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2019年的世界經濟走勢來說，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就是中美關係。
3月23日上午，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經濟峰會分組會上，以“推動中美合作新共識”為主題，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主持，邀請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亞洲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方星海，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和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五位重量級嘉賓與會，就中美關係進行討論。
朱光耀：緊密交融的中美經濟關係，符合中美兩國和世界的利益
全球秩序是在二戰以後美國的推動和領導下建立的。中國是這個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也是受益者。
中美兩國需要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有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服務於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
對此，朱光耀提出四點建議：
強化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確保中美關係沿著協調、合作、穩定的軌道前進。中美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是保證中美關係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領導力。建議考慮建立兩國元首的定期會晤機制。
要充分發揮中美兩國現有的四個高層對話機制和中美兩國現有的省州城市友好合作機制的作用。2017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對話、網絡安全和人文交流四個高層對話機制。在當前形勢下，推進這四個機制極為重要。與此同時，中美兩國已經建立了50個對話機制和277個城市對話友好合作機制，希望這些機制充分發揮作用。
要充分發揮兩國工商企業家的合作。2018年，中美貿易總額超過6300億美元，直接投資超過2400億美元，其中最大的貢獻是中美兩國企業家做成的，我們要珍惜。
發揮智庫的作用。智庫通過深入坦誠的交流，提出政策建議，包括對民眾和媒體的引導。
庫爾特·坎貝爾：未來艱難的時期要有樂觀願景
中美關係的新時代會有更多競爭的意味。這種競爭可能更多的是和平的一種競爭，友好的競爭，比如對經濟繁榮、公開市場這樣一種願景，同時更直接的來應對一些有不同意見的問題。
但是，也有一些是體現在中美的貿易摩擦裡頭的這種矛盾。競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是不夠的。比如在一些領域競爭，兩國之間合作的基礎更大。因此，中美更需要去合作。不管是在太空技術探索、氣候變化還是扶貧方面，兩國都可以找到合作的機會。中美對話的一些機制也需要重新審視。需要找到可以去加深中美合作的一些領域。簡單的競爭關係在未來艱難的時期是不可能讓我們克服時艱的。
方星海：中美雙方應尋求更多互相合作的機會
中美應尋找新的合作領域
政府間的對話還不夠，我們應該開展更多行業對話。一些問題在政府間談非常難，比如技術競爭。政府之間很難談到合作的機會。但是如果行業的專家坐在一起談的時候，相信他們會找到很多中美之間互相合作的機會。合作的機會越來越多以後，兩國的關係各方面就會進一步友好起來。
關注中國技術進步
美方對中美關係更多的是關注在競爭，以及怎麼認識中國各方面的進步，比如中國技術方面的進步。
有些美國朋友覺得中國這種進步好像不是正規的進步。其實中國技術進步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大量的人力資源和財物資源的投入。中國這些年技術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如果美國覺得中國技術進步過快，那美國也要多投入，技術投入預算要增加。
謝淑麗：把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開放區分開來
她認為，美國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要保證國家安全，同時也要維持社會開放。但是目前來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在美國國家議程中是佔有最高的地位。
現在美國對國家安全相關的技術的定義非常的寬泛。就等於把中國資金對美國科技企業的投入完全排除在外了，而且也禁止、限制中國學生和工程師到美國的研究室工作。這當然也不利於美國自己的競爭實力，因為美國以前一直是對全球傑出人才保持開放，這也是美國保持自己競爭實力的秘訣所在。
她的建議是雙方都要冷靜一下，認真的去做一下我們各個政策的長期成本效益分析。要把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開放區分開來。
她談到前任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提出的寬進嚴出的出口管制政策。儘量的縮窄出口管制的範圍，真正去關注跟國家安全相關的技術。但是一旦涉及到那些最關鍵的技術，比如說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和科技的時候，都要加強管制。
最後，她談到自己的擔心，她擔心的是中美兩國的相互依賴性，在過去幾十年來帶來了巨大的繁榮和進步，這樣的相互依賴性不要被削弱。
史蒂芬·羅奇：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而不是冷戰
史蒂芬·羅奇指出中美兩個經濟體系都失衡了，需要重新恢復平衡 。
兩個經濟體系都反映出了內部的矛盾。習主席在黨的十九大的時候也說到了中國的主要矛盾；而美國的主要矛盾就是低儲蓄率。美國低儲蓄率就意味著必須要輸入外國的儲蓄，這意味著極大的逆差。可以看到美國跟很多國家都存在雙邊的貿易賬戶赤字。
他認為，接下來的貿易協定可能是一個臨時性的妥協。中國需要打開錢袋子去購買美國的大豆或者液化天然氣，但是美國儲蓄低這一現實問題要在雙邊找解決辦法，還是不太可能。
他認為，中美之間的這種摩擦還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美國可以在四個方面做努力來化解摩擦。
急需有一個雙邊投資協定，讓中國的跨國企業和美國的跨國企業能夠更自由的進入對方市場。
解決儲蓄失衡的問題。美國需要儲蓄更多，解決雙邊、多邊的貿易逆差。中國也需要去減少儲蓄，更多地促進消費。
在維護網絡秩序中起到引領作用。
有更機制化的結構性對話機制。雙方都需要強化、修復自己的體系，雙方也需要達成妥協。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自2000年舉辦首屆論壇以來，每年舉辦一次，已經連續舉辦19屆。
作為“兩會”後首個國家級大型國際論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堅持“與世界對話，謀共同發展”的宗旨，形成了專業化、高層次的鮮明特色，是中國政府高層領導、全球商界領袖、國際組織和中外學者之間重要的對話平臺。
關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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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成立以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事關中國經濟改革、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向、目標及戰略舉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價值和重大影響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為中國經濟社會的歷史性發展作出了貢獻。
關於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宗旨為“支持政策研究、促進科學決策、服務中國發展”。
自1997年成立以來，基金會已成為集交流、培訓、研究和社會試驗於一體的高端智庫型基金會。基金會承辦年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組織“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等培訓班，撰寫“中國發展報告”，開展“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社會試驗，都取得豐碩成果，成為連接民間與政府、國內與國外的一個重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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