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人民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為了防備國民黨的進攻，紅軍於1937年1月抵達西安附近待命。這是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右六）和任弼時
《救國時報》傳信息 在蘇聯首次接觸 國民黨密使赴陝北 蔣介石態度變化不定———
1936年夏秋之際，尚未完成長征會師的各路紅軍還在與國民黨軍激烈交戰，在南京揚子飯店、上海滄州飯店卻出現了幾位身著西裝、貌似遊客的國共兩黨代表，在密室中開始了一輪輪談判。隨著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結束長征，戰場交鋒和談判席舌戰都隨之升溫，直至發生稱為“長征最後一仗”的山城堡之戰，以及爆發“西安事變”，中華大地上國共兩黨的內戰才得以停息。結束了長征的紅軍也迎來了國內團結抗戰的新局面……
“蔣賊”變“蔣總司令”意在傳遞信息
1935年華北事變後，日本入侵威脅到南京政府及其後臺英美的根本利益，蔣介石的對日態度開始強硬，共產國際也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國共雙方接觸談判有了基本前提。
1935年12月中旬，剛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聚集到在瓦窯堡鎮內張聞天家的簡陋窯洞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時因蔣介石仍在“剿共”，中共中央沒有改變“反蔣抗日”口號，不過已開始設想採取爭取策略。12月9日，《救國時報》刊載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擬的中共宣言，將傳統的“蔣賊”之稱改為“南京蔣總司令”，並希望他的軍隊“馬上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對蔣介石稱謂的這一改變，實際傳遞了一個重要的政治信息。
宋慶齡推薦密使帶蔣介石條件到陝北
蔣介石看到中共傳遞的信息，馬上作出了反應。多年“剿共”不能成功後，他也想試探一下和平解決方式。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詢問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是不是確有談判意願。這位大使作出肯定答覆後，蔣介石馬上通知他的心腹、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潘漢年、王明先後會見了鄧文儀，表示了願意和談，又說中共中央在國內，談判應在國內進行。
接到鄧文儀的報告後，不願公開放棄“剿共”立場的蔣介石決定以中間人牽線方式進行接觸試探。他知道自己的妻姐、孫中山的夫人“國母”宋慶齡同中共有密切關係，便派妻兄宋子文去表示願意談判之意。宋慶齡馬上推薦有“紅色牧師”之稱的董健吾去陝北。董健吾出發前，蔣介石交代了與中共談判的條件，即共產黨可以合法身份參加政治活動，紅軍編入國防軍到抗日前線。宋慶齡又交給董健吾一大包雲南白藥，因為她聽說紅軍缺乏止血藥，託他帶給陝北，體現了對共產黨人的深厚情誼。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達陝北。率紅軍東征山西的毛澤東得知此事，於3月4日回電表示“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毛澤東還提出“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等五項條件。蔣介石卻只想收編紅軍，不同意政府改組和組織“聯軍”，雙方條件的差距很大。5月間，中共中央結束東征後召開會議，決定採取“逼蔣抗日”，在政策上有了重大改變。
兩廣出事 蔣介石的態度積極起來
國民黨當局伸出和談觸角時，中共中央也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於1936年初至8月間四次赴南京，同國民黨代表曾養甫商談和平條件，還從衣服夾層中帶去一批寫在白綢上的信件，即毛澤東、周恩來等致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曾養甫、覃振的信。8月間，周小舟到陝北彙報，毛澤東因非常喜歡這位年僅24歲的同鄉，留下他當了秘書。
6月間，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為口號，發動反蔣的“兩廣事變”，進兵湖南。蔣介石為穩住西北，對共產黨的談判態度一時積極起來。7月間，從莫斯科回來的中共代表潘漢年應邀到達南京，同昔日隱蔽戰線上的對手、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負責人張衝進行了會談。8月上旬，潘漢年到陝北向中央彙報了接觸情況，毛澤東將這位風度瀟灑、如同小老闆的上海人稱為“小開”，這一稱呼後來也成為他的代號。
“兩廣事變”發生前，駐在川陝甘邊的胡宗南部第一軍有三十多個團，兵力超過6萬人，是國民黨軍裝備最好的德械部隊。事變發生後，該部調往湖南，西北紅軍所受的壓力減輕，紅二、四方面軍未遇攔阻通過草地進入甘南。當時中共中央決定聯合東北軍、西北軍建立“西北大聯合”局面，並打通與蘇聯的通道取得援助，再以實力地位爭取建立全國抗日聯合政府。
老蔣翻臉 態度蠻橫 談判破裂
一向只講實力的蔣介石解決了陳濟棠並迫使桂系妥協後，對共產黨又強硬起來，胡宗南的第一軍於9月間調回西安。10月間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以胡宗南、關麟徵部等中央軍精銳為主的國民黨軍緊追過來並展開猛攻。國民黨空軍還將100餘架戰鬥機（佔其作戰飛機半數）調到西安、洛陽機場，日日以轟炸掃射掩護地面部隊推進。
在蔣介石展開軍事進攻之際，11月10日，潘漢年又到上海滄州飯店談判。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隻能編三千人至五千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如回國，量才錄用。”聽到這一苛刻條件，潘漢年馬上回答：“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場上的收編紅軍條件，不能說是合作抗日的談判條件。”毛澤東得知此事後，於11月18日發佈了“決戰動員令”，號召三個方面軍的部隊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並著重打擊胡宗南部。
打敗胡宗南 張學良發賀電 老蔣態度又變
胡宗南率兵再返陝甘時，當年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修書一封給“宗南同學”，其中寫道：“黃埔分手後，不想竟成敵對。十年來，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為憾。”
周恩來在信中還希望胡宗南“立停內戰，共謀抗敵”。這位黃埔一期生卻忠實執行“校長”蔣介石的命令，率兵從甘肅中部大舉向隴東和寧夏東南的紅軍進攻。
中共中央軍委指示部隊採取誘敵深入的方式，集中三個方面軍於11月21日消滅了胡部孤軍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師一個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紅軍擊潰。胡宗南銳氣大挫後被迫收縮，紅軍和東北軍則受到鼓舞。
山城堡一戰，顯示了紅軍的戰鬥力。
張學良秘密向中共中央發來賀電，又表示說，胡宗南也不過一血性軍人，對其不宜一味硬打，給以教訓後亦應施以政治攻勢。
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覆電稱：對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爭取之，彼不再進決不打他，僅在彼向鹽池進攻時準備消滅其一兩個師，但打後仍進行統一戰線政策。
當時中共中央強調說，無論對蔣、對胡，只有戰爭的刺激和教訓才能使其懸崖勒馬。毛澤東後來對此也形容說，蔣委員長只認得拳頭，不懂得禮讓。
果然，蔣介石在秘密談判中的條件很快有了改變。
12月初，陳立夫緊急電召在上海的潘漢年再去南京談判，見面即說明，蔣先生已作出重要讓步，不再堅持收編紅軍和師長以上幹部出洋半年回國量才錄用等條件，同意接受紅軍改編，並說明人數限制在3萬以內。
邊打邊談 實力說話
在紅軍長征結束前後，國共兩黨進行頻繁談判卻遲遲達不成停戰，關鍵是蔣介石想以對付舊軍閥的“收編”方式吃掉紅軍，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關係。“西安事變”爆發前兩天，毛澤東致潘漢年的電報中明確說明：“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的讓步。”事實證明，向對手顯示出戰鬥實力是使其讓步的最基本條件。蔣介石出於長期“剿共”不成功、國民黨內又群起要求一致對外的無奈，才最終同意停止內戰，而絕不是內心發了慈悲。中國共產黨人開展統戰工作的成功，恰恰是以紅軍的堅強戰鬥力作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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