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9年的世界经济走势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中美关系。
3月23日上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分组会上，以“推动中美合作新共识”为主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主持，邀请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亚洲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和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五位重量级嘉宾与会，就中美关系进行讨论。
朱光耀：紧密交融的中美经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
全球秩序是在二战以后美国的推动和领导下建立的。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中美两国需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对此，朱光耀提出四点建议：
强化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确保中美关系沿着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前进。中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是保证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领导力。建议考虑建立两国元首的定期会晤机制。
要充分发挥中美两国现有的四个高层对话机制和中美两国现有的省州城市友好合作机制的作用。2017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安全、全面经济对话、网络安全和人文交流四个高层对话机制。在当前形势下，推进这四个机制极为重要。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50个对话机制和277个城市对话友好合作机制，希望这些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要充分发挥两国工商企业家的合作。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6300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贡献是中美两国企业家做成的，我们要珍惜。
发挥智库的作用。智库通过深入坦诚的交流，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对民众和媒体的引导。
库尔特·坎贝尔：未来艰难的时期要有乐观愿景
中美关系的新时代会有更多竞争的意味。这种竞争可能更多的是和平的一种竞争，友好的竞争，比如对经济繁荣、公开市场这样一种愿景，同时更直接的来应对一些有不同意见的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是体现在中美的贸易摩擦里头的这种矛盾。竞争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是不够的。比如在一些领域竞争，两国之间合作的基础更大。因此，中美更需要去合作。不管是在太空技术探索、气候变化还是扶贫方面，两国都可以找到合作的机会。中美对话的一些机制也需要重新审视。需要找到可以去加深中美合作的一些领域。简单的竞争关系在未来艰难的时期是不可能让我们克服时艰的。
方星海：中美双方应寻求更多互相合作的机会
中美应寻找新的合作领域
政府间的对话还不够，我们应该开展更多行业对话。一些问题在政府间谈非常难，比如技术竞争。政府之间很难谈到合作的机会。但是如果行业的专家坐在一起谈的时候，相信他们会找到很多中美之间互相合作的机会。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以后，两国的关系各方面就会进一步友好起来。
关注中国技术进步
美方对中美关系更多的是关注在竞争，以及怎么认识中国各方面的进步，比如中国技术方面的进步。
有些美国朋友觉得中国这种进步好像不是正规的进步。其实中国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财物资源的投入。中国这些年技术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如果美国觉得中国技术进步过快，那美国也要多投入，技术投入预算要增加。
谢淑丽：把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开放区分开来
她认为，美国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保证国家安全，同时也要维持社会开放。但是目前来看，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美国国家议程中是占有最高的地位。
现在美国对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的定义非常的宽泛。就等于把中国资金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入完全排除在外了，而且也禁止、限制中国学生和工程师到美国的研究室工作。这当然也不利于美国自己的竞争实力，因为美国以前一直是对全球杰出人才保持开放，这也是美国保持自己竞争实力的秘诀所在。
她的建议是双方都要冷静一下，认真的去做一下我们各个政策的长期成本效益分析。要把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开放区分开来。
她谈到前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提出的宽进严出的出口管制政策。尽量的缩窄出口管制的范围，真正去关注跟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但是一旦涉及到那些最关键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科技的时候，都要加强管制。
最后，她谈到自己的担心，她担心的是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性，在过去几十年来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进步，这样的相互依赖性不要被削弱。
史蒂芬·罗奇：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冷战
史蒂芬·罗奇指出中美两个经济体系都失衡了，需要重新恢复平衡 。
两个经济体系都反映出了内部的矛盾。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的时候也说到了中国的主要矛盾；而美国的主要矛盾就是低储蓄率。美国低储蓄率就意味着必须要输入外国的储蓄，这意味着极大的逆差。可以看到美国跟很多国家都存在双边的贸易账户赤字。
他认为，接下来的贸易协定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妥协。中国需要打开钱袋子去购买美国的大豆或者液化天然气，但是美国储蓄低这一现实问题要在双边找解决办法，还是不太可能。
他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摩擦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美国可以在四个方面做努力来化解摩擦。
急需有一个双边投资协定，让中国的跨国企业和美国的跨国企业能够更自由的进入对方市场。
解决储蓄失衡的问题。美国需要储蓄更多，解决双边、多边的贸易逆差。中国也需要去减少储蓄，更多地促进消费。
在维护网络秩序中起到引领作用。
有更机制化的结构性对话机制。双方都需要强化、修复自己的体系，双方也需要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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