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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死於強權的官員和文人數不勝數，但被砍頭的大學校長只有一位，就是許景澄。
因為變法遭到出賣而殺身成仁的戊戌六君子人盡皆知，可是因為反對與洋人開戰，竭力主張保護外國使館而被殺的“庚子被禍五大臣”就鮮為人知了，許景澄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誕生於1898年，是戊戌變法的“新政”之一。
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總教習是管學大臣孫家鼐，他因為反對處死參與戊戌變法的大臣而被慈撤換，新任命許景澄為管學大臣兼總教習。
1899年底許景澄受命赴任，他原來的官位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禮部左侍郎。他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官，曾被委任出使日本，卻因故未能成行。他1885年出使法、德、意、奧五國，次年又兼任比利時公使。還曾被清政府任命與沙俄談判邊界問題，擔任中東鐵路督辦等要職。他是當時朝廷中一位比較瞭解世界潮流，具有現代意識的官員，他也有著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對西方甚為了解。
戊戌變法被慈禧挫敗後，她與西方列強的？關係迅速緊張。而有消息說列強欲讓慈禧還政於光緒，這是她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次年，義和團興起，民間反洋情緒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利用義和團報復洋人的意圖漸漸顯現，其政策由“剿滅義和團”改為“扶助義和團”，而義和團也喊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雙方正式開始合作。結果大量洋人、傳教士、信教民眾遭到殺戮，最後發展到殺害外國使節，而德國公使克林德的被殺，導致了八國聯軍的入侵。
當時朝廷大臣大多庸碌無能，整日以揣測慈禧心思為能事。他們見慈禧與洋人反目，便大肆鼓譟與洋人開打，以此討好迎合慈禧，一時間，朝廷裡主戰之聲喧囂塵上。
軍機大臣剛毅本來就篤信義和團的“神術”，他見到義和團中自稱是關公的人竟然嚇得趴在地上行禮，半天不敢抬頭。這時他更是對慈禧積極進言“拳民忠貞，神術可用”。
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也主張聯合義和團，向洋人開戰。其中載漪最為積極，他誇讚義和團都是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的義民。載漪這樣起勁是有原因的，光緒被囚瀛臺後，他的兒子被立為大阿哥，準備當皇帝。但是，列強不同意另立新帝，載漪願望落空，因此對洋人十分痛恨。
在一眾主戰大臣的叫嚷中，慈禧下定了開戰決心，她放出了 “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豪言 。於是任命載漪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總攬“滅洋”事務。與此同時，得到載漪、剛毅等人支持的義和團大舉進京“滅洋”。
當時能理智看待局勢，並敢於直言的只有少數幾個人，就是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這五位，他們向慈禧明確表達了反對與洋人開戰的意見。
1900年6月17日，聯軍攻陷天津大沽口炮臺。消息傳到京城，載漪奏請慈禧“攻打使館區”。
載漪的建議令許景澄感到震驚，他與袁昶聯名上了 《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他們說：“攻殺外國使臣，必招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擊之？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又說：“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使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但他們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慈禧接受，還遭到主戰派大臣的圍攻。
許景澄沒有放棄，他繼續提出，解決危局的唯一辦法是為外國使館提供保護，令使館人員生命得到保障，同時圍剿作亂拳民，誅殺縱匪作亂的禍首，以此來退洋兵。
然而，在主戰派的一片瘋狂喧囂之下，許景澄他們被斥為漢奸、賣國賊。專橫的慈禧為了壓制敢於反對她的人，決定將他們處死。她下了一道懿旨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許景澄、袁昶均著行正法，以昭炯戒。”
7月28日，在許景澄、袁昶被押赴菜市口刑場途中，沿途圍觀的義和團拳民和普通民眾為“賣國賊”被處死而歡呼雀躍。
慈禧對她痛恨的人一向十分殘忍，殺戊戌六君子時就令劊子手用鈍刀，殺許袁二人也不例外，劊子手故意把刀砍在脊椎上，頸椎斷裂而氣管猶存，讓他們痛苦而死。
二人被斬後，無人前去收屍。後來還是有政見相同的兵部尚書徐用儀不忍，出面含淚收屍。僅兩週之後，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遭到與許景澄同樣的命運，被以同樣罪名斬首於菜市口。他們五人後來被稱為庚子被禍五大臣，也有人稱他們為庚子五君子。
許景澄深知，與朝中主戰權臣為敵，還犯顏直諫，自己的處境已極為兇險，但他仍為國事擔憂，“數日之內，鬢髮盡白”。他曾擔憂地說：“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
臨刑前，他對身邊人留下：“吾以身許國，無復他顧”的遺言後，安然赴刑。
他也不是不懂明哲保身的道理，他曾告誡他的學生陸徵祥：“要學會緘默，不管遭遇怎樣的侮辱和欺凌。”可國難臨頭時他自己卻沒有依此行事。
對於他的死，他的繼任者，北大校長嚴復曾作過一副對聯：“善戰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鑑精忠。”這是嚴復對前任的最高褒獎。
相傳許景澄被判決後，仍然掛念著京師大學堂的經費。他取來存於俄國銀行的四十萬兩辦學經費銀子的存摺，交給朝廷，囑咐防止外國人賴帳，然後就刑。若真是這樣，那麼他品行之高潔，堪稱後世楷模。
許景澄等五人被殺不久，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逃到西安，啟用李鴻章和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人們所知的《辛丑條約》主要條款是賠款4.5億兩白銀，劃定北京東郊民巷為使館區，允許各國駐兵保護，不準中國人居住等內容。但還有兩款並不為人所熟知：一款是為死去的克林德公使立碑，另一款是給許景澄等大臣平反，處罰主戰派大臣，包括流放、賜死、正法、革職等。在八國聯軍的壓力下，朝廷不得不將當時主戰的幾位首要大臣和對許景澄行刑的監斬官徐承煜處死，併為許景澄等五人恢復官位。1909年溥儀登基，改元宣統，追賜許景澄文肅諡號，同年朝廷又為許景澄、袁昶、徐用儀建立三忠祠
許景澄雖然被平反，死後數年還獲得了極高的哀榮，但後世對他的評價是有爭議的，關於他勾結洋人，受賄通敵的說法一直存在；他給慈禧的上書也被認為是子虛烏有，是後來的好事者偽造的。而八國聯軍為他平反的事實似乎又在印證著這種說法。
百餘年來，人們對義和團的評價表現為兩個極端，有的認為他們是禍國殃民的拳匪，也有的認為他們是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而這種矛盾的評價又被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戰爭與革命所裹挾，至今不能給義和團運動一個令人信服的歷史定位。但八國聯軍的入侵是對中華民族的殘暴欺凌和掠奪，這次入侵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這是中國曆屆政府，全世界華人，乃至國際上所公認的。許景澄作為一名官員，反對慈禧與義和團攻打使館屠殺教民的野蠻行徑，既遵守國際法，也體現人道主義，更符合國家利益，無疑是正確的。後來的事實證明，殘害外國使節，貿然對多國開戰，給國家帶來的是一場毀滅性的災禍。然而，由八國聯軍為他平反的事實本身，已經背離了反帝愛國的政治正確，是對他慘遭殺戮後的又一次殘酷嘲弄，使他在歷史上陷於尷尬。為戊戌變法而獻身的譚嗣同等人被響亮的譽為六君子，他們的名字光耀千秋。而許景澄等五人“庚子五君子”的稱號並未被一致認同，更多的是稱他們為“被禍五大臣”。
燒死的火
從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到縱容庚子拳亂招惹八國聯軍侵華，其實大清國從上到下並非都是一條心，至少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吏部侍郎許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這五個人是明確提出反對的。
1900年6月16號當天，慈禧太后組織的第一次御前會議上，許景澄明確表態反對開戰，當時許景澄認為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隨後，許景澄聯合袁昶聯名上了一道奏疏，這個就是大名鼎鼎的《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在奏疏中，許景澄和袁昶非常明確的指出了進攻使館的嚴重後果，那就是以一國之力對抗數國聯合進攻，這無異於自取滅亡。許景澄和袁昶認為兩國交戰，不斬來使，自古有之。今天要殺公使，不僅有失天朝上國的氣度，更是不合國際公法。那麼現在要派兵圍攻使館，這簡直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絕不能採取此種極端做法來處理問題，一旦採用這種激怒各國列強的做法，後果不堪設想。以一國而敵各國，這是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
光緒皇帝不僅不支持對外開戰，而且外國列強在對待廢帝這個問題上，也是也極力反對慈禧廢帝。端王載漪掌權之後，他和慈禧一心想廢除光緒皇帝，獨攬朝綱。在聽聞義和團教徒“刀槍不入”的神話後，載漪一下子就找到了“扳倒光緒、教訓洋人”的方法，那就是藉著義和團向各國開戰，打算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思想，達到教訓洋人的目的。所以載漪再對待是否開戰這個問題上，立場非常堅決，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主戰派 。
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慈禧太后強行對各國開戰，作為主戰派載漪、剛毅、徐桐等人也隨聲附和。整個御前會議上，除了載漪和慈禧等主戰派，其餘人面色沉重不敢多言。只有徐用儀、許景澄、袁昶及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五人含淚陳奏說：“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五個人一致認為要嚴逞鬧事的義和拳民，並放下身段與八國聯軍議和，這有這樣才能保住大清的江山社稷。但是此舉引來了主戰派的極力對，載漪等人更是痛罵五人是奸邪，矇蔽聖聰。
7月30日，慈禧太后發出上諭：“太常卿袁昶、禮部侍郎許景澄，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多語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袁昶、許景澄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這五人，在歷史上，被稱作庚子五忠。庚子拳亂後，慈禧悔不當初，沒有聽五個人的良言，迫於列強壓力，慈禧下令為五個人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