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寧羅崗是於1949年獲得解放的。1948-1951年我在興寧縣立二中（今羅崗中學）上初中，正好經歷了這一轉折時期。現將當時作為一個十二三歲少年耳聞目睹的一些片斷略述於後，聊以備忘云爾。
01
從二中談起
我是在二中讀書時經歷羅崗解放過程的，自然不能不從二中談起。雖然我是在1948年秋進入二中上學的，但是早在1946-1947年間我就已經與二中有了親密的接觸，那時我的父親黎昔非在二中教書，我的哥哥黎導也在二中上學，我在羅崗圩的新民學堂上過一年小學，故經常有機會到二中去。當時二中餵養了兩條看門狗，以日寇戰爭罪犯命名，一條黑白花的叫近衛，一條黑色的叫東條。
有一天，哥哥拿出用蠟紙刻寫的油印歌篇——二中校歌來唱，我也跟著唱，至今不僅還記得歌詞，而且還能夠哼唱全曲。這首歌是由羅卓英作詞、王友棣作曲。羅卓英是民國名將、抗戰勝利後被任命為廣東省主席；王友棣，我聽哥哥說是當時著名的作曲家。《二中校歌》歌詞：
龍母馬嶂，峙聳羅崗，美哉二中，屹立其央，莘莘學子，樂意洋洋！禮義廉恥，四維必張，德智體勤，平均增長，手腦並用，力圖自強，文武合一，固我國防，抬起頭來，挺起胸膛，發揚中華民族的精神，創造世界人類的榮光！
羅卓英作為一位高級將領和方伯之尊而能夠如此熱情、認真地為一個地方中學作校歌，其崇文重教之情可嘉。從這首歌詞看，他不僅是一位政客武將，還頗有文學素養，“儒將”之稱，洵非虛譽。歌詞中強調“文武合一，固我國防”當與其抗戰經歷不無關係，其中還蘊涵著當時人們的強國夢，不過這種夢想在那個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
解放前，在羅崗因缺乏通信手段，消息很不靈通，所以對於解放戰爭的進展情況我們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的新聞主要是通過老百姓之間的口耳相傳，正式的報紙我見到過的有興寧縣城出版的《時事日報》和《興華日報》，只是偶爾能夠看到。有一天下午從二中回甘村的大路上，走到八角亭往下一些的一個大圍龍屋背後時，我翻看手中的報紙，赫然看見《蔣總統宣告引退》的大標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引退”這個詞，雖然當時並不十分理解這個詞的含義，但至今印象深刻。
有一天晚上，同學們在宿舍中聚談，議論解放大軍（當時把解放軍叫做“大軍”）南下的事情，主要關心解放軍渡長江能否成功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年齡比我們大一些的同學說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大軍渡江一定能夠成功，他們調集了大量小船進攻，就像一把穀殼撒在水裡，國民黨雖然有戰艦和大炮，也奈何不了他們。從後來瞭解到的解放軍渡江戰役的情況來看，他的說法基本上還是符合當時的實際的，可見有關解放戰爭的一些真實信息還是能夠傳播到羅崗來的。
解放後的二中，在我的心目中真是萬象更新，這裡只能擇其一二以述之：一是第一次使用公元紀年。二中南面第一排平房是辦公室，其東側牆壁是貼布告、優秀作文和學生出牆報的地方，記得解放後慶祝第一個元旦的牆報也是在這裡張貼的，牆報中紅色的大字“1950年元旦”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這是第一次看見公開使用公元的年號，覺得很新鮮。二是西鄰的基督教堂劃入二中使用。這個教堂原先的牧師是一位五華人，他的兒子也在二中上學，晚飯後我們有時去那裡玩，隨時可以進到教徒的家裡，她們都立即熱情招呼，並拿出關於基督故事和教義的彩色掛圖來給我們講解。有一個星期天上午去那裡玩，看見戴著眼鏡的牧師正在教堂裡講道，下面很多人在靜聽，牆根一把長凳子上還坐著幾個金髮碧眼的西洋女子。解放前夕來了一位瑞士牧師，人們都叫他“都牧師”，高個子，很魁梧。有一天上午他在二中辦公室與幾位老師聊天，他的客家話能夠讓人聽懂。老師們主要問他關於中外生活、民情異同方面的問題，記得有一個老師問他那裡有沒有“番薯”，他說沒有，但是他很喜歡吃。不久他的夫人也來了，有時傍晚他們夫婦二人在黃龍寨一帶散步，引起學生們的圍觀，因為當時人們很少見到白種婦人。解放後，學生們愛國熱情高漲，認為教堂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所以將分隔二中和教堂的籬笆扒開。都牧師僱了兩個民工修理籬笆，同學們很氣憤，把它推到了，他只得再次請人來修，那天同學們跟他爭辯，高喊：現在解放了！這裡是中國的地方！後來都牧師回國，我是在當時的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的，上面有一二十個外國牧師回國的廣告，其中有羅崗教堂的“都謀道”，我這才知道他的名字。後來整個教堂的建築物都收歸為二中的辦公和教員宿舍用房，原來分隔兩地的竹籬和荊棘叢也被一條道路穿越而暢通無阻了。
02
動盪歲月
羅崗的解放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一段新舊勢力反覆較量的動盪歲月，以謝海籌的頑抗和胡璉兵團的竄擾為標誌的舊勢力的垂死掙扎，曾導致一段短暫的復辟時期的出現。
羅崗解放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謝海籌從猖狂到覆滅的過程。解放前在羅崗一帶，謝海籌是個家喻戶曉的反共分子，民間傳說他和他的部隊驍勇善戰、裝備精良。
有一天我的哥哥黎導從羅崗圩回來（當時我在甘村的家裡），講述了他當天看到的一個情景：謝海籌的部隊在北部山區與粵贛邊的紅軍作戰，打了勝仗，俘虜了一個紅軍，用畚箕抬著，很多人在圍觀。那位紅軍臉色蒼白，氣息微弱，偶爾能夠睜開一點眼縫，傷勢很嚴重。他的軍帽裡面寫著他的姓名：程球，大概是部隊的指導員或連排長一類的幹部。以當時謝海籌之瘋狂、囂張和那位戰士的傷勢推測，他當是必死無疑的。我雖然沒有目睹這個場面，與他也從未謀面，但是他的形象幾十年來一直縈繞腦際，沒有淡忘，每有機會接觸到有關興寧地區的解放戰爭英烈事蹟的文字，我都要搜尋一下有無程球的名字，總希望能夠找到他。但是每次都是失望的，徒增惆悵而已。他為羅崗的解放付出了鮮血乃至年輕的生命，應當被羅崗人民所緬懷、紀念，希望能夠尋找到他的下落，載入羅崗解放的史冊。
謝海籌不僅在戰場上與共產黨對抗，而且還在文化宣傳上賣力反共。有一天晚上，謝海籌的部隊在羅崗舉行遊藝晚會，我跟二中的同學們趕到那裡時，新民學堂（今羅崗小學）東門外的操場上已經人頭攢動，只見汽燈光映照的舞臺上下有穿著軍裝的謝海籌部隊在維持秩序，當時舞臺上正在演出話劇，其內容大概是對共產黨的汙衊宣傳，由他的部隊人員化裝演出。由於節目沒有什麼“精彩”之處，所以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羅崗解放後，謝海籌的隊伍作鳥獸散，有一個成員黎安回到了其老家甘村居安圍。有一天中午我正在丕顯圍的禾坪裡，突然東側小路有一個穿黑上衣的人舉著手槍，向著田塅裡飛奔，邊跑邊向著西邊大聲喊叫，接著就聽到西邊（從居安圍到南面的“窯頭上”）一帶傳來槍聲；黑衣人不顧水田，沿著田埂往對門丘屋旁的“門牛形”（臥牛形）方向衝去。與此同時只見下黃屋東邊的“長崗峴”的山頂上有兩個人一邊高喊，一邊向黑衣人指示目標，接著又看到往“楊坑裡”方向的另一個山頭上也站著兩個人，也是邊喊邊指示目標。黑衣人很快就從“門牛形”向“楊坑裡”追擊去了。村民紛紛出來觀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不久上丘屋的貴之伯慌里慌張從“楊坑裡”回來了，驚魂未定述說：他在田裡正幹活，聽見槍聲趕緊躲在草叢裡，於是被懷疑而遭到槍擊，他趕緊出來亮明身份，倖免一劫。這時大家才知道這是在抓捕黎安。於是我到屋背後去，看到居安圍的人也紛紛出來，聚在一起議論，從中得知那天解放軍便衣來抓捕黎安，他正在水田裡撈魚草，聽到風聲，急忙回家拿上他的駁殼槍，往“楊坑裡”方向逃竄，於是解放軍兩翼配合追捕他。下午三四點左右，戰鬥結束，只見從大石橋往羅崗圩的大路上，畚箕裡抬著黎安的屍體，腿部裸露，鮮血淋漓。據說黎安是陳屍於圩頭上舊警察局後面的山頭上。
羅崗解放後不久又發生了一次胡璉兵團竄擾的事件。
有一天下午，二中突然通知全校師生各自回家，說是胡璉兵團將要進犯羅崗。當時我的父親在二中教書，急忙帶領我回家。回到家以後，炒了一些黃豆以備逃難時作為乾糧。這些乾糧後來並沒有派上用場，因為甘村畢竟是個遠離交通要道的偏僻山村，胡璉兵團並沒有竄擾到這裡。
後來胡璉兵團被驅逐，局勢平靜後，同學們陸續回到學校。大家見面後自然紛紛談論這次事件的所見所聞，住在羅崗圩或圩下的同學自然是這個話題的“談主”，因為這裡是胡璉兵團必經之地，其騷擾、肆虐主要也就在這一帶。
謝海籌和胡璉兵團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從而一度造成舊政權復辟的情況，他們不僅控制了縣一級政權，而且控制了鄉村基層。恰巧那時我家養的一頭豬已經到了該出賣的時候，需要抬到縣城去出賣。但是去縣城賣豬必須有鄉政府開具的路條。當時甘村歸設置於坪洋的“鄉政府”管轄，於是不得不去那裡開路條。那時老百姓心裡都明白，這個“鄉政府”是兔子尾巴長不了，但是沒有他們開的路條又擔心出什麼事故，將長年累月辛苦付出而可望得到的一點收入付之東流。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一天下午揹著幾升米，翻越十二肩嶺前往坪洋去尋找這個“鄉政府”的。這個“鄉政府”就在坪洋往潭坑的大路旁，是一棟二層樓房，門口沒有掛什麼牌子，寂無一人，門可羅雀，我上到二樓，樓梯口的南面是“辦公室”，整個“鄉政府”只有兩個人——“鄉長”和一個辦事員。那辦事員是瘦高個子，當我說明來意後，他露出意外和受寵若驚的笑容，很客氣地給我寫證明信，拿著毛筆思忖良久才將證明信寫好。
羅崗第二次解放後，謝海籌逃亡山區，一時沒有被捉拿歸案。後來我正巧在羅崗圩目睹了他被擊斃之後的場景。大概是1950年的夏秋之交，從省城派人來羅崗進行土地改革的調查。當時有位叫王勇的同志來甘村瞭解情況，被區政府安排住在我家，因為我母親當時是甘村農會的副主任。王勇同志是北京人，南下幹部，大高個子，與我母親是老鄉，因此他與我父母相談甚歡，除了他的工作任務之外，我還聽他們一起閒談到一些北京舊事和北京解放初國民黨餘孽囂張活動的一些情況。大概過了一個多禮拜，他完成任務回羅崗圩，一個副區長來接他，我和鶚弟到蓮湖黎宴修先生家去還耕牛，故也跟著他們一起前往羅崗圩，路上副區長問他住在我家的情況，王勇同志一再說“太麻煩他們了”。我們在羅崗圩跟王勇同志告別之後便趕著耕牛去蓮湖。
還了耕牛之後，大約下午三四點左右我們又回到羅崗圩，這時街上傳說謝海籌已經被擊斃，人情激動，紛紛在壩尾橋一帶等待即將得勝歸來的部隊，於是我們也加入到了人群裡面。不久就看見自羅浮方向南下羅崗的公路上兩個民工裝束的人抬著一副擔架，汗流浹背，在前呼後擁下進入羅崗，把謝海籌的屍體停放在區政府的門口，區政府負責武裝工作的彭嶽中在前後忙碌著。只見謝海籌的屍體裸露著，胸脯可見黑紫色的彈眼痕跡。從圍觀者的議論中知道謝海籌被擊斃的一些具體細節：他躲藏在北部山區一個燒炭窯裡，他生火做飯時冒出一些煙，被我部隊發現，於是包圍了這個炭窯，兩個戰士進窯搜索，謝海籌正在做飯，解放軍戰士突然出現，使他措手不及，急忙伸手奪我軍戰士的槍，戰士奮力抽槍並扣動扳機，當即將其擊斃。
沒想到王勇同志也在圍觀的人群裡，他發現了我們，立即將我們兄弟二人拉進區政府院內，堅持要我們留下。當時區政府在袁偉良的房子裡。袁偉良是羅崗的一位富翁，這是一座西式的二三層樓房，外面有一層籬笆，院子裡種植有幾排高大的桉樹。以前我們路過這座房子旁邊，只是往裡張望一下，敬而遠之，從來沒有想到走進這裡。這是我第一次走進這座府第的大門，頓時有一種時代鉅變的感覺。不久，區政府幹部和部隊紛紛回來了，一個個興高采烈，熱烈談論著這次的勝利。王勇同志還把我們兄弟介紹給區政府的幹部，區長笑著說：“這就是阿虎呀。”從他的語氣表明他知道我的名字。然後大家一起吃晚飯，地上放著幾個木桶熱氣騰騰的“腐乾絲”粥，王勇同志親自給我們盛上，幹部戰士們也都喝這種熱粥，這就是當天的“慶功宴”。
03
翻身解放
舊中國的主要經濟是農業，主要人口是農民，地處山區的羅崗更是如此。作為山區的羅崗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地少人貧，解放前我所在的甘村並沒有什麼大地主之類的富豪，就我耳目所及，除了大東坪陳姓蓋有比較高大的新屋，全村大部分是一些老舊的房子，在我有限的活動範圍中，只見到蕉坑裡、白水寨一帶有比較像樣的高大房屋，尤其劉鴻山的大屋，給人以非同尋常的感覺。可見羅崗的經濟情況是有很大的地區差別的，難怪甘村不少人是這一帶地主的佃戶。有一年有一個白水寨地主派來收租的人要我父親交田租，我父親說我沒有耕你們的田，那人堅持有（他顯然是搞錯了），我父親很憤怒，將其斥走。有一個星期天家父派我去白水寨找他二中的同事、我的任課老師劉濟民先生聯繫事情，在從羅崗圩往北行的公路上巧遇同是我在二中的博物課老師袁筱雲先生（東京帝國大學留學生），只見他戴著一頂“荷蘭帽”，手持一根文明棍，後面跟著一個挑夫，他這種裝束在校園裡沒有見到過。他熱情地告訴我去劉老師家的路線，並說他是去收點租子。記得此前二中的老師們曾因某事募捐，家父負責登記捐款，有一天晚上袁筱雲先生拿著一本厚厚的賬本找我父親，翻著賬本說自己一年還不到一百石的收入，意思是不能捐得太多。袁筱雲先生在那一帶可能不算什麼大地主，但是這種“級別”的地主我在甘村從未見到過，相反所見多為貧困小農，普遍土地很少，但要承擔租稅之重，故生活窮困，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裡都是喝稀粥的，雜以番薯、野菜等勉強度日，很難吃到乾飯。有一天下午我去上丘屋找小玩伴丘祿祥，他不在家，我正好看到他的母親跟來收稅的人（印象中似是保甲長派來的人）在爭執，她手裡端著的簸箕裡還剩下一些稻穀，說自己不夠吃的，請求把這點稻穀留下，收稅人堅持要把這點稻穀也拿走，強行把這點稻穀倒進了自己的口袋裡，她急得快要哭了。這就是我親眼見到的解放前甘村貧下中農境況的一幕。
因此，羅崗人民的翻身解放主要就體現在通過土地改革，從而讓大多數人民得到土地，這是羅崗解放後的頭等大事。很快羅崗人民就盼來了真正翻身解放的日子。1950年8月，從省城派來進行土地改革調查的工作組就已經深入羅崗農村，前文已經談到，當時調查組的王勇同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我家，對於甘村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瞭解，我常給他帶路去找村裡有關人。這年開學後，二中的師生就積極開展土地改革的宣傳活動，主要是組成舞獅隊，由老師帶隊到各鄉村進行演出，由老師進行土地改革的宣講，同學們除了表演獅子舞之外，還演唱土地改革的宣傳歌曲，現在我還記得其中一首歌：
土地（那個）改革（那個）到了我們的家鄉，千年的封建（那個）一掃光！窮人分到田和地呀，努力耕種好發家呀！
有一天下午全校師生員工集合整隊到“牛寮背”去參加全羅崗區的土地改革動員大會。到了那裡只見會場正中搭了一個大的主席臺，人頭攢動，彩旗飄揚，全區各地農民敲鑼打鼓而來。會議先由區長講話，其次是“土改”工作團團長講話，接著會議主席宣佈：“下面請農民代表、羅西鄉農會副主席何昕同志講話。”我事先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既吃驚又感到光榮。這時只見媽媽把平時戴的斗笠摘下拿在手中，落落大方地走上主席臺，操著帶有北方口音的客家話講話。同學們都回過頭來笑著看我。爸爸與老師們一起站在學生隊伍後面，我回頭看見老師和同學們也在衝著他笑。事後好長時間，這還是校園中師生談論的一個話題。家母雖然生長在大城市，但是1937年從北平來到家鄉之後，即主動放下身段，耕田種地，操持家務，完全融入客家農民的生活之中。這次會議共有三個人講話，媽媽是代表全區農民講話的，這無疑是新政權和廣大農民對她的信任，也是她已經融入客家社會併成了地道客家農民的反映。
羅崗解放後，新政權得到老百姓的熱烈擁護，民氣十分高漲，至今還記得第一次交公糧的情景：有一天我從二中去羅崗圩，走到彭屋背後，只見從東邊來了很長的一隊人，一個個挑著糧食，興高采烈到羅崗圩去交公糧。土改後的一天，我在甘村也趕上了交公糧：那天清早出發，我也挑了兩口袋的稻穀，跟著大家一起興高采烈、汗流浹背，迎著朝陽前往霞嵐去交公糧。
土改不久，又開展了土改複查，不少原來劃為富裕中農、富農的被升格為地主，有的中農則被升格為富裕中農、富農……一些過火的鬥爭方式開始蔓延。很快又開始了互助組、合作社的運動，這時我已經到縣城上學。羅崗人民“努力耕種好發家”願望的實現，還要經歷一段迂迴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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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昔非與黎虎父子
本文作者黎虎，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1936年8月生於北京，系黎昔非、何昕之子。黎昔非，1902年出生於廣東省興寧市羅崗鎮甘村鴨池丕顯圍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926年7月，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學文學系，1929年春通過考試轉學到上海中國公學讀文史系、1930年7月畢業；1931年春，考取北大研究院研究生，導師為黃節先生，以《詩經》為研究方向。與胡適兩度為師生，1932年4月至1937年替胡適經辦《獨立評論》，“文革”時因此而受吳晗牽連被打成“三家村黑幫”，於1970年12月含冤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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