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經學與王莽“託古改制”
比數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經學向政治的滲透，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漢元帝雖然多才多藝，精通書法、音樂，會作曲、演奏樂器，但毫無政治才幹。他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經學家。朝廷上討論大政方針，處理軍國大事時，無論皇帝還是大臣，只會引用儒家經典語錄，來判斷是非曲直，根本不從實際出發進行決策。漢成帝更加沉迷於經學，任用劉向整理儒家經典，就是突出表現。他一味按照儒家經典的教導來包裝自己，儀容端莊，不左顧右盼，外表上一派帝王氣象，卻不知如何執政。當大臣們引用儒家經典語錄，批評他作為皇帝的“失德”時，儘管內心不以為然，還是不得不屈從於經學，誠懇地接受，以顯示納諫的雅量。
如此眾多的人在經學中討生活，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激化了經學內部的學派之爭。這就是所謂今文經學（經今文學）與古文經學（經古文學）持續不斷的爭論。
何謂今文經學（經今文學）？原先五經博士講解儒家經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書寫的。漢武帝所立的“五經”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家，由於當時通行全國，沒有必要特別標明“今文”的名稱。
何謂古文經學（經古文學）？所謂古文，是指戰國時代東方地區的文字，漢代已經不通行。這些古文書寫的儒家經典文本，大體是漢武帝末年魯共王為了擴建王府，拆毀孔子故宅，在孔府牆壁中發現了一批“古文經”，即古文《尚書》、《禮記》、《論語》等。孔子的後代孔安國向漢武帝敬獻這批“古文經”，希望把它們也列為太學的欽定教材。從事校勘古籍的經學家劉歆，向漢哀帝提出，應該把“古文經”立於學官，作為太學的教材，引起了一場爭論，使得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兩大學派的對立，勢如壁壘。今文經學始終佔據上風，可以在官方的學校里正式傳授，古文經學只能在民間私人傳授。
令人難以預料的是，處在劣勢的古文經學，被王莽利用來篡奪漢室政權，成為其進行“託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漢武帝，轟轟烈烈的一生以悲劇告終，征伐匈奴的慘敗，國內的饑饉動亂，使他處在內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懺悔痛恨中度過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別了他統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漢帝國。此後的漢昭帝、漢宣帝還算稱職，能夠維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後的繼承人每況愈下，相繼即位的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終於導致外戚在宮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漸擴大，王莽篡奪政權就是這種形勢的產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來源於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憑藉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掌握宮廷大權。他從步入政壇到當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時間。這一段歷史，在東漢官方的《漢書》裡，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寫成亂臣賊子，他在篡漢前所做的好事被寫成虛偽做作、收買人心。其實王莽深受儒學薰陶，很注意“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處處以周公為榜樣。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夠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續，那麼對他的評價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王莽的悲劇在於，過分迷戀於已經風靡一時的儒家經學，企圖用儒家經學重建一個理想世界。漢朝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十分嚴峻地擺在他面前，為了擺脫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這種改革的著眼點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被史家稱為“託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論根據就是一部儒家經典《周禮》。《周禮》一書是周朝制度的彙編，古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親自編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戰國時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個經學家，對經學十分痴迷，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為他提供經學顧問的是西漢末年的經學大師劉向的兒子，後來成為新朝“國師公”的劉歆。還在平帝時代，王莽就支持劉歆，把古文經立於學官，設立古文經學博士。王莽篡漢後，劉歆成為四輔臣之一，以“國師公”的身份，用古文經學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於今文經學的理論，用來“託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處處學習周公，把周公視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顯得迂腐不堪，與時代格格不入。看來他完全忘記了當年漢宣帝對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的教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時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來治理漢朝，未免過於迂腐、背時。
何況王莽“託古改制”企圖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長期困擾社會的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也就是土地兼併及其所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無法用儒家經典的教條解決的問題。早在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就把當時出現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狀況，歸結為廢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結果。因而他的解決方案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復井田制。但是，井田制由於不合時宜早已退出歷史舞臺，要恢復它無異於痴人說夢！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個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佔田超過一定數量。在土地私有化，並且可以自由買賣的時代，企圖“限民名田”，是經學家按照儒家教條炮製的平均主義空想，寫在紙面上很好看，根本無法實施，董仲舒不過是一陣空喊而已。哀帝的輔政大臣師丹，繼續重彈董仲舒的老調，再次提出“限田”建議，得到哀帝的批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訂了“限田限奴婢”的具體條例，企圖限制人民佔有土地與奴婢的數量。在那個時代，土地與奴婢是權勢地位的象徵，那些有權有勢的人豈肯自動放棄土地與奴婢！師丹、孔光之流的“條例”，也是一陣空喊，引起了社會震動，終於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師丹更為雄心勃勃，不僅要“限田”，而且要恢復井田制。他在詔令中宣佈：“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也就是恢復井田制，實行土地國有化；按照《周禮》記載的井田模式，把全國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過一百畝。這純粹是經師們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畝的標準平均分配土地，全國的土地根本不夠分配。更何況土地的私有和買賣，是當時蓬勃發展的小農經濟的基礎，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買賣，顯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會階層，包括農民的支持。三年後，王莽不得不承認土地國有化改革的失敗，承認原先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王莽還按照《周禮》，企圖實行西周的“官商”政策，由專職官員代表國家對工商業和物價進行控制，主要的經濟部門與物資由國家專營、專賣。結果是官商的弊端顯露無遺，把社會經濟搞得一團糟。王莽不得不在垮臺前一年宣佈廢除這項改革。至於按照《周禮》，恢復古代的貨幣、官制，弄得整個社會亂七八糟，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鬧劇。
王莽妄圖按照儒家經學重建一個“大同”世界，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其初衷似乎無可厚非，關鍵在於向前看還是向後看？要解決社會問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結果，不但無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使社會瀕臨崩潰的邊緣，引來了綠林、赤眉起義，王莽的新朝僅僅存在了十幾年，就壽終正寢，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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