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今天看來，並非多大的事，可在當時特別是困難時期，絕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可以說最見清廉本色。
朱才茂回憶，谷書記吃飯不講究，有啥吃啥。當時規定縣委部長以上的領導享受中灶標準的伙食，但谷文昌下鄉回到機關遲了，碰到食堂無飯菜，炊事員要重新做，他總是不讓，有饅頭就啃上兩個，沒有饅頭就煮碗麵片湯。炊事員們都說“谷書記是最容易‘款待’的”。
每次下鄉，谷文昌都跟大家—樣，到農民家吃飯，喝地瓜湯、吃窩頭，一餐交半斤糧票兩角錢。樟塘大隊年長的村民回憶，困難時期，谷文昌到大隊裡蹲點兩個多月，和村民一起勞動，一起吃食堂，從不搞特殊，村民吃什麼他吃什麼，村民吃多少他吃多少。
偶爾，熱情的群眾想“優待”下谷書記，但這份“熱情”一旦被谷文昌發覺，谷文昌馬上自覺“躲開”。
1958年一天清早，谷文昌騎著自行車，披著蓑衣，來到白埕村的“豐產林”。因為最近他發現“豐產林”的株距太窄，需要重新修整，可又擔心別人幹不好，所以，這幾天，他便親自帶著白埕大隊的林業隊隊長林龍光一起來修整這片林子。
晌午時分，林龍光的家人把午飯拎了過來。谷文昌打開一看：兩盤小菜，還有一條魚，隨即臉一沉：“你家裡也吃這個嗎?”林龍光愣了一下，點了點頭，“快吃吧，下午還要幹活呢!”
臨走前，谷文昌又唸叨了一句：“龍光，改天我到你家一趟。”第二天，谷文昌真的去了，不為別的，他專看林龍光家的飯桌。谷文昌發現，林龍光家給他做的菜比他們自己的要好得多。從這以後，谷文昌再沒有在林龍光家用過餐。每次下到白埕大隊，面對林龍光的盛情邀請，他總找出各種藉口推託掉。
谷文昌總是說：“我們都是黨的幹部，也是群眾的幹部，我們就得和群眾吃一樣的飯，受一樣的苦，幹一樣的活，群眾才會信任我們。”這也難怪，當時刻保持勞動者本色的谷文昌出現在群眾的面前時，有的群眾會驚歎：“縣委書記他怎麼和我們一樣啊!”
谷文昌書記第一次到東山縣梧龍村生產隊駐點時，當地的老百姓都很想見見這位“父母官”，但大家都又怕又喜。怕的是這位素不相識的“父母官”架子要是一大起來，侍候不好可擔待不起;喜的是畢竟全縣最大的“官”要到這不起眼的村子，這可是千載難逢啊。
一會兒，大傢伙都湧到大隊部裡，爭著要“長長見識”。好一會兒，人們才從人群中認出了縣委書記：上穿一套打著補丁的中山裝，腳著一雙舊布鞋，手裡夾著一支喇叭形捲菸。
這時，谷文昌正和大隊幹部聊著土地平整、農作物種植的事，地該怎麼種苗……他說得有板有眼，頭頭是道。要不是那口音有點異樣，誰也瞧不出他是個“官”。突然，一位生產隊隊員口不擇言，冒出了一句：“除了口音，他怎麼都和我們一樣啊!”一句憨厚朴實的話把圍著谷書記的人都逗樂了，谷文昌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要不然，我谷文昌還會是多長了一隻角，多生了一條腿不成?”
一個縣委書記，怎麼和農民一樣呢?答案是，一個人民的書記，在吃穿方面普通得和普通老百姓沒有兩樣，他融在了人民之中。一句老百姓憨厚朴實的話語，也映襯出了一名縣委書記的廉潔如水。
“文化大革命”期間，谷文昌被下放到寧化勞動改造。一開始，鄉親們以為省裡下來的廳長一定是白白胖胖的樣子，沒想到站在眼前的人又黑又瘦，頭髮花白，而一場簡樸的婚宴，更是讓大家“大跌眼鏡”。
1971年冬天，閩西山區異常寒冷。進了年關，客家人開始張羅起年貨。多事之秋，人們生活雖是很艱苦，但勞碌了一整年的紅旗大隊的鄉親們，還是搬出藏在穀倉捂在罐裡的東西，苦澀中透點喜悅，準備著過年。
臘月二十六，谷文昌的二女兒谷哲芬與女婿孫玉貴從部隊到寧化縣禾口公社紅旗大隊辦婚事。晚上，谷文昌請王定乾、張仁禮、吳仕茂“到家坐坐”。
到了老谷家，他們才知道他女兒今天結婚!事先隊裡沒有一個人知道。大家趕忙要回家去拿點東西表示一下，老谷擋在門口，攔住大家說：“今天請幾位來坐一下，沒有什麼東西，很簡單，只是讓你們知道一下我女兒出嫁了。”廚房裡，史英萍和谷哲芬在忙碌。狹長的木房子廳堂，谷文昌和客人聊著紅旗大隊的山山水水，聊著這山水的發展。古舊的木屋看不見半點喜慶的紅紙的影子，所感受的卻是對紅旗大隊未來的描繪而引起的熱烈氛圍。
一會兒，史英萍端上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對大家抱歉地說：“在北方，婚禮本來要張燈結綵，請大家吃個糖，我們這兒什麼也沒有，置辦不起，請大家不要見笑。”簡樸的婚宴，讓當地三個“赴宴”的群眾很感慨：“我們嫁女兒的時候，再窮也會請些親戚、辦桌酒席，何況馬上要過年了。”
四個人，一碗餃子，一杯茶，一支菸。谷文昌就這樣把女兒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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