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與魏晉南北朝之間的區別？

如果讀中國歷史，就很容易發現，2000多年的歷史裡，存在兩大非常獨特的現象。這種獨特現象，在全人類其他社會共同體裡很難發現，至少不會有中國社會這樣突出和明顯。一條是歷史的簡單重複，另一條是沒完沒了的復古。歷史的簡單重複，不是本文探討的話題，我們只說說沒完沒了的復古，並將它同意大利文藝復興進行一下比較。

我們以100年為整數，把中國歷史上一些比較重大的復古主張簡單羅列一下：

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漢時期，董仲舒為代表的大儒們主張“漢家文章，周秦並法。”公元500年左右，隋朝時期，李諤上書恢復先秦兩漢文體。公元600年左右，唐朝初期，陳子昂與“初唐四傑”主張“每以永嘆，思古人，風雅”。公元800年左右，唐朝中，韓愈、柳宗元提出興復儒學，恢復古道。公元1000年左右，宋初，歐陽修、柳開、穆修等提出“革弊復古。”公元1200年左右，金末，趙秉文主張“師法古文。”公元1500年左右，明中，前後七子高舉復古大旗。公元1600年左右，清初，桐城派明確提出寫出好文章，須學習古文法則。常州詞派直接提出與《風》《騷》同科。公元1900年左右，章太炎堅持“經術乃為人之根本”。公元2000年以後……

兩千多年時間，有據可查的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復古主張就有20次，平均100年一次。

歷次復古主張並不是什麼新鮮話題，各種史書、研究都大談特談，它們的細枝末節也許充滿趣味，富有思想和內容。用一個不太尊重的比喻，我們都習慣認識一隻狗的行為表現比較單一，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觀察記錄一隻狗的一天的每一個動作、表情，那同樣的豐富多彩，充滿趣味，並且包含大量哲理和無窮的含義，若觀察記錄它的一生，就更厲害了。不過，當我們把它的每一天，每一個活動都看作大同小異，就是那麼會事情，也許用老生常談更為貼切。歷代復古，也就是出了幾個人物幾篇作品，大同小異，都沒有給中國社會帶來明顯的改變，用歷史的眼光看，似乎都可有可無。

比如“唐宋古文運動”的“文以載道”。

“道”，相當於前文所說的“理”，我們暫且認定它是真實必然的事物規律，文用來表述這個規律，這種文，我們知道，它是科學報告，科技說明，產品說明，還有真實描述一種現象和事物的學術著作等等，總之，它表達的對象和內容是真實的，而且是一種必然。

“文以載道”是韓愈對先秦古文的總結，先秦古文裡有這種文嗎？一篇也沒有，甚至一個詞彙也沒有。它們表達的“道”，無非是由一些編造的故事和事物的部分現象所認識成的“道”，與事物真相離譜到天上去了。因為它們沒有一個出自於對事物和現象的科學實驗、科學調查，更沒有經過事實檢驗，全出自自己非常有限的經驗和憑空想象。談天，不用望遠鏡，不使用別人的觀察到的天象成果，就只能是扯談。談地，不進行測量，採集樣本，不進行鑽探，也不閱讀人家考察的資料，也只能是扯淡。談人，不做人體解剖，不進行心理測驗，不閱讀別人的研究成果，談的就是鬼了。

孔子談教育，可以肯定的是，他僅限於看到人的表現，對人的體內活動一無所知，他所認識的教育的目的、內容、方式都非常有限，假設教育的目的、內容、方式各按100計量，他認識到的不會超過10，也許不到5，這種認識前提下談教育，談得再清楚也只是教育的一丁點內容，在他那個愚昧時代也許管用，管用的部分也僅僅限於成為官，別的都用不上。這種教育，按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邪教，讓人出現幻覺和偏激意識的洗腦教育罷了。

再比如“文從字順”。

韓愈對他的“文從字順”進行了這樣的解釋：“和平之音淡薄，而秋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前文裡的譚運長先生所說的遊戲文字，大略就是從韓愈的話裡得出的結論。

我們不能否認“文從字順”的主張，但把它應用成為韓愈所圈定的標準，那已經不是“文從字順”，而是一種套路，一種機械操作。他將人們的認識、感受和事物的活動規定出了固定的模式，他的文從字順就是按照這些模式套用，與他提倡的“師法自然”正好互相矛盾。

還有“師其意不師其辭”。

古文概念的提出從韓愈開始，他的古文不僅僅指先秦古文，也包括秦漢“古文”。

不使用古文的詞彙，韓愈能夠理解到這個層面確實很了不得，但他同時要求學習古文的意思，也就是內容，這就很夠嗆，古文的意思其實比古文的詞彙更不值得學習、使用。對於後人來說，瞭解古文的意思已經足夠，在瞭解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形成新的更真實的認識，這才是學習古文的意義，否則，受古文的意思所約束，認識思維能力就只能下降。

每一次“復古”都有一個要命的標準：本朝不如“古文”。這個標準擺在大家面前，結果會可想而知，實際上就成為學習“古文”，所謂復古，就成了一次自我否定。

每一次的出發點都是對當時的“華麗辭藻”、“刻板表達形式”的反擊，可反擊的結果，因為不曾意識到當時文風與古文的不同的本質問題所在，僅在形式上糾纏不清，結果，比之古文，更加流於形式。

聽說前幾年開始提倡繼承中華傳統，各地的中小學教科書積極響應，趕緊增加文言文的分量。 “復古”成為了學習古文，模仿古文，這種復古的意義也許不僅是自我否定，甚至還是自我作踐。

把20次漢語社會的復古主張與一次意大利文藝復興比較，我們也許大有感觸。

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復古都吵得不可開交，也據說每一次復古都產生了許多優秀作品，優秀代表人物，為社會文明和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當我們把那些作品、人物當成一種抽象符號，不去細究它們的具體內容，我們不難發現，20多次復古之後，整個社會似乎依然如故，並不曾出現明顯的讓人們能夠感受到的變化，2000多年後的人們的認識思維能力與2000多年前的人們相比，似乎不是變得更有智慧，而是相反，他們比我們更加聰明，因為每一次復古，都是學習、模仿他們，反覆閱讀他們遺留下來也許是後人冒他們的名編造的作品。

被稱為發生在公元1350年—1550年之間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與中國曆次復古似乎有很大不同，它被理解成人類文明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轉折點，是18世紀出現的人類智慧大爆發前奏。意大利文藝復興前，人類始終在黑暗中找不準方向，之後，人類不僅找準了方向，也找到了繼續前行的辦法，並且找出了許多有助於人類前行更快的工具，人類世界順利進入了現代文明，又高速進入了信息時代。

從美國愛德華·伯恩斯等四位歷史學家撰寫的《世界文明史》裡，我們不難發現文藝復興在意大利首先興起的原因：

當時，意大利的城市社會在歐洲大陸比較發達，若與中國的城市規模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佛羅倫薩、米蘭、威尼斯、熱那亞最大，都只有10萬左右人口。當時的中國至少有5個人口超過150萬的城市（南京、蘇州、北京、杭州、廣州），超過100萬的城市也不少於5個（武昌、成都、南昌、濟南、福州）。當時的上海還屬於縣城，相當於三級城市（州、府為二級，京城是一級），人口已經超過30萬，比意大利的任何一個大城市規模都大。

發現新大陸之前，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威尼斯是歐亞非三個大陸的貿易中心，這當然得虧於拜占庭帝國的瓦解，意大利社會財富急劇膨脹。同時，意大利貴族都生活在城市裡，不像歐洲其他地方，貴族生活在鄉村。意大利城市貴族也擁有鄉村城堡和土地，他們也同時在城市經營商業、銀行，重點是，他們與社會權力群體差不多平起平坐。比如，梅迪家族靠行醫和銀行起家，成為佛羅倫薩的領主；米蘭領主由維斯孔蒂家族和斯福扎家族分享；漫圖亞領主是貢薩加家族；費拉拉領主是艾斯特家族。各個家族都與當時的教皇、宮廷縱橫交錯，梅迪家族的兒子就有一個是教皇。世俗的貴族，世俗的教廷，世俗的宮廷三位一體，與世俗的財富結合，文化事業得到空前的資助。幾乎所有著名的文藝復興人物都或為教廷、或為宮廷、或為家族服務。

這種原因，似乎與中國復古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都同樣出現在社會相對穩定，財富比較充盈，“貴族們”精力充沛，對社會發生強烈責任感，也許，是心血來潮。

弗朗西斯科·彼得拉克（1304年—1374年）是文藝復興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他應當被稱作文藝復興的始作俑者，他用意大利口語（當時通用拉丁文）寫作的詩歌，成為十四行詩的經典被普遍模仿，他提出的“人文主義者”綱領從此波及幾百年，至今不衰。

洛倫佐·瓦拉（1407年—1457年），這位那不勒斯國王（領主）的書記官，他的職位得虧於他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可是，他用自己掌握的大量語言證據證明，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其語言之愚昧”顯示出“極度地不謹慎”。沒有證據顯示瓦拉對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批判產生了怎樣的效果，我們只知道文藝復興過程中的某個時候，意大利文不知不覺地取代了拉丁文。

新柏拉圖主義歷來被認為是文藝復興中的核心思想，它的代表人物非哲學家尼科洛·馬基雅弗利（1469年—1527年），憲政、平等、自由就出自他的《論李維》和《君主論》。

至於大家耳熟能詳的達芬奇，波提切利，提香，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還有科學家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等等，他們一個個都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代表，同時，他們也是文藝復興造就出來的成果。

公元1500年之後，文藝復興的人文科學精神很快翻越阿爾卑斯山，波及到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國家，被譽為“基督教人文主義者宗匠”的荷蘭人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1467年—1536年）的《新約聖經》，英國人托馬斯·莫爾（1478年—1535年）的《烏托邦》，不一而足。

意大利也好，其他歐洲國家也罷，文藝復興固然使用了古希臘、古羅馬和希臘文、拉丁文的旗號，這些都同當時相隔千年以上。可是，“復興”旗號下的行為，作品，都與古希臘、古羅馬大相庭徑，甚至文字形式也徹底不同，停止使用希臘文、拉丁文，開始使用意大利本土母語的意大利文，其他國家也先後效仿。至於“復興”的思想內容，無論是哲學、藝術、科學，顯而易見，都不是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本解讀，而是基本上給予否定和創新。這又似乎與中國曆次復古徹底不一樣了。前者，出現的是全新的內容和樣式，後者，出現的是對老東西的反覆解讀，內容和樣式都沒有突破翻新。

既然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始作俑者是彼得拉克的意大利口語詩歌，隨之由拉瓦對古希臘文、拉丁文進行考證和不留絲毫情面的羞辱，我們不能不認定：與“貴族們”心學來潮相比，本土母語的使用才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得以成功的根本所在。

意大利文藝復興與中國曆次復古還存在許多不同，比如，一個是認識思維、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全面復興，一個是寫好文章的注意事項全面復古；一個以標新立異為時尚，一個以師法古文為準則；一個發現和表達自然之美，一個製造和宣傳聖人之賢……如此等等，不在本文探討之列，不予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