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山上，低头思故乡。离开可爱的家乡，来到这个孬地方。”曾经多少个日子，袁新芝“受不了山里的穷”，独自跑到山顶上，用豫剧曲子自编自唱，边唱边哭，直到泪干、词穷。
眼前是重重大山，山下是浩浩乌江。山河辉映，景致独特。“这里的石山，长不出‘致富果’。”袁新芝说，再美的风景，也舒缓不了她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失落和对老家的思念。
袁新芝是河南开封人，在广东打工时，认识并嫁给了一口刀人。11年前，袁新芝随丈夫初次回到一口刀——沿河自治县思渠镇的一个土家族聚居村。一口刀，地如其名，11个村民组散落在形似一把菜刀的陡峭山峰中。
这是什么样的一口刀?
航拍的沿河自治县思渠镇一口刀村地貌
山路曲折又难行。“腰里别着一口刀，日起陡子上高毛，转过坳口到龙湾，日落万丈下凉桥。”这句当地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说的是走完一口刀村的陡子、高毛、坳口、龙湾、凉桥几个组，要花一整天时间。
以前靠天吃水难蓄水。高山之下800米是乌江，看得见水却吃不到水。背水，是一口刀人的头等大事。印桶(一种木制的背水工具)，是每家最重要的家当。每天天不亮，村民就背着印桶在泉眼边排队守水、背水，背一趟得三四个小时。
满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全村人均耕地半亩多，且九成以上的耕地是25度以上的坡耕地。在高毛组，34户村民轮耕一丘不到两亩的田，一户种一年，34年一轮回。
“一山难养一山人，必须下山，才能摆脱祖祖辈辈的穷。”村支书朱永学说，国家改革开放，让一口刀人第一次有了出山机会。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开始走出去。最多时，全村八成左右的壮劳力常年在外务工。
“打工也要有文化。”高中毕业外出务工的王朝志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是断穷根的好路子。1993年，他毅然回村创办小学，一干就是26年。
1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扶贫工作队走进一口刀，修了路，打了井。村民试过发展核桃、空心李、中药材等产业，但自然条件太差，最后都没成气候。
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怎么办?当地政府对一口刀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200多公里外，铜仁市碧江区，当地政府帮一口刀人建了新房。市、县、镇三级党委和政府派了驻村干部，搬前做村民思想工作，搬时分批统一接送，搬后帮助解决就业就学等，扫除了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
2017年以来，全村先后搬迁6批，222户872人住进新家，其中贫困户71户276人。
一口刀村民在修路
告别穷山僻壤，搬进城里生活，一口刀人在适应、在改变——
袁新芝再也不会坐在山头哭，十几年来第一次主动联系娘家人，邀请他们来新家做客；
肖登强开起了“一口刀帮农饭庄”，请的10个帮工都是同村人，给他们每人每月发3000元工资，还管饭；
朱进华在一个新建小区当保安，每个月有了固定收入，从家骑车去上班只要几分钟；
朱翠花得到了一个公益性岗位，她的孩子在附近的小学、中学读书，与城里娃娃一起上课；
年过六十的田桂花开始注重穿着打扮，学跳起了广场舞，准备在城市安享晚年……
一口刀人，正在开创属于他们的新生活。
以下是详细报道：
年过六旬的田桂花，自从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铜仁市沿河自治县思渠镇一口刀村搬到碧江区响塘龙移民安置小区后，就很少回老家。最近，她想再回去看看。
回家的路，有200多公里，中间要转几趟车。到了思渠镇，必经约10公里悬崖路才到村口。再沿着陡坡，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山腰，才能见到田桂花的老房子。
老房子是土筑的，年久失修，漏风又漏雨。站在堂屋前，一眼可见乌江从山脚流过。“过去几十年做梦都想喝上一口乌江水，一直到现在都没喝成。”田桂花说，以前总是担心家里的水缸装不满水。
回到熟悉的地方，田桂花想起了苦日子。她说:“吃了人多田少的亏哟!我家门前这丘田，不到两亩，村里有34户轮流耕种。一户种一年，要34年才轮到。”等了33年，2018年终于轮到她家，可她说:“全家人都搬了，没种了!”
守着乌江喝不到乌江水，住着土房最怕天寒地冻，种着石旮旯地挣不到钱……面对如此境况，一口刀村民尝试很多活法，最后给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下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穷苦记
摊开地图就可看到，一口刀村的11个组，散落在形似一把菜刀的陡峭山峰中。据说，村名也因此而来。
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腰里别着一口刀，日起陡子上高毛，转过坳口到龙湾，日落万丈下凉桥。意思是走完一口刀的陡子、高毛、坳口、龙湾、凉桥几个组，要一天的时间。
一口刀现有的通组路，加起来将近20公里。车行坑坑洼洼的盘山路，一路摇摇晃晃。临近山顶，路变窄，两旁荆棘刮得车门吱吱响。“许多村民都没到过山顶，一些人连路都认不全。”村主任说。
时值寒冬，天色已晚，气温已到零下。在山顶的盖上组，67岁的朱永怀，带着1岁多的孙子在烤火。“儿子在外头打工，只好把孩子交给我来带。”老朱长叹一口气说，小儿子不到30岁，就娶过三个老婆，前面两个都跑了，可能是女方嫌弃家里穷吧。
“站在高山上，低头思故乡。离开可爱的家乡，来到这个孬地方。”河南媳妇袁新芝11年前刚嫁到一口刀，不适应山里的苦日子，经常一个人跑进深山，用豫剧曲调自编歌词，边唱边哭，打发孤寂时光，直到泪干了、词穷了才回家。
一口刀的生活，有多孬?
搬迁前，田桂花靠背水喝
饮水难。过去井少人多，有的村民往往天不亮就去排队，用“印桶”(一种运水工具)一桶桶背回家。本世纪以来，随着村里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当地政府帮扶下建了大水窖，缺水问题才有所缓解。
通电晚。山高路远，通电更难。一口刀结束无电的历史，还要到2003年，此前一直用煤油灯照明，更别说普及电视、洗衣机、冰箱等家电。村里人普遍用上手机，也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情。
行路难。没有通车路，到镇里买3包化肥要背一天，卖一头猪要5个人抬下山，小孩每天上学走路来回要四五个小时。在政府扶持下，到2014年一口刀的标准化通组路才全部建成。
地贫瘠。一口刀石头山多、土层薄、可耕地少，旱地不足900亩，水田仅44亩，25度以上坡耕地占耕地面积九成以上。全村近1400人，人均耕地只有0.6亩左右。34户村民轮耕一丘田，真实地反映了人多地少的现实。
不屈服恶劣环境，不甘心长困于穷，一口刀人艰难地抗争。村支书朱永学带领村民就地发展产业，种过核桃、空心李、中药材、花生等经济作物，但遗憾的是，都亏了本。
“种地致富的希望，还埋在土里没出来。”朱支书无奈地摇头说，一口刀要摘下“贫困村”这顶帽子，还得多想其他办法。
外拼记
飞鸟觅食，此山无食飞那山。一口刀人清楚，脸朝陡坡背朝天，死守苦等不是好办法，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抬起头来过日子，兴许是条好路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让一口刀人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去”的机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加入到城市打工大军。
今年47岁的肖登强，就是最早出山的人之一，成了一口刀“有出息”的榜样。
初中毕业后，他就踏上运煤船，以舵手学徒身份，随船顺着乌江入长江，路经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直至抵达船队贩煤地江苏扬州。他乘船所到之处，如今已被纳入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区域——长江经济带。
船队解散后，他又去浙江杭州等地打过工，见了世面，学了技术，考了驾照，回来在沿河、德江一带搞了十几年货运和客运，到万山与人合伙开过汽车美容店。
“一个月挣六千块，让旁人羡慕得不得了。”他感叹地说，这些年吃的苦、受的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集中组织搬迁
在战穷斗困中，一口刀不缺打工故事，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打工史”。
朱翠花25岁离开一口刀，与丈夫到浙江温州“淘金”，进了一家钢丝厂，做的是普工。夫妻二人打工十几年，养大了家中4个孩子。
人到中年的朱进华，十几岁到贵阳“寻梦”，干过苦力活，摆过街边摊。30多年过去，没有能力在城里买套房，成了他耿耿于怀的遗憾。
三个孩子的父亲朱琼，远赴上海“找钱”，在建筑工地干杂活，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勉强维持孩子们在老家读书、生活的开销。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生活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他们背离故土，来到城市，从事制造、餐饮、住宿等行业，身份多是工厂工人、小区保安、服务员等，收入不是很高，但总比守着大山苦熬要好。
多年来，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壮年，经常在外打工，只有到过年时，才像候鸟一样飞回来，与留守在家的老人、孩子团聚。
召开群众会
兴教记
“鸟儿飞得高、飞得远，那是因为鸟儿有一对大大的翅膀。同学们要想走出大山、走得更远，就得好好学习，练就一身真本领。”一口刀小学校长王朝志经常这样教导学生。
26年前，有高中文化的王朝志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们“走出大山、走得更远”，他办了一所小学。
创校之艰，难以想象。没有办学资金，找亲戚朋友借；没有课桌椅，亲手拿木板做；没有书，跑到贵阳买；没有老师，他一个人包办所有课程；没有宿舍，回家路又远，只好租住在学校周边农户家。
当时学校向学生收取的费用，比村里的另一所公立学校还少。对于家庭困难学生，学校减免学费，差额部分都由他自己承担。“办学是公益事业，从来没想过要从中赚钱，反倒欠了不少债。”王朝志笑着说。
2002年起，学校由民办转为公办，王朝志终于轻松了些，不必个人举债办学。他一个月领着800元的工资，维持了十几年。2017年，他的月工资涨到1400元。
2014年，万章小学与村里另一所公立学校合并为一口刀小学，从城里调了几个年轻老师进来。
“现在学校10个老师都在编，只有我这个校长还是编外的。”他打趣说，曾有一次进修公办教师的机会，但学费太贵，家庭负担不起，只好放弃。
“只要村里的娃娃有出息，我个人吃点苦又算什么。”他说，为了支持他的教育事业，妻子负担了家中几乎所有农活，偿还了部分因办学欠下的债务。“我无悔于事业，但愧对家庭。”王朝志说道。
在响塘龙安置点，“四点半”课堂老师教学生们制作手工艺品
一口刀人深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难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几年前，我把家里几间木房子卖了，就是为了让娃儿读完大学。”64岁的田秀华，住过的土房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每当说起儿子在沿河民族中学教书时，笑容总是挂在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
如今，一口刀已经走出去了多个大学生，有的甚至还考上了南开大学等名校。“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重要途径。”王朝志认为。
搬迁记
航拍铜仁市碧江区响塘龙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城市很大，农民工进得去，但未必都融得下。劳动技能不高、就业不稳固、收入相对低、子女入学难、养老没保障等因素，成了他们融入城市的现实障碍。
“少壮外出卖苦力，辛苦养育下一代，老大归乡地难种，生活又回到了从前。”这是一些返乡中老年人的真实生活，也是许多年轻打工者对未来的隐忧。
进城务工许多年，一口刀人多想在万家灯火的城市里，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娃娃有学上，老人好看病，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过上幸福生活，然而现实中，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办到。
一口刀村村民坐船搬进城里
进入新时代，贵州打响脱贫攻坚战，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城市融不进，故乡回不去”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贵州坚持“省级统贷统还、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城镇化集中安置、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负债、以岗定搬以产定搬”，为搬迁群众解决了许多后顾之忧。一口刀人感到，跳出大山的好时机来了。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一艘艘小船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斗篷，彻底搬离困住他们的大山，搬进了碧江区的安置小区。
如今，肖登强在碧江区开起了“一口刀帮农饭庄”，雇的10个服务员都是一口刀搬迁户。饭庄刚开张，肖登强就给每人开了3000元的月工资，还管饭。“一个人富了不算富，还得把其他人带起来。”他说，除了用工，许多食材也都来自一口刀。知道饭庄自强自立的故事后，很多人自发前来照顾其生意。“生意好的时候，一天的毛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肖登强高兴地说。
肖登强把一口刀村的印桶等农耕工具摆放在帮农饭庄，城里娃体验背水
朱进华搬进的新家，面积百余平方米，有简单装修，由政府出资建设，自家基本没花钱。搬来后，朱进华在他家附近的一个新建小区做了保安，每个月有2800元的工资。
朱翠花一家搬来后，几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小学、中学读书。“能与城里娃娃一起上课，我很满意。”她说，才搬来不久，社区就给她协调了公益性岗位。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一口刀搬出来的有872人，占全村总人口的近七成，其中贫困人口276人，他们都集中安置在铜仁市碧江区。
下山、进城，搬出了新生活，也搬出了新希望。
肖登强打算继续做大做强“帮农”品牌，带动更多农民就业，把饭庄升级成农耕休闲旅游区。朱进华准备干一段时间保安工作，摸清小区生活需要，然后再盘个门面，做点小本生意。朱翠花也想利用小区开设的“脱贫攻坚夜校”，多学些劳动技能，找个更好的工作。田桂花在安置小区，有了女儿照顾，性格变得更开朗，经常到邻居家串门，准备在这儿安享晚年。
搬出来的一口刀人，新生活已经开始。
一口刀村村民
【记者手记】
一口刀折射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奇迹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所面临的诸多脱贫攻坚难题是“世界级”的,必须用“世界级”的办法去应对,易地扶贫搬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招。
贵州贫,很大程度上贫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中央提出“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的部署后,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抢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施了贵州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全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实施总规模为188万人,搬迁人数在全国位居第一,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0万人,整体搬迁自然村寨10090个,预计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全部搬迁任务。
用3年多时间,搬迁188万人是什么概念?要知道,三峡工程移民安置140万人,持续了18年之久。有人说,贵州正在创造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奇迹。
这奇迹,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正确决策部署,离不开省委、省政府运筹帷幄、协调各方,这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发扬新时代贵州精神,苦干实干的结果。
站在历史的坐标上,顺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希望能为贵州的易地扶贫搬迁记录真实而客观的一瞬,一口刀,正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改革开放给了一口刀人走出大山的机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给了一口刀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而一口刀人不甘贫穷、敢于改变命运的精神,正是求变求富的力量之源。
搬离穷窝,过新生活。不计其数的“一口刀”,构成了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伟大实践,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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