《西洋記》有明確出版年月，作者羅懋登自敘署期為“萬曆丁酉歲菊秋之吉”，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秋天；敘中提及該書寫作目的是因“今日東事倥傯”，即日本豐臣秀吉於萬曆二十年(1592)發動的侵略朝鮮威脅中國的戰爭，則其寫作開始可能即在此時。產生於萬曆二十至二十五年間的作品已經雜竊到《封神傳》（封神演義），則其出版一定遠在此前，這道理簡單明確。所以魯迅先生將《封神》定在隆慶萬曆之間，並在評述中把《封神》安排在《西洋記》前。可惜章先生並未領略魯迅先生全部意圖，以至造成失誤。
至於《西洋記》雜竊《封神傳》的證據，我們來看兩書中一些對應抄傳的詩歌。這是非常簡單明瞭而又無可辯駁的事實論據。《封神演義》十三回有一首太乙真人勸阻石磯娘娘追趕哪吒時自我分剖身份的詩歌，詩曰：
交光日月鍊金英，一顆靈珠透室明。
擺動乾坤知道力，避移生死見功成。
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在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云云路穩，紫鸞朱鶴自來迎。
此詩詩意符合元始弟子太乙真人的身份，特別是“一顆靈珠透室明”，關係到哪吒是“靈珠子化身”，一出生即“滿地紅光”、“金光射目”，是“金光洞裡有奇珍，降落塵寰輔至仁”，和書中人物情節配合無間，絕對是《封神演義》特定情節中的原裝詩歌，不可能在另種情況下寫成。許仲琳因為是自己寫的詩，所以在四十五回將其抄充為同等身份的懼留孫“作歌”時，下意識將“一顆”改為“二粒”，這說明他充分了解自己詩意。但在《西洋記》十二回回首，我們也看到這首詩，僅僅改動了幾個無關緊要的字：
交光日月鍊金英，一顆靈珠透室明。
擺動乾坤知道合，逃移生死見功神。
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去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云云路穩，紫鸞朱鳳自來迎。
兩相對照，羅懋登連“一顆靈珠”的含意都沒有捉摸到，只順手改了莫明其妙的幾個字，就把一首有針對性的詩變成“這都是說道家的詩兒”，其強抄硬挪的手法實在無可避諱，由此即充分證明了魯迅先生的《西洋記》“雜竊”《封神傳》，言之有據不可移易，換言之即要《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洋記》前。
考慮到章先生的“一冊”說，此詩正在“一冊”數內，為避口舌之爭，我們再看一個對應傳抄例證。《封神》四十七回趙公明追趕燃燈道人，路遇蕭升曹寶搭救，趙詢問“爾是何人”，二人笑答：
堪笑公明問我家，我家原住在煙霞。
眉藏火電非閒說，手種金蓮豈自誇。
三尺焦桐為活計，一壺美酒是生涯。
騎龍遠出遊蒼海，夜久無人玩物華。
此詩結合答問，流暢完整地表達了兩位道者的生活風貌，詩意雅馴，在《封神》中不失為好詩。但在《西洋記》十三回回首，它以另一種面貌出現，詩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道家丹鼎煮煙霞。
眉藏火電非閒說，手種金蓮不自誇。
三尺太阿為活計，半肩符水是生涯。
幾回遠出遊三島，獨自歸來只月華。
後詩抄襲套用至為明顯，由於不敢改動韻腳，竟然讓道家的丹鼎去“煮煙霞”，煙霞若能煮成金丹，道家豈不真成了喝風吃煙的人物？而羅懋登自注此詩為“這一首詩也是說道家要勝僧家之意”，可是除了抄襲者強行改造的第一句外，哪裡有一點僧道相爭的意思？聯繫羅懋登的其他抄改手段，如“西洋那識綺羅香，未擬良媒自主張”（四十八回回首詩，全篡唐秦韜玉《貧女》詩），他的雜竊抄襲者身份定在那裡，是誰也無法為之辯解的。
由於這兩首詩明顯的抄襲行為，“雜竊”說論據至為有力鐵定不移，還有一些瑣碎論據我們就不一一交代：如《西洋記》十二回張天師自誇道法的詩句是從《封神》中很零碎地“倒”過來的；二十三回“響鼕鼕陳皮鼓打”照抄《封神》六十回詩讚；《西遊記》的許多人物身份面貌法寶乃至故事明顯留有《封神》獨有的痕跡等等。這裡我們就不贅述了。
三、《西洋記》與《西遊記》關係試探
證明《封神演義》一定早於《西洋記》即早於萬曆二十五年。實際上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魯迅先生說《西洋》雜竊《西遊記》（此指百回本）、《封神傳》，後者可以證實，前者卻是初刻於萬曆二十年，這幾年工夫它可能影響到《西洋記》嗎？筆者對比了這兩本可說先後出現的小說，發現它們事實上是兩部平行著作，互相之間並沒有因襲關係。證據是：凡《西洋記》中與百回本《西遊記》有所重合的地方，羅懋登採用的都是絕難想象的與百回本大異的說法，現將主要例證列舉如下：
(1)《西洋記》提到唐僧四眾的名字叫朱八戒（這是很早的寫法）、淌來僧（把唐僧小名加在沙和尚身上），這絕對不會是從百回本中吸收來的；
(2)《西洋記》寫到取經原因時，涇河作金河；鬼魂要求唐太宗親自取經，後因“國不可一日無君”才選了“替身”唐三藏，這明顯是傳說異變造成；
(3)《西洋記》五十六回與《西遊記》二十一回有一首立意相同、詞句大意也相近的“風贊”，開頭結尾句子甚至都相同（“冷冷颼颼天地變”），但前面的《西遊記》句子較為雅馴：“這風吹倒普陀山，捲起觀音經一卷”，《西洋記》卻作“一刮刮倒了補陀巖，直見觀音菩薩在磨面”，其粗俗戲謔明顯來自民間，如果羅懋登讀過百回本，相信不會再堅持這些“土”不可耐的詞句；
(4)《西洋記》中稱“匹毛枝草俱是載不起的‘軟水洋’”被齊天大聖換了硬水，唐三藏方得過去，其實這是《西遊記》“鵝毛飄不起”的流沙河變種，但羅懋登竟然不知沙和尚，足見他並未研究過《西遊記》；
(5)《西遊記》六十九回曾論及“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西洋記》十三回卻偏說：“那長流的活水通著江海，這就叫做是沒根”，堅持的正是《西遊記》批判的“俗論”；
(6)《西遊記》同一回還搞過孫悟空“懸絲診脈”，《西洋記》卻說是張三峰用百丈紅絲把永樂帝的靈魂傳回去，“號脈只是衍文，故此流傳至今”；
(7)《西遊記》裡無底洞是洞穴名稱，《西洋記》卻變人名；鷹愁澗的名稱來源據《西洋記》講的是因為龍虎雜交生下的“妖神”連天上飛的鷂鷹，身上沒有肉，也要攏他幾根毛，才叫做鷹愁澗。
總之，在兩部書可以重和相交的十餘處故事、名物中，我們找不到完全結合的地方，《西洋記》總是異端突起出人意料，如用無底洞做人名，按讀過《西遊》的正常思維來說，簡直無法想象。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羅懋登在寫《西洋記》時並未讀過百回本《西遊記》。他在小說中涉及到《西遊記》的地方，一是可能來源於一種較早較簡單的《西遊》傳說；二是來源於一些與百回本同源，後來被百回本吸收改造的傳說，但羅懋登還保存了這些傳說、賦贊較為原始的面貌。由此，我們倒可以窺見到百回本《西遊記》成書的另一個側面，即吳承恩除了從古籍（如唐傳奇）、小說（《釋厄傳》、《封神傳》）中吸收養料之外，亦從當時的民間傳聞中吸收了不少養份，踵事生華，巧妙安插，使它們成為百回本很合理的組成部分。
比較一下兩書情節或細節元素相同而立境卻差異極大的部分，我們即可知道作家與作家之間藝術思維的差異，也真是不可道里計算。
(1)《西洋記》中有一個作者很自負的幻想，就是燃燈古佛用一顆鳳凰蛋，把撒發國江山人民都裝了進去，避難三年；大約就是這類傳聞成了《西遊記》中孫悟空要有葫蘆裝天的幻想，因這幻想實在不現實，小說改成哪吒與玉帝合謀，用閉天術瞞過了小妖，充滿了灰諧趣味。同一故事元素，在不同作者手中實虛各異效果卻大不相同，從中正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
(2)《西遊記》中紅孩兒曾假扮觀音，前提是豬八戒正要到南海去找觀音來降妖；《西洋記》中是兩位戰將到妖仙洞口探聽軍情，妖仙出洞後他們一男一女匆忙扮成觀音，妖仙就祈禱並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行動計劃，可見羅懋登連起碼的聯貫情節所需的邏輯思維都沒有。
(3)《西洋記》中僧道鬥法祈雨，張天師用49張桌子迭起來，站在上面連燒了48張飛符，卻被燃燈古佛用一缽盂水淹了南天門，神將未曾接到不能下雨；《西遊記》中孫悟空是每當道士令牌響後就迎頭堵住下雨的神靈，告以情況阻止下雨，49張桌子轉變成“雲梯顯聖”高臺坐禪。總之《西洋記》中活動的是“法術”，《西遊記》中活動的卻是人物，《西遊》顯然更多了一番情味。
(4)《西洋記》寫女兒國時，故意讓從不見戰陣的鄭和到國中“倒換通關牒文”，就此展開太監耍弄女王的惡作劇。文字已經走入下流。《西遊記》的同一內容卻寫得唐僧等人既有堅定信念又不傷害女人，一點不沾邪念，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吳承恩與羅懋登思想品質的差異。
(5)《西遊記》中孫悟空被小雷音寺假佛祖用“金鐃”扣住，好不容易逃脫後立即將其打碎；《西洋記》中是燃燈用金缽盂蓋住火母，驚動玉皇大帝觀音菩薩同時來講和。前者活動的是性格，情節細節都是為性格服務的，後者卻只是宗教神話的無聊改寫，兩者應同出於《鬼子母揭缽記》，應用上卻有天淵之別，《西遊》就好像妖怪應有之寶悟空必經之難，絲毫不見牽強，《西洋》卻只是為湊數而硬性搬用改寫。
諸如此類的事例還多，本文不再比較。有比較才能鑑定優劣，同時代平行的兩本神魔小說，告訴我們的絕不僅是考證問題，而是兩個思想差異，藝術思維差異，語言文字功力差異的作家，如何在差不多的基礎材料上，一個創造出一流的世界名著，另一個卻做出除了考證之外，大體上只能博人一哂的的三流作品來。此中道理是值得探討深究的。本文暫不及此，還是回到考證正傳——
四、《封神演義》成書年代考實
1995年，筆者曾作《兩部神魔小說成書先後考》一文（《載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95年第1期），以《西遊記》曾大批抄襲沿用《封神演義》的賦贊事例，證明了《封神》出版一定在《西遊》之前。現在，我們再通過《西洋記》襲用《封神演義》詩讚的事實，進一步證明了《封神演義》不僅早於《西洋記》，而且也早於《西遊記》，因為以古代的印刷條件，不可能在五年（萬曆二十～二十五年）間完成三本書的疊相抄襲沿用，這就為我們判斷《封神演義》的出版年代提供了必要條件。因為我們實在無法想象，如果《封神》沒有正式出版的話，後兩部神魔小說的作者，如何能都從它那裡抄用詩文。
那麼《封神》出版在哪年呢？《西遊記》百回本在萬曆二十年出版。寫作時間卻在隆慶至萬曆初年(1567～1580)間。（參見筆者《再論西遊記的作者與性質》一文）根據古代小說出版、傳播至被消化襲用的一般規律，這中間至少應有十五～二十年的間隔。比如百回本《西遊記》，它獨有的詩歌被襲用。據筆者瞭解，第一次是《金瓶梅詞話》中續補的53～57回部分，該書57回回首詩直接襲用了《西遊記》三十五回回首歌頌“孫大聖的道妙”的詩，這時約為萬曆三十五年，此時百回本出版已十五年了；第二次即已到了《隋史遺文》，（萬曆四十二年）其中有關蹴踘的賦贊描寫完全連抄《西遊記》七十二回“盤絲洞七情迷本”。如果這個推斷有道理，從隆慶元年(1567)上推15年，則《封神演義》的出版至遲應在嘉靖三十年(1552)年完成，其時正當明皇帝迷信道教寵信道士的高峰，出現這麼一部宣揚道教法力法統的作品，完全是正常應當的。至天啟年間，此書出版已歷半個多世紀，不僅小說文種本身面貌已大變，小說出版的面貌如“出相”、“評點”等等也已出現，此時有人認為此書“未有繕本”，乃至出重資購得這麼“一冊”塵封已久的“古”本小說來重刊營利，就是沒有什麼可怪的事了。至此，我們已將《封神》成書出版的有關材料考察完畢，結論與章培恆先生的文學史迥然不同。正確與否，晚輩不敢自專，祈請章先生等學界長者賜教為幸。
如果筆者的論點論據能夠成立，那麼相應地必然會引起文學史真正應該關心的問題：《封神演義》有哪些文學史價值？在它之前我們可以考清的長篇小說只有《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即使出現也只能是簡本，比起這些書來，《封神》的情節組織、結構安排直至語言文字功力，絕不會稍遜一籌，這兩部書是又經過幾代人的磨礪改作才成為名著的，《封神》則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它始終是許仲琳“編輯”出來的原汁原味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第一部群眾創作與文人創作相結合，而文人創作的比例遠遠超過群眾創作基礎的作品，應該是非《封神演義》莫屬了。僅僅為此，我們在文學史上也應該為《封神》書上一筆，何況《封神》在寫法上有許多比《三國》、《水滸》新鮮的地方呢？比如對聞仲愚忠的刻劃描寫；姜子牙雖屬傳統的仁義方代表，《封神》也寫出他的奸詐無能乃至與“夫人”馬氏間的一段趣事，這些都是小說新變中的現象；再如妲己，這是長篇小說第一次出現貫穿全書的女主角，她的出現不正預示著《金瓶梅詞話》中潘金蓮的行將登場嗎？從某種意義上說，《封神》的藝術價值雖比不上四大奇書，但它處於前兩種奇書向後兩種奇書轉變的關口，沒有它，至少《西遊記》的出現是不好想象的。換言之，《封神演義》究竟是明代嘉靖中葉以後社會文藝思潮變化的迎春第一枝，還是一部後起的無關大局而有著眾多疵病的宗教宣傳小說？這是我們新文學史必須考慮的問題。以此向學術界請教，不知然否？希望能聽到爭論與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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