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晚會，是中國向電視文化貢獻的獨特文藝類型。關注者談及晚會，繞不開的話題就是春晚，而提到春晚，繞不開的就是黃一鶴了。作為央視春晚的同齡人，筆者在研究娛樂綜藝的時候，也常會撫今追昔，感嘆八十年代初春晚橫空出世的天時地利人和，更加讚歎黃一鶴等人在當年的社會環境下敢於創新的巨大勇氣。
黃一鶴。圖/視覺中國
春晚從1983年春節誕生至今，不僅是老百姓大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飯，也是中國電視文化的象徵標誌之一。三十六年來，春晚既充當了改革開放的探路者角色，國家的大政方針和不少政策都在春晚節目編排上得到體現；在大眾層面，春晚成了萬眾矚目的造星平臺，陳佩斯、朱時茂、趙本山、張明敏、費翔等人在春晚舞臺上鯉魚躍龍門，成為中國電視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書寫者之一。
如此一來，黃一鶴最為應該被銘記的貢獻有二：一是創新，親手打造了春晚，在風氣將開未開的時候，建立、引領了一個歷史潮流；二是勇氣，在八十年代初，有膽有謀突破固有框架，努力呈現以人為本的文藝。
黃一鶴1949年參軍，去過抗美援朝前線，1960年轉業到中央電視臺從事編導工作，創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規模、不同形式和不同體裁的電視片，1979年出席了全國第四屆文代會。經歷和實力，保證了他對電視文藝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和追求。當時電視剛剛在中國興起，社會上下對電視節目的需求巨大，能夠有一臺晚會在除夕夜調理眾口，文化意義巨大。
但光有這些還不夠，現在談到三十多年前的社會環境，不少人往往會受到改革開放初期打破禁區的印象影響，認為在那個年代一切都是朝氣蓬勃呼之欲出的，認識不到歷史的複雜性。
實際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對很多看上去約定俗成的道理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有社會層面的共識。就拿流行音樂來說，改革開放初期，儘管有港臺歌曲和錄音機的傳入，但有人想聽鄧麗君的歌還得偷偷摸摸的。正如《甜蜜蜜》等電視劇所揭示的那樣，雖然廣受歡迎，但一直處於地下狀態。
在這種環境下，辦一臺直播的春晚，其難度可想而知。黃一鶴的創新精神，在此時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據其口述有四個妙招，“第一，搞實況現場直播；第二，搞有獎猜謎和電話點播；第三，設置節目主持人；第四，請中央領導出席。”
這樣就沒壓力了嗎？最大的壓力，莫過於現場觀眾對李谷一《鄉戀》的呼聲。這首歌，是作曲家張丕基1979年譜寫的，由於動用了前些年被禁用的架子鼓、電吉他、電子琴等樂器，旋即受到猛烈的批判和圍攻。李谷一也因為在《鄉戀》中新的演唱方法，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演唱《鄉戀》的李谷一。圖源網絡
面對無數打來要求演唱《鄉戀》的電話，黃一鶴將壓力傳給了現場坐鎮的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的吳冷西，最終在他的拍板下，《鄉戀》的旋律重新飄揚在神州大地。退一步想，如果當時吳冷西和黃一鶴沒有化解壓力，不讓《鄉戀》在春晚舞臺上出現，會怎麼樣呢？
除了《鄉戀》的奇蹟，就是他在春晚上面創造性地推出小品這一獨特的表演形式了。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啞劇小品《吃雞》大獲成功，讓黃一鶴意識到了觀眾對語言類節目的需求。於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陳佩斯、朱時茂這對反差明顯的搭檔的小品《吃麵條》，亦莊亦諧、一正一反的表演，讓春晚舞臺誕生了第一代小品王，也使小品這種影視專業面試的考試項目成為與相聲並列的節目形式。後來趙本山走上春晚舞臺，也是在黃一鶴的指導下，二人轉與小品表演結合，成為了春晚另一符號。
小品之外，黃一鶴請到港臺藝人張明敏、奚秀蘭唱歌，請臺灣的黃阿原做主持人。這種響應國家政策、滿足觀眾需求的創新之舉在當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但是在他的堅持和勇氣之下，才有了那首感動了大江南北、令無數人落淚的《我的中國心》。可以說現在春晚等不少綜藝晚會，仍然在當初黃一鶴奠定的框架內運轉。
演唱《我的中國心》的張明敏。圖源網絡
今日是互聯網的世界，也是一個非常需要創新精神的世界。回看1983年第一屆春晚，是非常有互聯網思維的產物，直播、點播結合，努力與用戶互動，最大限度做好了用戶體驗工作。而且在現場能夠根據演出需求，及時調整節目編排，用戶運營策略調度有方。無數電視觀眾打熱線進來，不但能夠妥善有效處理需求，通信設備還扛住瞭如此多的電話呼叫需求，產品功能測試做的紮實，尤其是扛住了高頻次併發的壓力。如果時空交錯，讓黃一鶴導演來操刀一款互聯網產品的話，想必也會是一個超級爆款。
創新，從來都與風險並行，具備勇氣，才能將創新貫徹到底，“我喜歡創新，而且認為創新是任何時代、任何行業都面臨的一個生存和發展的課題。”黃一鶴的這句話，在今日看來，仍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
□何殊我（評論人）
閱讀更多 新京報Fun娛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