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誰，我脫口而出的一定是：二舅。
小時候，二舅在我們晚輩眼中是“神一樣的存在”：5歲上學，話都說不太清楚，卻次次考100分；考大學時因為一時疏忽，竟然忘了一道20分的大題，最後被北外錄取。舅舅不僅成了大人們鞭策我們學業的標杆，畢業後留在北京的舅舅也成了我童年記憶中那抹最亮的顏色，舅舅從北京帶回來的糖果、買回來的點心，讓遙遠的北京與我也有了關聯。
第一次到北京是5歲那年，媽媽在當地醫院查出身體有腫塊但無法確診，在家休探親假的舅舅二話不說，帶上媽媽和我來了北京。坐了一晚上火車，感到床仍在晃動的我，睜開眼說的第一句話是：我要去看天安門！至今，我還保存著那張媽媽和我在天安門前的合影。在相機是奢侈品的年代，這燦爛的笑容背後舅舅不知道陪了多少人情。
媽媽在北京看病一住就是20多天，舅舅給我們借住在燈市口柏樹衚衕一間平房，小孩子看不到大人臉上的愁容，能記住的只有北京的大、北京的好，東安市場的奶油冰棍、王府井大街賣的花布、早餐舅舅在單位食堂買來的炸饃幹、豆腐乳……
10歲那年，舅舅再一次把我帶到了北京，這一次是陪表妹一起讀書。在一年多的光景裡，我的生命被深深烙上“北京”印記：衚衕裡用煤氣罐做飯的香味是我記憶中北京的味道，景山公園早晨去吊嗓子的票友成了我們背英語單詞時的“死敵”，首都劇院裡上演的《於無聲處》，冶金部禮堂放映的香港言情片，過年舅舅帶我們去米市大街吃的上海菜……雖然都只是一次，但他讓我們開眼界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1995年，當我終於有機會到北京找工作，走在熟悉的柏樹衚衕，我感覺自己與後來就職的單位已是前生有緣；到首都劇院看人藝話劇，也成了我到京後保持多年的習慣；在衚衕裡採訪，我會追著小時候的氣味使勁吸上幾口，彷彿又回到了記憶中的老北京……細細回味，可能我也是在以這種方式思念舅舅，因為就在我到北京工作的第一年，不到50歲的他突然離開了我們。
媽媽總說，舅舅是累的。而在我們晚輩看來，舅舅的後半生更像是一出悲劇。從小在講究禮數的大家庭長大的舅舅，重情講義，他在北京的單身宿舍就是我們老家在北京的辦事處。舅舅身上還有著舊知識分子該有的一切才情：超人的記憶力，一流的書法，張口就來的詩詞歌賦，他的書法可以做字帖，他寫的武俠小說達到出版水平。
就是這樣一個人，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同樣敏感，至今我還記得舅舅當時慷慨激昂的模樣。抱著一腔熱情，80年代初，舅舅與人合夥在米市大街開起了飯店，他告訴對方：賠了算我的，賺了算咱倆的。很不幸，飯店開了兩年，賠了兩三萬，在萬元戶已經算有錢人的那時，這可是天文數字。為了還債，舅舅不聽勸阻，毅然辭職，撲通一聲跳下商海，甚至沒給自己穿上一件“救生衣”。在市場經濟野蠻生長的80年代，信奉仁義禮智信等傳統道德的舅舅，做生意甚至還不如老家大字不識的農民。等我們慢慢長大，考上了大學，考取了研究生，舅舅的生意仍然沒有起色，欠下的債也越來越多，在我們面前的話也越來越少，還沒有等我們有能力幫助他，卻突然永遠離開了我們……
黑夜無論多麼悠長，白晝總會到來。市場經濟的大浪淘沙，舅舅算是被拍在岸邊的。但正是有了舅舅這樣無數的弄潮兒，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才有了我們今天規範的市場秩序與營商環境。舅舅的一生雖以悲劇落幕，但他用生命影響和教導的晚輩們，都一直記著他的好，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著對他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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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婦女報
作者/金勇
美編/李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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