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袁一丹在接受「听好书」采访时，解释了五四运动对时下中国人的一些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女性解放：
“女性走出家庭，在社会上发出声音，这些都是“五四”的功劳。没有“五四”这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女性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在《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一书中，周策纵对五四运动中的女性解放做了相关阐述。听好书将部分相关内容摘选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年前的中国女性是如何勇敢地站出来，走进课堂，走上街头，走上政治舞台。
将女性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五四运动的硕果之一。一位撰写中国女性生活史的作家说：“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
传统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
中国女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经常受到粗暴对待。
她们被隔离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之外；法律从未将她们看作独立的公民。实际上，女子不享有财产的继承权，在家庭中，女性居于次要的、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典型的传统女性是一种附属性的存在，如
“贤妻良母”。最晚开始于公元10世纪前半叶的缠足，使女性像跛子一样虚弱和丧失能力。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女诗人和女画家，但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被迫单方面保持贞操，而纳妾却是法律允许的。
在许多情况下，与高等妓女交往被认为是与知识分子的生活相符。父母溺死女婴的事情经常发生。由于家庭的经济压力，女子为社会所鄙视。总之，女性在传统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禁止缠足后，女学生参加体育运动
女性解放的思想准备
在19世纪末，严复和其他的改革家曾经评论，旧式家庭制度不适合现代生活。
1916年初，陈独秀提倡新的家庭制度和女性解放。后来在陈独秀和吴虞攻击儒学伦理时常常提到这点。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陶孟和论女性地位的文章，介绍西方妇女运动的观点。4个月后，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从日语翻译的与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反对单方面的保持贞操，否认“贞操即道德”的观念。这个观点得到胡适、鲁迅和其他很多作家的支持。
这些文章为女性解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中不乏女学生的身影
学生运动中活跃的女学生
为了援救同学和提倡爱国运动，男女学生大批地聚在一起，活跃地共同参与同一会议，并且共同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当时在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男女同校，男女学生多是在不同的学校上课，他们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活动。由于北京学生联合会囊括了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因此所有中等以上女校的代表也参与其中。自此以后，女学生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且给予学生运动有力的激励。
例如，当时在天津，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妻子和高级共产党员的邓颖超，年仅16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就在“五四”事件后的学生活动中，担任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长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
男女合校开始实行
“五四”事件之前，很少有女子高等学校。
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青年会演讲时，公开提倡男女合校的平民小学。新潮社的一些学生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支持男女合校的文章。
“五四”事件爆发前不久，有一个女学生写信给蔡元培，请求北大的入学许可。这封信到达北京时，蔡元培已经因为“五四”事件离开了北京。
“五四”事件以后，很多女学生收到新思潮激荡，其中有一些请求北大校方准许她们入学。1920年1月至2月间，该校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批准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不过拒绝了其他很多后来申请的女学生。这种男女合校的措施，激起了男学生们的兴趣，同时也是当时在校园里时常被讨论的话题。
教育部立刻饬令北大，警告对准许女生入学这件事情必须慎重考虑，因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之道德水准”。这段插曲轰动一时，甚至总统也出面警告当局。不过因为中国当时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男女合校，蔡元培依据这点，在没有请求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1920年秋季正式批准那9名旁听的女学生注册成为正式学生。
蔡元培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中国大学男女合校的开始，虽然实际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主办的广州岭南大学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实行男女合校了。
到1922年，已有28所大专院校招收女生。她们被教育成为独立的公民，而不是家庭的附属物。
图为1922年，燕京大学女生在女子学院大门前合影留念
女性解放的社会新思潮
“五四”事件后，女性被允许在男校教书。女性的就业机会开始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关于性的道德开始转变，节制生育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
1922年4月，由于日本政府拒绝桑格夫人入境，她访问了中国，她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什么是节制生育和如何实行节制生育”的演讲，胡适担任翻译。桑格夫人对中国的访问，第一次唤起了大众对节制生育的兴趣，随后，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一些组织以推动节制生育。
同时，有关家庭生活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新思想，引起了多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通过合作安排、公共保育和社会保障，女性从家务劳动和抚育儿女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西方作家提出的改革女性生活的思想在中国被广泛讨论。公众增强了对女权运动的同情。女子反对家庭或婚姻束缚、争取受教育的斗争经常得到公众的支持。
女性参政运动取得长足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中国的女学生与男生一样，对政治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女性参政运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20年，部分长沙女性参与市民游行，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翌年2月，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提出应赋予女性五种权利，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和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及婚姻自主的权利。这在后来被称之为“五权运动”。
1921年12月，该运动的成功使湖南省立法制定了保障女性参政权利和女性人身自由的条款，并且有一名女性代表被选入省立法机构。类似的运动在浙江和广东也有发生。
1922年夏天，在安福军队被打败后，女性参政运动变得活跃起来，但也分裂成温和派和革命派。第二年，北京政府允诺进行某些改革，例如禁止公娼的计划和严格禁止纳妾的法令。不过女性参政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实际上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美]周策纵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3
整理：常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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