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滄萍先生今年已經97歲了，如今見到他，和一年前記者拜訪時沒什麼兩樣：鶴髮童顏，精神矍鑠。一身藍色的唐裝，顯得更加神清氣爽。
“鄔老，您現在越來越時尚了。”記者說。
“我也要多和社會接軌呀。沒有一種樂觀的、開朗的心態，怎麼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價值，為社會作貢獻。”鄔滄萍說。
時刻不忘奉獻社會的情愫，縈繞在鄔滄萍的心頭數十年。1922年，鄔滄萍出生於廣東番禺。1948年，他赴美國紐約大學攻讀MBA。當時，世界上研究國民收入的課題很熱，他和一批中國學者、留學生踴躍參加，他們通過研究發現，即便拿1936年這個舊中國最好的年景做例子，當年4.75億中國人的人均國民收入也只有36美元，不到美國的七十分之一。
“這一結果讓我真正認識到舊中國貧窮到什麼程度，與西方國家的差距有多麼大。”鄔滄萍說，“新中國成立的喜訊，給我們海外留學生帶來了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希望，我打定主意回國，為建設新中國服務。”但考慮到自身的專業學識結構，他又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專修統計學，並於1951年歸國。
“當時我可沒想到，有一天我們中國能夠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有信心，走一條非常光明的大道。”鄔滄萍說。
歸國後的鄔滄萍很快前往中國人民大學，他一邊任教，一邊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就像人生中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使他立身處世和研究學問的世界觀、價值觀等都獲得了很大提高，也為後來研究人口學和老年學指明瞭方向。
1953年，鄔滄萍參加了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1954年，全國公佈的普查數據達到了6億人。1974年，有關部門決定成立人口研究機構，鄔滄萍全身心投入進來。他說，我雖然50多歲了，但只要國家需要，我就義無反顧。
1979年，鄔滄萍和劉錚、林富德三人一起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這是我國關於人口問題的第一份研究報告。鄔滄萍深知，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必然加速人口老齡化，應將重點放在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各種準備工作上，包括輿論、理論、人才、立法、制度等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國家、政府、社會責無旁貸，而自己作為知識分子，也應力所能及地提供智力支持。鄔滄萍說：“在我的提議和倡導下，我國成立了老年學學會，建立了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專業，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質變。”
開設一門新學科，難度可想而知。但鄔滄萍沒有退卻，堅持探求當代老年學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讓我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1987年，我發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上的《論老年學的形成、研究對象和科學性質》一文，被當時中國科協主席錢學森看到了。他親筆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對中國做了件大好事，所有中國老年人都會受益。他在信中同我討論，在社會主義中國，老年人應能比西方國家的老年人更幸福。錢老的這封親筆信，對我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啟發，我認識到研究這門學科，既要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也要同中國國情相結合。”鄔滄萍說。
臧克家昔日有詩云：“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如今的鄔滄萍，正在撰寫老年價值論方面的書籍，為此，他每天堅持花數個小時在讀書寫作上，眼睛花了，他便用起了放大鏡，打字累了，他又把家裡的保姆培養成了打字員，他負責口述，多的時候，一天成文上萬字。他說，現在社會的新知識、新技能不斷髮展進步，老年人也要繼續學習，才能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避免與社會脫節、疏離，“我始終認為，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我們老年人一定可以發揮餘熱，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老有所為，這就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如何做到這一點？鄔滄萍把自己當成了例子：“每天我都會抽出一定的時間在戶外鍛鍊身體，冬天天氣太冷的時候我就在家裡反覆走動至少一個小時。但是我發現，和很多上了年紀的女同胞喜歡跳廣場舞不同，很多歲數大的男同胞往往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這樣其實是不利於養老的。養老問題要想解決，不僅需要政府、子女、社會組織等出工出力，我們老年人自己也要保持樂觀的、開朗的心態，要多和社會接觸，進行‘再社會化’，培養我們老年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本報記者 任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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