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在4月9日的記者會上宣佈，將全面更新1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04元)、五千日元、一千日元的紙幣(日本稱日本銀行券)。
1萬日元紙幣將採用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企業家澀澤榮一的頭像，五千日元紙幣採用津田塾大學創始人、女性教育先驅津田梅子的頭像，一千日元紙幣則採用為現代醫學奠定基礎的北里柴三郎頭像。
新紙幣將自2024上半年度起發行。這將是日本繼2004年後再次更新紙幣，時隔近20年。
新一萬日元紙幣的正面肖像為“渋沢栄一”，他是企業家，第一國立銀行、東京證券交易所等多數企業的創立者、經營者，被譽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新一萬日元紙幣的反面為“東京車站”。
新五千日元紙幣的正面肖像為“津田梅子”，她是津田塾大學的創立者，新五千日元紙幣的反面為藤花。
新一千日元紙幣的正面肖像為“北里柴三郎”，他被譽為“近代日本醫學之父”，新一千日元紙幣的反面為神奈川衝浪裡。
五千日元紙幣是2004年新渡戶稻造更換為樋口一葉之後的再次變更，一千日元紙幣是2004年夏目漱石更換為野口英世之後的再次變更。
而一萬日元紙幣，由於是最大面額紙幣，它是自1984年聖德太子更換為福澤諭吉之後的再次變更，如果2024年正式流通新版一萬日元紙幣，那麼
福澤諭吉在一萬日元紙幣上停留了整整40年。
那澀澤榮一又是什麼來頭，竟然能替換掉了長達40年的福澤諭吉，澀澤榮一為何又能得到“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美譽呢？
澀澤榮一在歐洲“開眼看世界”
1840年3月16日，澀澤榮一出生在日本琦玉縣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生活優渥，從小學習漢學與劍術，效仿古代先賢，渴望成為學富五車的文人名士。
但是明治維新的出現推翻了幕府，君主立憲制、脫亞入歐、科學、經濟、法律等等新思想和理念海量湧入日本，當然海納百川的澀澤榮一早年也參加過尊王攘夷活動。深諳先賢之道的澀澤榮一在近現代接觸到了“全新世界”的碰撞，迎來轉折。
1867年，澀澤榮一作為日本使節團成員參加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博覽會結束後，他留在了歐洲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考察和遊歷，那個時候的歐洲正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高潮，新科技，新思想湧現，一切都是高歌猛進和生機勃勃，這給當時的澀澤榮一帶來了無比的震撼，當時歐洲是世界舞臺的中心，對他來說，或者對日本來說相當於“開眼看世界”。
從歐洲回日本後，澀澤榮一被委以重任，他接受了明治政府的任命，在大藏省任職，擔任大藏大臣，工作內容負責日本的貨幣制度改革、稅收改革，廢藩置縣、發行公債等幾乎當時所有重大政策的醞釀和制定，因為在當時只有遊覽過歐洲的考察團才能懂得如何改革。
然而不負眾望，他在這個職位上相當得心應手，改革相當成功，成績斐然，深受上級的賞識，一躍成為了當時的政壇新星。
所有日本實業家從此站起來了
你以為劇本到這裡就結束了？成為政壇新星之後平步青雲，成為高官顯貴幸福一輩子？NO！
澀澤榮一當時的職位是大藏省少輔，如果放在今天就是日本財政部副部長，握有實權，政治前途可以說是不可估量，最值得稱道的一點是，當時的他年僅33歲。但是他毅然決然的選擇了“辭職”！
沒有人會理解他這發瘋一般的決定，所有的人都在勸他冷靜，不要魯莽行事。
因為當時的日本雖然學習了西方大量的先進科技，但是依然和許多東亞國家一樣尊崇“士農工商”這個格局，依然嚴守尊卑有序和論資排輩，所有人都處在金字塔體系中，刨除天皇的頂尖不談，世俗等級所能達到最高的則是“官僚階層”。
然而在歐洲遊歷，開眼過後的澀澤榮一，希望建立和法國一樣平等的社會，希望每個人靠自己的雙手開拓美好的未來，打破金字塔階級的束縛，才能真正開闢新的未來。
澀澤榮一曾說過：“日本實業家面對政府官員只會低頭，敬禮，既無學問，也無霸氣，根本想不到要開創新事業或對事物進行改良。並非我自誇，我只覺得，如果我自己來乾的話，必然會做出一兩件成果來。”
現在看來澀澤榮一對日本的影響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
1873年，他組織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金融機構——第一國立銀行
雖然名為“國立”，但的的確確依靠民間資本撐起，並且按照歐洲現代股份制企業的原則來運作，憑藉著自己對現代企業運營的知識，加之他自己十分堅定的信念，第一國立銀行很快成為了日本商界的大本營，好比那個時代的“華爾街”。
第一國立銀行為起點，澀澤榮一正式實現了他人生角色的轉換，他成為了正經的商人，並且他要為商人正名。
隨後他積極參與了王子造紙會社、東京鐵道會社、東京瓦斯局等一大批企業的創辦，創業的觸角也越伸越長，涉及到了
保險、海運、礦山、鐵路、機械、印刷、紡織、釀酒、化工等等上百種行業，日本整體社會對日本實業家的偏見開始逐步消除。
僅僅是在1880年到1893年的13年間，澀澤榮一參與創立的企業就達到了20多家，並且都學習歐洲採取了股份制的經營模式 。股份制，在當時歐洲最為先進的公司治理模式在澀澤榮一這裡得到了昇華，並且普及。
澀澤榮一以個人努力撬動了日本整體社會對於商界“無奸不商”的偏見，他還經常提及商業的“社會責任”，主張將《論語》作為經商和立身處世的準繩，澀澤榮一認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既講精打細算盈利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
同時他也告誡日本商界：做生意不誠信可能一時也能賺錢，但那樣的利潤是“絕對不可能長久持續的，只有相互以他人利益為第一考慮，才有可能形成順暢的經濟活動。
因此“公益第一，私利第二”成為了澀澤榮一給日本商界定下的鐵律，“商乃仁業”成為日本商界的主旋律。
他把一生都奉獻了日本經濟的工商業，乃至於時任日本總理的伊藤博文數次邀請他進入政壇，擔任內閣大臣，他都婉言謝絕。
1928年，88歲的澀澤榮一，這年大壽相當非凡，為他祝壽的基本全是當時日本政界和商界叱吒風雲的大人物，有人戲稱，
就連國家會議都沒有澀澤榮一這次大壽陣容齊全。他回顧了自己漫長的一生，像西方一樣眾人平等，實業有出頭之日，日本做到了，他覺得自己完成了使命。
1931年11月11日，澀澤榮一安詳離世，享年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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