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涼山州西昌森林消防大隊三中隊中隊長蔣飛飛，是在木裡火災中犧牲的30名烈士之一，也是楊煉（化名）掛念已久的戰友和同學。4月3日一早，楊煉從北京搭上飛往西昌的航班，見證了戰友的最後一程。
以下是楊煉的口述：
我和飛飛是大學四年同學加軍校一年的戰友。2012年，從武警警種學院（現中國消防救援學院）畢業後，他回了四川，我留在北京，和他一樣是森林消防員。去年，我離開了隊伍。曾經是這個圈子裡的人，尤其還有那麼多戰友，我一直關注著他們的動態。
3月31日凌晨兩點多，飛飛還發了一段視頻，說又出發了。可第二天一大早，在辦公室裡，我聽到朋友說木裡火災現場有一箇中隊失聯了，當時隱隱約約地想：不會是飛飛吧？有了這個念頭以後，你就會找很多可能知道這個事情的人去確認。大概在下午，我從飛飛的戰友那兒收到了壞消息。
除了飛飛之外，這次犧牲的張浩也是我們同一個軍校的校友。
我立即決定買票去西昌，送他們最後一程。
蔣飛飛。 應急管理部網站截圖
學生時代
從大一新生開始，我跟飛飛就在一塊兒。
我們都是國防生，雖然還沒有正式入伍，但是生活保障是按照現役軍人的標準來的。9月份，開學沒多久，天還比較熱，飛飛頭髮理得特別短，天天背個綠色的軍挎包，穿著部隊發的體能服，短褲短袖，蹬著雙迷彩膠鞋去上課。那個綠軍挎給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一直都背那個綠軍挎。
飛飛有著典型四川人的豪爽性格，一口椒鹽味的普通話。但是他非常喜歡英語，我英語非常好，英語老師常拿我和飛飛作對比，說飛飛基礎不好，我也經常拿他英語發音不標準，跟他開玩笑，但是他不在乎。到了食堂，看見一群留學生在那兒吃飯，為了練習口語，他就坐過去跟他們聊天，打成一片。記得是上大三還是大幾的時候，他還帶著幾個外國留學生到南充老家去玩。
臨近畢業，大家都不免有些懈怠，有時候剛起床，站在窗邊，就能看到飛飛已經揹著那個綠挎包自習去了。
畢業後其實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的聯繫不是很頻繁。因為離得太遠，大家平時又都忙於工作，我們也沒有再見過。但真正的好兄弟，也不是說非得天天聯繫，而是彼此能夠感受到對方的存在。
其實他當中隊長的時間挺長，畢業後他就被分到了那個單位，從排長、副中隊長、中隊長，他一直在那兒。
我能想象他的工作狀態。身為中隊長，他有拿成績的壓力，有完成作戰任務的壓力，有把隊伍管好的壓力。現在的戰士年齡都很小，十七八歲，離開家，第一次到部隊，那是得既當爹又當媽。
但在認識的朋友、同事裡面，仔細一回想，我從來沒從他那兒聽到任何抱怨和吐槽。就像他微信裡發的，“天天在那烤太陽，曬成鬼了”。是那種樂觀的情緒，沒有別的。
去年8月，他到北京來訓練，我們本來要見面的。從8月11號開始，再聯繫就到15號，又到了22號，由於訓練忙碌，時間一變再變，結果最後約定的那天我正好有事。他說沒事，工作要緊，下次再約。就這樣一直沒見成面。
追悼會
我是4月3日那天早上趕到西昌的，第二天就是追悼大會。
追悼會當天九點半，我和其他戰友就已經抵達現場了。有很多民眾進不去，就在外面等著，場內場外，估計得有上萬人。
在火把廣場的門口，隔著三四百米，我一眼就看到飛飛的照片。很熟悉很熟悉。但不知道是不是髮型的緣故，比我印象中的那個蔣飛飛，要更滄桑一些，沉穩一些。
有個細節別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遺像下面的生平介紹，標註了烈士們的入伍年月，而不是參加工作的時間。所有的這些烈士，都是近幾個月才脫下軍裝，成為應急管理部治下的消防隊伍成員。這算是對他們作為曾經的軍人的一種告慰吧。
說實話，雖然以前也有戰友犧牲過，但我沒有參加過這麼大規模的追悼會。站著等待的近一個小時裡，家屬和領導還未入場，現場很安靜，但人們小聲啜泣的聲音，此起彼伏。
十點一刻，家屬進場。飛飛父親來了，只記得他眼神茫然，看著讓人心如刀割。我覺得那些父親真的很不容易，他們都把巨大的悲痛掩藏在心底，轉而安慰烈士的母親。
後來在送烈士父母去殯儀館的路上，我拍了一張照片，一位烈士的父親坐在車子前面的座椅，烈士的母親坐在後面，父親就把手從靠窗內側的空隙伸過來，緊緊握著母親的手。我覺得父親們那種隱忍反而更讓人痛心。
追悼會全程，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飛飛的遺像上。每看一眼，就抑制不住地流眼淚。
最後是獻花環節，從臺下領了花，我們依次上臺。那是我離飛飛最近的時候，花就擺在他的遺像下面。你問我想的是什麼？其實腦子裡該想過的，該難過的，該痛苦的，都已經想過了。這算是我們的久別重逢，默唸著，今天我來了，代表所有同學來看你了，你不孤獨。就希望他安息吧。
愛人
追悼會的前一天，我見到了飛飛的愛人。
進了醫院，我們直接問英雄的家屬在哪兒，馬上就有醫護人員指給你，說在婦產科的哪個病房。那是我第一次見她。
她穿著像睡衣一樣的粉紅色衣服，坐在床上，非常黯然神傷的樣子，病房裡坐滿了陪護的親友。我注意到她手裡一直捏著個什麼東西，她媽媽告訴我，那是飛飛的錢包，從出事那天開始，女兒就一直攥著沒有鬆開過。
我說，我代表飛飛生前的戰友還有他的同學來看望你，希望英雄已逝，生者堅強。她勉強坐起來，跟我們聊了一會兒。大概飛飛跟她聊起過我們，同學們的名字，她都一一念到，也包括我的名字。
離開醫院之後，我們保持著聯繫。信息裡，她回：“你們和飛飛給我的愛和關心都太沉重，我一定要堅強，我也必須要堅強。”
我從他的戰友和家屬那兒聽到了更多關於飛飛的點滴。大學時被他帶到南充老家的那些留學生們，他依然保持著聯繫，據說，他那些外國朋友，還準備在他結婚的時候，從世界各地趕過來看望他。但是，都沒有機會了。
追悼會結束後，烈士們的遺體接著就火化。當我第二天早上趕到殯儀館的時候，飛飛已經“出發”了。下午，骨灰送抵南充，飛飛的哥哥給我發了條短信，說已經安葬了。
那天早上，我八點半左右從賓館出來，在殯儀館一直待到將近十點，送別了另外幾位烈士。從殯儀館到機場的路上，市民們自發地等在路邊，他們並不知道烈士的靈車什麼時候會經過，就一直在那等。
烈士們出城的所有高速路入口，包括機場的路邊，都有人拉著橫幅，寫著“烈士一路走好”這樣的標語，還有人高喊著“英雄一路走好”。快到機場了，路過西昌學院，我看到西昌學院的師生都站在路邊，等著烈士的靈車。
堅守
我們那一批北京林業大學國防生隊，分了好多專業，有土木、信息、法學、林學等等。法學的就只有那麼十來個人，現在都還在一線。
其實，有太多像飛飛這樣的人了，當年在學校裡可能都是一號風雲人物，但是部隊把他們分配到遠離家鄉、人跡罕至的地方，他們就堅守下來了。我可能是因為幸運，一直就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去過那些地方， 去過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場所，很艱苦很艱苦。
蔣飛飛生前照片。 受訪者供圖
有一年4月，我到東北參加演習，一個大學同學從帳篷裡鑽出來從我身邊走過，我都沒有認出他。因為長期在野外，也沒有時間洗澡，反反覆覆地在森林裡訓練，整個人就是髒兮兮的、黑乎乎的。
要說危險的話，沒有哪一次滅火作戰是不危險的。城市消防也有危險，但森林消防的最大不同在於，戰場都在深山老林，到達最近的公路下車後，要扛著裝備、給養，爬山涉水很久才能抵達目的地，但那個時候人已經精疲力盡了。
還有一個不同是，我們一出發，常常十天半個月才能回來。起火點在深山老林裡，你光開進到火場就得花很長時間，到了火場以後你得滅火，火滅了，你還得看守火場，防止它復燃，又得一段時間，完了再回撤，整個週期當中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意外，蚊蟲叮咬、山體滑坡、樹枝掉落……我大學有一個學弟，也是四川的，在執行一次任務過程中，車輛翻下懸崖，犧牲了。他是我認識的國防生裡面第一個犧牲的。
這次只有四名消防員倖存了下來，大家不都在討論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嗎？我不能揣測他們的狀態，只能根據我自己經歷的一些事情來分析。其實在經歷了這種突發意外以後，人會一直處於一種茫然和空洞的狀態，並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會一直非常痛苦。其實讓人感覺到恐慌和不適的正是那種茫然。他想痛苦，他可能發現自己痛苦不起來，他想流淚，他發現眼淚流不出來，人就像被一堵牆給堵住了一樣。你說他有多恐懼嗎？其實談不上。 你說他有多悲傷嗎？其實他和大家一樣悲傷。但是他堵在那兒，他表達不出來，這恰恰是最危險的，需要幫他把這種情緒釋放出來。
像一盞燈
飛飛學習非常好，英語六級考了600多分，軍事素質也非常好。他是2017年的武警部隊優秀教練員，全國範圍內的。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是一名大學生，相當於我們基礎軍事訓練就只有在軍校的那一年。但是他下到基層以後，通過他自己的學習、努力，成為了佼佼者。他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雖然有很多機會，但他依然堅守在一線。
當他真正到了部隊，紮根在一線以後，他又變成了一根釘子。
為了踐行自己的使命和承諾，他穿上了這身軍裝，轉制後又穿上了應急管理部的火焰藍制服。飛飛這樣的人，他不會特別冒頭，他可能就一直在那裡非常安靜，非常堅韌，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的時候，你可能都不會關注到他。
但是，這樣的人往往你去回憶的時候，會發現他蘊含著巨大的能量。因為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有變化，但飛飛依然還是當年那個飛飛。恰恰具有悲劇色彩的是，這樣的人當他離開了我們，我們才能感覺到他的指引作用。
這盞燈一直在亮著，但是我們之前忽略了它。他的這種力量是持續的，不需要你去挖掘。很多人不在了，可能我們需要絞盡腦汁地找他的閃光點，飛飛真的不需要。
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編輯 胡杰 校對 陸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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