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王笛，成都，三千家茶館，這座城，就泡在茶葉裡
每個初到成都的遊客都會注意到它悠閒的城市性格，市民喜歡在茶館裡擺龍門陣，民國時許多記載都證實“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別休閒”，尤其下午時分，整個城市彷彿都沉浸在似睡非睡之中。當時僅五十萬上下人口的成都有六百家茶館，而今天甚至已達到三千家以上。有民諺不無誇張地說：“茶館是個小成都，成都是個大茶館。”
確實如此。茶館有好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它對任何社會階層開放，因此彙集了幾乎所有社會群體；它是一個事實上的社會中心，普通市民常常在那裡開始和結束他們的生活；它也是一個輿論平臺，人們在此交流信息、意見甚至流言蜚語，在成都，最早的戲園從茶館中衍生，這與北京正好相反，在北京最早的茶館產生於戲園。
在這個特定空間裡，社會實際上處於一種富有彈性的自我調適之中。成都人一度甚至將茶館視為“民事法庭”，彼此有糾紛時就去茶館講理，除非談判破裂才走向法律訴訟，由此還產生了一個特定的方言詞彙“吃講茶”。如王笛所言，這也反映了地方社區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力量。
清末以來，精英階層常常強烈地表現出一種改造傳統城市和大眾文化的意圖。在全國各地，城市衛生和大眾的行為舉止都成為有待改進和規範的領域，它們都歸結為一個詞，即“文明”。正因為城市清潔是衡量“文明”成都的重要指針，這種改造、控制的意圖，與茶館的調適，幾乎貫穿著晚清民國期間成都的整個歷史，用本書中的話說，“茶館是一個微觀世界，顯示了現代城市改良的理論和實踐的幾乎每一個方面。”
《茶館》像一臺高倍顯微鏡，細緻地揭示出茶館在成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茶館是私人生活的延展，成都人在那裡喝茶、刮鬍子、洗臉、掏耳朵，茶館也是公共生活的終端，成都人在那裡聽書、看戲、聊天、臧否人物、議論時政；茶館是社會生活的縮影，上演日常糾紛、行業爭鬥以及暴力仇殺的戲劇，茶館也是政治鬥爭的塹壕，國家權力的擠壓、下層民眾的消極抵抗，各種力量在此反覆拉鋸。而這些歷史圖景的重構，得益於王笛的“微觀史學”以及生動手筆。
當然，《茶館》並非不存在值得商榷之處。比如，就國家和社會、現代性和傳統生活方式的關係而言，是不是國家和精英一定是作為負面意義存在的？王笛將茶館比作“抵抗現代性的橋頭堡”，那麼現代性帶來的生活方式是否都是值得批判的？王笛認為茶館的茶客們在吃茶、娛樂、遊戲中，無形間實現了對國家規訓和精英文化的反抗，是否有過於溢美之嫌？大眾文化是否有其完全意義上的正當與合理之處？其實，在這方面，可能還是要因時因地，根據情況，條分縷析，作分別對待之論。
不過，微瑕不掩瑜，王笛通過《茶館》所體現出的價值關懷總是值得給予十二分的肯定。除了對權力的警惕和對宏大敘事的不信任以外，還可以看到他對歷史上小人物毫不掩飾的敬意和尊重。王笛始終認為，一部中國歷史，如果僅描寫上層精英絕對不完整，實際上創造歷史的，是那些真正的芸芸眾生。他們並非官方史學中宣稱的“人民總體”，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個人。
人生而平等，各具尊嚴，可是在官方史書和宏大敘事的遮蔽中，小人物始終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王笛以及眾多新文化史學者的努力，以及其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書寫，讓小人物開口說話，為歷史真正屬於“人民大眾”，提供了一種最大程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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