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領導偏重於領導層中具有個人魅力的某一位，是一個媒介組織的靈魂與核心，事實上決定著一個媒介組織在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方向，鑑於我所選的西藏地區實在沒有此類人物，加之搜尋資料十分困難，遂轉向王芸生，探究其在建國後對《大公報》從勉力維持到最終放棄。以期更好的關照今下包括但不限於南方系在內的“黨報”化，祭奠下最後的新聞理想。
一.領導者素質
王芸生並未接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更未有過新聞學教育，他所有的一切新聞媒介經營經驗完全出自親身實踐。有理由認為，在建國的黨報化過程中，王芸生的“配合”很大原因是沒有過新聞專業主義的薰陶。僅有的一些愧疚更像是出自對提拔他的《大公報》諸位元老的不安情緒的流露。
在建國後，中共出於對《大公報》影響力的考量，逐漸將其轉為財經類和外宣報紙，而王芸生對此並不擅長，尤其是財經，專業性較強，加之報館原有的從業人員紛紛出走至《解放日報》等黨報，日趨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王芸生轉而致力於外宣，但很遺憾，在東西方對峙的大背景下，這是一條不歸路。
事已至此，王芸生選擇自身的救贖，參加諸多學習班以證明對新政權的順從，對於《大公報》事務，則不再上心。可以看出，《大公報》的錯誤定位是王芸生無力阻止的，最終拋棄了《大公報》。
二.領導力的崩潰
教材口語化現象十分嚴重，很難想象為何成為專業教材。其所歸結的領導力似乎可以理解為領導者的個人魅力和處事能力，空空泛泛，甚不得解。
從個人魅力角度看，王芸生對《大公報》的控制日趨鬆散，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帶有嚴重舊時代色彩的《大公報》確實很難對記者產生吸引力，但王芸生在黨支部進駐後的一味忍讓，雖然保證了自身安穩和報紙的延續，但正如其所言：“報紙不好看，讀者就不買賬。”報紙風格趨於報喜不報憂，對於敏感的財經內容，採訪時又得不到很好的配合。面對這些現實的問題，顯然王芸生並未拿出切實的解決措施，而是類似教材般的空泛表態，諸如“加強黨的領導，多和主管部門溝通”，顯然，政治的重壓已使其不敢做一個報人，退化為應聲蟲的角色。
而在處事能力上，標準是明晰的，報紙的發行量。很遺憾，小資產階級都被打倒了，也就不怪王芸生了。
總之，在建國後的《大公報》經營中，王芸生的角色漸漸不再是領導者，而是“管理者”，報紙真正的控制權已被收歸國有，如果一味憑藉自身的個人魅力施加影響，很有可能報紙也會提早終結，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真實生命也會一併完結。領導至此退化為日常的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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