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雲南獨一無二的狀元；
他在北京主持制定了“星期”的提法；
他一生清廉，半生顯宦卻無錢建房，“袁嘉穀故居”其實是友人幫忙建的；
他對雲南4000年史實進行了梳理，著成《雲南大事記》；
他在東陸大學任教，授課不要錢；
從封建狀元，到高校教授，這便是袁嘉穀；
中國的科舉始於隋朝，確立於唐代。雲南的讀書人，從元代開始參加全國統一的科舉考試，七百年以來，自縣試、院試、鄉試直到會試，不知有多少雲南子弟在層層考試的階梯上艱苦奮力攀登，可是直至清末廢除科舉考試，仍沒有一人登上科舉制度的最高峰。狀元的桂冠，始終與雲南學子無緣。歷史上，在長長的700多名狀元名單中，沒有云南人的名字。
雲南歷史上唯一的狀元31歲登榜首
不過，令雲南人聊以欣慰的是，就在科舉制度壽終正寢前兩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迫於變法維新的壓力，舉行了一次經濟特科考試。經濟特科雖然也屬於科舉的範疇，但又與傳統的科舉考試不同。參加考試的人，除必須具有一定的“功名”，如進士、舉人外，還須有名望之士的舉薦；內容上它不以四書五經為主，而是以經世濟民、治理國家的方策為主；形式上也摒棄了八股文、詩詞駢賦；而且錄取的名稱也不相同，第一名就叫“一等第一名”，而不叫狀元。 就在這場特殊的科舉考試中，來自邊疆的雲南石屏人，31歲的袁嘉穀一鳴驚人，其考卷以富國圖強的立論，精闢嚴謹論證及文采斐然、書法工雅而博得了閱卷大臣們的交口稱讚，榮登榜首。雖然這第一名不按慣例欽點狀元，但仍以 “大魁天下”而成為事實上的狀元。對數百年來一直期盼本土能出一位狀元的雲南人來說，這是一個喜訊。歡喜若狂的雲南士子自然將取得“一等第一名”的袁嘉穀當做狀元看待，從而圓了“狀元夢”。
袁嘉穀（1872-1937年），字樹圃、樹五、號屏山居士。袁嘉穀自幼勤奮好學、見解超群。他15歲通過童試，入縣學，16歲參加了科舉考試，名列院試一等，“補廩膳生員”，成為秀才。這一年，袁嘉穀的父親病逝，守孝三年後，1891年，21歲到昆明參加鄉試不中，即入昆明五華書院學習。因成績優秀，第二年轉入昆明經正書院深造。1894年，袁嘉穀再度參加鄉試，名列第二，中了舉人。1898年，袁嘉穀到北京參加會試，但名落孫山。次年回到昆明後不久，受聘為雲南學署授讀。
1901年，清政府決定設立經濟特科考試，要求各部院堂及各省督撫、學政保薦人才應試。在雲貴總督魏光燾的保舉下，袁嘉穀於1903年經汴京會試、北京殿試，考中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繼而應經濟特科試，一帆風順，登頂成功。
教科書術語沿用至今翰林院修編
袁嘉穀中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後，授職翰林院編修。第二年，奉派到日本考察政務和學務，任雲南留學生監督，為期一年。歸國後，他先任學部副提調、學部圖書編譯局局長，專管教科書的編寫。在短短4年內，袁嘉穀延攬了翻譯家嚴復、金石學家羅振玉、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一批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為我國大、中、小學校編譯出版了大量新式的教材與參考書。這些教材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又兼收國外教材的眾家之長，為新學堂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1909年，編譯圖書局設立了一個新機構“編訂名詞館”，專門負責統一規範教科書中的名詞術語。袁嘉穀參與確定了許多今天仍在使用的譯名。當時國內剛實行七天一週制，西方國家叫做“禮拜”，而我國採用了以“日、月、火、水、木、金、土”等，叫做“七曜日”，依次為週日至週六的名稱。袁嘉穀認為頗為不便，在他主持下，將一週制定為“星期”。從此我國有了以星期為週記的名稱。
在北京生活的6年裡，袁嘉穀還先後兼任了國史館協修、學部參議、候補丞參、實錄館協修官等一系列職務，他為官清廉、盡心盡職，雖然生活比較清貧，卻也自得其樂。
1909年，37歲的袁嘉穀調任浙江提學使。因為他是歷代浙江提學使中最年輕的一位，所以被當地人稱為“小學臺”。浙江本是文人學士薈萃之地，又是新思潮激盪、新學發展迅猛的地區，年輕的袁嘉穀上任伊始，就碰到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師生周樹人（魯迅）、許壽裳等反對頑固保守的校長夏震武的學潮。在這場浙江學界反封建勢力的鬥爭中，袁嘉穀雖然受到巡撫的節制，但十分理解和支持師生們的主張，他採取兩面勸說的方法，化解了僵局。浙江報刊稱他“才識卓然、措置裕如”。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1912年，袁嘉穀攜家眷回到了故鄉雲南。先後被聘為省參議、雲南鹽運使、省政府顧問等職，但袁嘉穀的志趣不在為官，他自甘寂寞，埋頭著述，將主要精力用於學術研究和文化教育之上。文學、書法等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就。
半生顯宦無錢建房為官清廉
袁嘉穀半生顯宦，名重海內，辛亥革命後歸滇，並無一椽之屋，輾轉租房居住。後因親屬子女就學方便移居省城，人口增多，才多方籌集，並得友人相助，於1919年在昆明翠湖北岸玉龍堆建蓋了住房。1920年，新居建成，袁嘉穀已有48歲。
新居為一土木建築結構二進式院落。裡院為四合院，走馬轉角樓，東西各有樓梯一把，各樓串通。正房五間，中三間為三層，正屋懸匾為“臥雪堂”楹聯語云：座裡光前花萼瑞，堂明氣象燕呢春。袁嘉穀書房在頂樓，題名為“頤壽樓”。
3年後，袁嘉穀又在樓房的東邊開拓了一個小小的花園，取名“澍園”。園中堆土為山，名“金鐘山”，蓋一小亭，名“課經亭”，又種些花草菜蔬以賞心悅目。並以“園愈狹，心愈愜；園愈隘，身愈泰”自慰自勉。
在這裡，袁嘉穀生活居住了18年，直至1937年12月23日溘然長逝，走完了他由書生到“狀元”，官吏，再到學者教授的人生歷程。終年66歲。
梳理4000多年雲南史事著作等身
袁嘉穀一生，以“大魁天下”最富傳奇色彩，也最為榮耀，但現在雲南人民懷念他，主要還是因為他經歷了宦海生涯之後，便把才華和智慧傾注於雲南歷史文化事業，並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面對我國西南邊疆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與蠶食的現實，袁嘉穀提倡通過研究雲南的歷史與現狀、研究雲南與外國的關係來為保衛和建設邊疆服務；通過雲南區域文化研究來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增強人們對家鄉和祖國的熱愛。從而，他提出了“滇學”。他後半生對於“滇學”的大力研究，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400多卷著作。
其中，《滇繹》一書輯錄了各類史書、文集、筆記、遊記等與雲南相關的材料，對雲南史事多作辨析考證。20世紀30年代初，袁嘉穀應雲南通志館的聘請，寫成《雲南大事記》一書，全書以雲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重大變遷為準，記載了雲南清宣統辛亥年(1911年)以前共4000多年的史事。對於建置沿革、風俗變遷的考證極為詳細。逝世前夕，袁嘉穀還編成了《石屏縣誌》。這部縣誌被譽為“滇省各縣誌之冠”，是他留給故鄉的一份珍貴禮物。
當時滇池南岸的昆陽月山，發現了一塊《馬哈只碑》，經袁嘉穀鑑定是明代航海家鄭和為其父豎立的墓碑。《明史》記載鄭和是雲南人，但不知道生在雲南何地，經他此番考證，世人才知道鄭和的故鄉在昆陽，知道昆明誕生過一個偉大的航海家。
授課不要錢的教授高校任教
自1923年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創辦，袁嘉穀便被聘請任教直至逝世。開始時，他不但授課不要錢，還把自己多年來節衣縮食積攢下的1000元捐出作為辦學經費。直到1931年東陸大學改為省立雲南大學，他才開始領薪水。
袁嘉穀在學校所講的課程，主要是經學和史學，還有詩學。淵博的學識使他在廣大師生中享有崇高的聲望，不僅文科學生愛聽他的課，其他各科學生乃至許多外校學生也紛紛慕名而來。對於那些家庭貧寒，面臨輟學的學生，他慷慨資助，使之完成學業。任教14年，他培養了數百名學生，不少人後來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袁嘉穀自童年就開始作詩，一生寫詩800餘首，算得上是雲南近代史上創作豐富的詩人。袁嘉穀12歲時，便跟隨三哥習字。初學歐陽詢，後來學王羲之，又兼學米芾、顏真卿、褚遂良，博採眾長而自成一體。他的書法筆力堅韌、氣勢剛健，被稱為“袁家書”。每逢遊覽名勝古蹟，他常常潑墨題字。北京、江浙、雲南的許多地方，留下了他的不少手跡。昆明的翠湖、大觀樓、黑龍潭、西山等地，都有他書寫的匾聯和石刻。
1937年12月，病榻之上的袁嘉穀還牽掛著遭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祖國的安危，他在病中起草《責倭寇》一文，聲討日寇的暴行。可惜這篇沒有完成的文章成了他的絕筆。
袁嘉穀故居現為翠湖北路5號，花園已經不存，但樓房保存完好。由於他的人格、才華和對故鄉文化事業卓越的貢獻永遠為故鄉人所銘記，2003年，五華區人民政府將其公佈為文物保護單位。
回雲南二十餘年，袁嘉穀忙於治學、考證。雲南近代史刀槍劍戟橫飛的護法、護國、倒唐等等各種“運動”跟他無關。無絲竹之亂耳。也就在這幾十年，寫出“臥雪堂文集”，編撰“石屏縣誌”（被譽為中國最好的縣誌之一），潛心“袁氏書法”（袁家書）。袁嘉穀人格清高，卻不吝墨寶，當今雲南昆明凡重要人文古蹟諸如西山龍門、圓通山、黑龍潭、大觀樓等處，無不可見袁家書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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