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如何拒絕“社畜”的命運，成為真正的人
摘要：
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很多公司經營困難，於是逼迫員工主動辭職。業績差、不肯無薪超時加班、不被上司喜歡的員工都是被迫辭職的對象，因此員工們選擇逆來順受以免給上司留下不好印象。與此同時，因為基本工資增速放緩，在按規定發放加班費的公司，很多人只能通過工作時間少做事，故意加班來獲得加班費以平衡物價上漲的開銷。
在各類因素的影響之下，日本上班族中很多人處於巨大的壓力之下，並進行超長時間的工作，被公司當作牲畜一樣對待，從而獲名“社畜”。而這樣一種“社畜文化”，近來在國內也開始流行起來。
在我們看來，工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除了睡覺就是在工作，工作佔據了我們人生起碼1/3的時間。以前可能是1/3，因為以前說的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閒、八小時睡眠，但現在工作肯定遠遠不止佔到1/3的時間了。我們有沒有思考過：我們為什麼要工作，工作背後的道理是什麼？我們面對工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以及將來如果我們要改造工作，把工作改造得更人性一些，改造的圖景是什麼樣的？今天就跟大家探討一下這些問題。
首先從馬克思主義來看，”社畜”有一個等式：”社畜”=會社牲畜=僱傭勞工=僱傭奴隸=勞動動物。”社畜”在日語裡的意思是“會社牲畜”，是指白領員工在公司裡像牲畜一樣地幹活，那些體力勞動者反倒是在“社畜”的概念範疇之外。在我看來，今天如果我們來談“社畜”，可能不光是那些非常苦逼的白領——但凡是被僱傭的，就屬於”社畜”，因為一旦屬於僱傭勞工，也就是處於一種僱傭奴隸的位置。
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僱傭奴隸制，老闆相當於一個專制君主，馬克思在《資本論》裡也有一個專門的詞，叫“工廠專制主義”。以美國為例，在美國你可以隨便罵總統、政客，但是你如果對老闆表示不滿，就很容易丟掉工作。所以在這種狀態下，老闆在企業內就是一個專制君主，對你可以任意驅使，例如強制加班，甚至性騷擾。
馬克思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僱傭工人是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裡。”現在的僱傭工人和羅馬的奴隸相比較，他們的差別在於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控制，而今天的僱傭工人是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即老闆的手裡。老闆對你不是像奴隸主一樣驅使，而是一種看不見的、軟性的驅使。只要你需要上班，你就得聽老闆驅使，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你在社會里都是一個被驅使的角色。
世界最早的電影《工廠大門》（ La sortie de l’usine Lumière à Lyon） (1895)影視截圖
現代工人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權利，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解放，有了投票權，但是在社會經濟層面並沒有解放，因為資本主義是通過飢餓來壓迫你——不被僱傭，就會餓肚子。在工作場所內工人的權利對於老闆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工作時間會被老闆任意拉長，所以工廠專制主義也被有些理論家稱之為私人政府。公共政府的公權力要向大眾負責，在西方的所謂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是問責制，勞動者或者普通個人有權向政府問責。但是在企業裡，老闆是不善於負責的，即便工廠是工人一滴血一滴汗慢慢創造出來的成果。今天有人說是老闆養活了工人，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說法，這些人只看到企業創造出巨大的價值，工人的勞動與付出卻在這個過程中被忽視。
在《資本論》裡馬克思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他說資產階級通常十分喜歡分權制，喜歡代議制，資本主義並不必然天生就是所謂的代議民主制，但是它在好的時候，在英國、美國等國家可以表現為代議制。但即便在英國、美國，資產階級在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工人想在工廠裡面有發言權，就像你想在單位裡面有發言權一樣，是很難的，因為單位不屬於你。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裡說得更直接：“資產階級用來束縛無產階級的奴隸制，無論在哪裡，也不像在工廠制度上暴露得這樣明顯，在這裡，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不見了。”一旦進入工廠大門，什麼自由、民主的想法都要拋在一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工人其實不是作為人存在，而是一種勞動的動物。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明確說：“國民經濟學把工人只當作勞動的動物，當作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這可以說是”社畜”非常好的理論基礎。工作本該是運用人的技能的時候，但我們是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技能，像動物一樣在完成工作，然後等著下班；不工作的時候，我們在吃喝、生殖、居住、打扮時，才感覺自己像是個人一樣在自由活動。不光是馬克思主義裡面有這個概念，漢娜·阿倫特也把現在的勞動者稱作勞動動物——什麼都不想，沒有任何政治參與熱情，也沒有政治參與的閒暇，完全就是在勞動。
在古代，東西方普遍認為勞作是低賤的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過去一般認為只有地位低的人才去從事勞作。在古希臘也是一樣，古希臘羅馬只有那些有閒暇的人才有政治權力，辛苦勞作的奴隸都處於被統治的地位。在基督教思想裡，亞當和夏娃因為犯了錯誤被趕出伊甸園，在伊甸園的時候，他們不用勞動，只要吃果子就可以了，當他們被趕出伊甸園的時候，上帝說，你必須流汗才能得到食物。為了懲罰夏娃所以女人得生育，labor這個詞也有生育、分娩的意思，生育是和勞作相關的，所以勞作不管是在古希臘羅馬文明，基督文明，還是在中國古代文明，都可以說是一種詛咒，一種痛苦。
把工作提升到非常高的位置，是到近代才開始的。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裡考察了新教精神對現代工作倫理的影響，那個時候的新教徒都是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確是一定程度上通過自己的勞作來獲得成功，或者說意義感的。
在工業革命的時候，英國通過強制習藝所來灌輸勞動思想，甚至流浪漢都會被管制起來。國家的規訓給人們灌輸這樣一種工作觀念：勞作是好的，不勞作、閒散是可恥的，甚至說是應該受到懲罰的。這已經成為現在的道德信條——把工作作為一種滌盪心靈、提升自我的話語。它本質上是一種虛假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對你沒有好處，甚至違揹你的利益、對你有害。今天我們說的“脫畜”活動，正是要反對這樣一種工作的意識形態。
還有一個問題，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歷過社會主義階段的人怎麼看待“勞動光榮”這個問題？勞動光榮有當時的語境：它批判的是在革命之前的地主與資本家不勞而獲的行為。我們今天的勞動大多數是一種收入不高，卻又讓我們感到壓抑的工作，這樣的勞動要說是光榮，明顯與我們的常識不相符合。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們有一個要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而且這個社會主義可以讓我們分到蛋糕、共享發展成果，因此工廠的發展跟我們息息相關。反觀今天，工廠或者企業的發展跟你我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我們現在對工作是一種兩難的態度，一方面我們被現在的意識形態洗腦，我們認為工作的確是好的：它給我一份收入、一份意義感，能夠讓我提升自己，不工作的人是可恥的。但另外一方面，當你真正工作的時候，你會發現收入也好，意義也好，工作都很難提供。這種兩難的態度也是我們今天要反思工作的一個動機。
根據美國非常著名的蓋洛普調查報告， 85%的人在工作的時候都處在一種被動的懈怠的狀態，工作十小時，勞動生產率也是很低的，因為員工沒有工作熱情。但是現在很多資本家只想延長勞動時間，而不是考慮勞動生產率。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反倒變得比較聰明，在荷蘭和英國，有些資本家會提倡採用四天工作日，或者縮短每天勞動時間，以此來提高勞動生產率。
人工智能對於工作崗位的威脅是近幾年的熱門話題。《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說未來很多工作會消失，並且由於自動化的發展，很多人會成為“無用的人”，因為他沒有辦法再被僱傭。但是我們來看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失業率（見下圖），英國和美國在2008年之後是持續降低的，法國是維持在一個比較持平的狀態，為什麼是這樣？第一種解釋是有一些美國勞動者已經對市場失望了，他就主動退出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被計入失業人口的。另一個是說今天出現了很多像優步為代表的平臺，也就是平臺資本主義工作的出現，這些平臺工作基本上都是彈性的、不穩定的勞工。
所以現在那些所謂的中產階級工作在逐漸消失，比如一些白領工作和基本的管理工作。我們來看中國的例子（見下圖），非正規就業、不穩定的就業，也是在持續升高的。
所以工作的變化對“社畜”是什麼影響？首先就是工作兩極化，其次是勞工力量對比的變化，因為低端服務業的勞工很分散，難以組織起來，工人之間也很少有真正的協作和交流。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工資的停滯，我們看到美國勞動生產率是不斷在升高的，但是平均工資仍保持基本不變的狀態（見下圖），因此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肯定在下降。
這個結果導致很多人（尤其是底層的工人）不得不做好幾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使得工人喪失了時間主權。什麼是時間主權？就是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用擔心隨時可能會有一份工作突然被安排給我。底層勞動者其實被僱傭的時間不是很多，但是他得時刻擔心：他需要找工作、需要吃飯，所以他對時間是沒有把握的。
另外對一些白領來說，因為工作很辛苦，所以在工作之外，當你感覺自由的時候，就要通過消費來找存在感，因此消費主義在不斷地崛起。加班之後的消費可以說是報復性消費，或者說安慰性消費。一般來說，加班會有一種很大的失落感，於是就會吃一些熱量很高的食物，但這是惡性循環，因為要消費就要掙更多錢。所以有理論家就把這稱為工作消費循環。
報復性的睡眠也是，因為只有晚上這段時間是你在掌握的，你對時間是有主權的，所以你要利用，不想把它睡掉。我們現在的勞動生產率越來越高了，節奏越來越快，但是我們也越來越忙。我們的生活水平和19世紀相比，提高了四倍，如果提高兩倍，少消費一點，就可以保持和以前一樣勞動時間，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並不願意過這樣一種簡單的生活，他拼命地加班來維持高消費水平和高慾望水平，這也造成了一種時間緊迫感。
到了現在的數字資本主義經濟時代，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就很難分開。不在工作單位的時候，老闆可以通過郵件、電話、微信找到你，這樣你的私人空間就完全被工作所穿透，你的生活時間基本上都被老闆佔有，所以有非常強的時間緊迫感。
如果說將來有一種理想的經濟制度，那我們就不會是今天這種被老闆僱傭的，非常大強度、非常慌張的工作狀態，那個時候工作和生活又會是很難區分開的，勞動者就會有更大的自主性，更大的創造性。
在《喜劇之王》裡張柏芝有一句臺詞說：“我不工作，你養我啊？”我們好像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是不工作，要麼是忙死忙活地工作。如果選擇不工作，要麼被家人養，要麼就要被一個有錢的人養，有沒有其它可能的渠道呢？
一個可能的路徑是合作化，合作化就是不要老闆，大家共同入股，共同生產一個東西，然後形成比較合理的一種分配方式，不再是純粹地為了剝削而生產，這樣就可以比較合理地調節工作節奏，讓工作節奏更加的人性化。它根本上還是要拒絕僱傭勞動，就是說把資本家消滅之後，每個人都可以比較獨立自主地參與到合作化的管理之中去。
如果說短期的策略，一個就是發展僱傭工作之外的關係，比如有一些程序員，他們在開源軟件上共同來做一些事，他不是在為老闆工作，他在他的工作之外再投入到一個代碼的寫作中，這個代碼是很有利用價值的，只不過他們每個人都沒有把它作為一個生意來做。或者說字幕組，可能有一些只是出於興趣，大家共同來做，共同來管理，這也是一種合作化。就是在工作之外，發展一些共同的協作關係。
另一個短期化的策略，就是爭取所謂的全民基本收入，全民基本收入在中國可能聽起來更遙遠一些，所以用社保這樣一種說法可能更好。我覺得第一步就是要保護基本教育權利、醫療權利，甚至每個人有體面的住宅這樣一種權利。在今天，很多人（尤其在大城市）的這種權利被剝奪了，想想有多少人並不能住上一個比較體面的房間，有多少人並不能受到很好的醫療的照顧，這是非常不人道的狀況。在爭取基本收入之前，社會保障是更重要的，因為這對我們是威脅更大的，沒有醫療保障，沒有住房，我們每個人都感到惶惶不安。
到了全民基本收入，每個人都有一筆收入，這筆收入可以讓你拒絕不想為他工作的那些老闆。這樣一筆錢是多少？在中國，2000元一個月就夠，勉強能生活，不至於被餓死，在美國的話，2000美元是最低的基本收入。這樣你就可以拒絕那些你覺得沒有意義的所謂“狗屁工作”。今天很多工作，比如廣告業，甚至金融業這種高端的行業，你可能覺得在裡面工作並沒有意義，但是為了錢又得在裡面花費時間。或者說那些低端工作，比如掃大街的環衛工人，這個工作的確很難帶來成就感，因為沒有多少認知性的成分，能給你帶來技能發展的可能。
但是一些理論家認為恰恰是掃大街這樣的工作，其實是對社會有用的。環衛工人，其實恰恰是為社會做了很大貢獻的人。我們應該“逆向補貼”，就是看似非常簡單的工作，應該給他低工資，但是因為它是對社會有用的，所以應該給他高工資，這樣就可以吸引那些為了錢工作的人，因為工資高了，搶的人比較多了，這個工作本身也就有了一些尊嚴感。為了降低成本，自動化技術可能會慢慢發展，然後有一天可以真正把這個工作消滅掉。
如果那些令人討厭的狗屁工作都被消滅掉，這個世界上真正留下來的工作可能並不多，如果沒有傳統性的工作，我們做什麼？那就是去發展那些你真正願意做的事情。每個人總是有願意做的事情，願意做的事情總是對社會有點好處，因為人是社會的動物，要得到社會的承認，就總是要做一些能被社會接受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讓人自由發展，他會做一些對社會有好處的工作。現在我們恰恰在系統地製造一些對社會有害的工作，比如說金融業、廣告業，在西方有經濟學家專門研究廣告從業人員、推銷人員等等這些看似很光鮮的工作，但是當這些人員從社會上賺取1美元的時候，其實是破壞了社會一定的價值。金融業賺的錢是通過攫取社會的財富，廣告業是對社會造成了一定的負面效應。但比如一個護士，當他從這個社會獲得1美元的時候，其實為社會多創造了七美元的價值，他為這個社會貢獻了一定善意，是為社會真正做了貢獻。
當然也有很多人反對，他們認為一旦讓人閒下來不工作，他們就會酗酒吸毒，遊手好閒。這其實是對人性錯誤的認識，因為從人類學來看，人去勞動並不是為了錢，而是要去自我表現、自我實現，人都想得到社會的認同，這個時候自我表現就會是對社會有用的。
如果說有一個短期的目標，那就是在維持工資不變，或者說工資增加的前提下，要適當縮短忙碌時間。另外一個就是爭取時間主權，真正能夠掌握自己的時間。例如平臺合作主義，平臺可以不被資本家所擁有，大家一起發展一個平臺，大家都加入裡邊，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利，有了這樣一種民主的平臺的管理，你就有了對時間的主權，就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前我們說的靈活就業，是資本傢什麼時候讓你幹，你就什麼時候幹，但現在我們應該追求工人的靈活性，工人想什麼時候幹，就什麼時候幹。在西方也已經有這樣的實驗，比如錯峰上班——沒有必要上班時間都定在九點，可以下午4點來上班，累積一定的工作時間就可以。
最重要的還是爭取工作場所之內的民主。一個經濟途徑是工人能掌握股權，另外一個是工廠規章制度的制定，應該有一個問責制，讓工人來問責，這在美國也有一定的實驗。在中國1958年的《鞍鋼憲法》也是有一定實驗性的，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大家相互聽取意見，比較民主地管理工廠，以此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和蘇聯所謂的“一長制”截然相反。
長期目標的話當然是生產資料要真的實現公有制，讓所有人都掌握生產資料，讓勞動真正成為人的需要，讓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面，能夠自由發展潛力。另外還要超越勞動分工。我們一輩子一般只做一件事情，比如我是老師，我就一輩子只是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教書匠。但其實我覺得知識分子參與勞動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做一個園丁，一個瓦匠，可以進行一定的體力勞動，因為作為腦力勞動者，體力是荒廢的，所以人起碼得做三四種工作。傅里葉認為人應該做八種工作，這可能有點誇張，威廉·莫里斯認為人一生能掌握三種技能應該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擺脫“社畜”的身份，就是讓勞動成為有吸引力的勞動，勞動也有可能是做我想做的事，而不是被迫的。所以恩格斯說：“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這就是說不能說有人不勞動，大家都參與勞動。另外一方面其實他沒有提到，很多時候我們的勞動是浪費，比如廣告業，在一個理想的社會其實不需要廣告業，我們需要一定的銀行業，但是不需要什麼保險、金融業，這些勞動都是沒有必要的勞動。把這些勞動消滅之後，又有很多勞動者投入到原本我們必須勞動的活動中去，平均下來，我們每個人的勞動時間是在減少的。“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不在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所以當勞動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我們就不再是一個“社畜”，我們就真正成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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