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就不得不說說日本的工匠精神。

日本的工匠精神，也許會體現在一顆螺絲釘的製作，或者是花藝，再或者是圖書領域，可以說他們所倡導的工匠精神體現在了人們吃穿住行等各個方面。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一位日本作家——幸田露伴，他將日本的這種工匠精神融入到了文學創作中，創作了如《五重塔》《風流佛》《鍛刀記》等經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刻畫了木匠十兵衛、雕刻師珠運、刀匠正藏等日本舊手藝人。

幸田露伴

日本歌人齋藤茂吉給予幸田露伴高度評價，他說：“作為明治時代以來的巨匠，明治文學的創立者之一，幸田露伴翁建立了不朽的功績。……他使我們聯想到中國宋朝的蘇東坡，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

現代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現代出版社近期出版了幸田露伴的《五重塔》，收錄了他的兩篇代表小說——《五重塔》和《風流佛》。此版本由著名翻譯家文潔若翻譯並作序。

文潔若在《五重塔》的序言中寫道：“幸田露伴筆下的珠運、正藏和十兵衛，對藝術都懷有無比堅強的信念，哪怕為之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從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

可以說，這部《五重塔》是日本工匠精神在文學上的表達。在豆瓣上，《五重塔》也受到了書友的高度關注，評價9.1分，喜歡的朋友不妨一讀。

難以描述之外，才有美的第一義諦。——幸田露伴

《五重塔》譯者序

文潔若 | 文

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場自上而下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

年輕的明治政府要在短期內走完西方先進國家花了幾百年才走過來的路，便採取了弱肉強食政策，靠侵略和掠奪鄰國來完成自身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早在1892年3月，日本浪漫主義詩人北村透谷（1868—1894）就在他主編的《和平》雜誌創刊號發刊詞裡，提出了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口號。兩年後，日本政府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軍國主義思潮席捲全國，《和平》雜誌被迫停刊。那時，不僅報紙上充斥著炫耀“戰績”的報道，連那些曾寫過一些好作品的作家也出於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揮筆歌頌那場不義之戰，舉國上下，一時鬧得烏煙瘴氣。

就在這個時候，有位日本作家放膽直言了。他在1894年10月13日的《國會新聞》上發表了《關於戰爭》一文，提出文學不應被戰爭牽著鼻子走，而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並無限憤慨地寫道：“倘若有人強迫文學家或美術家去創作配合當前的戰爭等等的作品，那真是無知透頂，豈有此理！”

這位作家就是日本現代著名小說家、戲劇家、隨筆家、考證家幸田露伴（1867—1947）。

露伴原名成行，別號蝸牛庵，生在江戶（今東京）舊幕府的一個武士家庭裡。幼時體弱多病，異常聰穎。六歲入會田塾，受《孝經》的啟蒙教育。八歲上小學，長於算術，課餘喜讀《三國志》和《水滸傳》。十二歲進中學，但感到學校教育對自己是個束縛，次年即退學，成天到湯島聖堂的東京圖書館去廣泛涉獵經書、佛典乃至江戶時代的雜書。十四歲入東京英和學校（即青山學院大學前身）習英文。後又輟學，每晚到漢學家菊池松軒開辦的迎曦塾去攻讀朱子學。十六歲，他奉父命入電信技術學校，次年畢業，在築地的中央電信局工作了一段時間，接著就赴北海道後志國餘市，擔任技師，熱誠地教當地人如何淘金、濾水和養蠶。在這窮鄉僻壤，十九歲的露伴結識了一位僧侶，並把廟中所藏經卷讀遍。他如飢似渴地讀了剛從東京寄來的坪內逍遙（1859—1935）的《小說神髓》（1885）。在這部理論著作中，坪內主張小說家應著重描繪人物的內心活動並儘量客觀地去描寫，不可夾入作者本人的看法，更不可直接教訓讀者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後來，露伴曾這樣回顧《小說神髓》給他的巨大啟發：“過去的小說家都是功利主義者，而且一味說教。從世人最敬重的馬琴起，均以教訓人為宗旨。近松以來就是如此。現在這一切都被推翻了。不論我還是我的友人，全受了很大震動。”

露伴也接觸到一些為日本近代文學開先河的作品。他發現自從他離開東京後，那裡已湧現出一批接受西方教育洗禮的、跟他同一輩的青年作家，他們大膽地嘗試著用新技巧進行創作。後來，露伴不辭而別，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回到了東京。父親責備他不該曠工，並命令他在自己經營的一爿紙店裡打雜。這個時期，他開始熱衷於研究江戶時代作家井原西鶴（1642—1693）的《浮世草子》（社會小說）。西鶴晚年的作品（如《家計貴在經心》）觸及商人社會的階級性質，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露伴在創作方法上，受西鶴的影響頗深。

露伴的同輩作家二葉亭四迷（1864—1909）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現實主義方法的首創者。他於1886年發表文學評論《小說總論》，對日本文壇上風靡一時的娛樂文學和簡單地模仿現實的創作方法表示異議，主張小說應該通過現象深入描寫現實的本質。次年他的長篇小說《浮雲》問世，集中反映了上述文藝觀點。

露伴的短篇小說《風流佛》是在《浮雲》出版兩年之後問世的，可能受到二葉亭四迷的文藝思想的影響。在此作中，他也對明治社會的世態炎涼提出了批評。主人公珠運是個手藝高強的雕刻師，有一次他到奈良去瞻仰佛像，半路上，在木曾山的客棧中與孤苦伶仃的賣花姑娘阿辰邂逅，一見鍾情，並把阿辰從困境中解救出來。阿辰的生父巖沼子爵原是個落魄的武士，因對推翻德川幕府有功，明治新政府成立後，平步青雲。他派人來尋找阿辰的下落，那個人打聽出阿辰即將和珠運結婚，便趕緊把阿辰送到東京，硬是拆散了這對鴛鴦。客棧老闆勸珠運以她為原型，雕刻一尊佛像。珠運嘔心瀝血雕成的佛像，神情逼真，栩栩如生。一天，佛像被珠運堅貞不渝的愛情所動，忽然活了，用臂挽住珠運，二人雙雙騰雲而去。

在那令人窒息的社會現實中，露伴只能給小說以這樣一個浪漫主義的結尾。

露伴接著又寫了短篇小說《鍛刀記》（1890），它與《風流佛》有異曲同工之妙。主人公刀匠正藏廢寢忘餐，堅韌不拔，花三年工夫鍛造出一把曠世寶刀。

1890年，露伴遷居東京下谷區谷中天王寺町，以天王寺為背景寫了《五重塔》，最初發表於《國會新聞》（1891年11月至1892年3月）。這部中篇小說是露伴的代表作，它通過主人公木匠十兵衛築塔的故事，歌頌了藝術強韌的生命力。關於暴風雨的那段描寫，被公認為明治文學中的名文。

露伴用以上三篇小說來歌頌藝術家的頑強意志以及藝術的永恆不朽。珠運、正藏和十兵衛，對藝術都懷有無比堅強的信念，哪怕為之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從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個人物都是舊手藝人。有些日本文學史家認為，露伴沒有去描寫迷戀歐洲的近代日本人，“卻從做了歐化的犧牲品的民眾心中發現了蓬勃的熱情和前進的意志，並把他們刻畫成理想人物”。這是露伴對時弊的一種反抗。但是由於他“未能走現實主義的路，通過與現實進行鬥爭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只不過讚美了藝術至上主義，構造了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神秘世界”，因而未能繼承二葉亭四迷所建立起來的近代現實主義文學傳統。

進入19世紀90年代，幸田露伴和尾崎紅葉、坪內逍遙、森鷗外等人在日本文壇上日漸活躍，故有“紅露逍鷗”時代之稱。這是露伴一生中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露團團》《對骷髏》《奇男兒》《一剎那》《真美人》《街頭淨瑠璃》等短篇小說，以詩人與市儈之間的矛盾為題材的《有福詩人》，寫主人公彥右衛門與惡浪和鯨魚做搏鬥的長篇小說《勇擒鯨魚》，相繼問世。

自1893年1月起，露伴的《風流微塵藏》在《國會新聞》上連載。這部長篇小說刻畫了一百數十個人物，試圖從多方面反映社會現實，可惜因日本發動中日甲午戰爭，終於未能寫完。1903年，他又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滔天浪》。作者原來打算讓主人公逃到孤島上去過魯濱孫式的生活，藉以對單純模仿西方的所謂“文明開化”進行批判，又因日俄戰爭爆發，沉悶的政治氣氛迫使他中途擱筆。

從此，露伴致力於寫歷史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是取材於中國明朝建文帝事蹟的《命運》（1919）。以中國為題材的還有《史記的作者》《漢書的作者》（均1894）、《元代雜劇》（1895）、《司馬溫公》（1896）、《讀史後語》（1898）等。另外還寫了《平將門》（1920）、《蒲生氏鄉》（1925）、《武田信玄》（1927）、《日本武尊》、《今川義元》（均1928）、《太公望》（1935）、《連環記》（1940）等歷史小說，評論《一國之首都》（1901），隨筆集《讕言》、《長語》（均1901），劇本《名和長年》（1913）等。

露伴的學識和文學成就深得同時代作家們的讚賞。評論家木村毅在《小說家的覺悟》一文中記載了二葉亭四迷的這樣一段話：“露伴君的作品使人驚心動魄。……通過他的作品，會引起讀者對個人與生活的關係的注視。它們有一股讓人反思的巨大力量。”小說家內田魯庵也在文壇回憶錄《人物追想》（春秋社1925年版）中寫道：“二葉亭認為露伴是當代文壇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戲劇家坪內逍遙在《小說〈尾花集〉》（《早稻田文學》1892年第28期）一文中把幸田露伴和尾崎紅葉做了對比，說“紅葉有眾多徒弟和模仿者，但誰也模仿不了露伴的獨特風格”。東洋史學者石田幹之助博士在《露伴全集月報》（第4期）上撰文寫道：“鷗外和漱石的漢學修養都十分高。但露伴對漢學——中國古典文學和文物的知識造詣，遠比這兩個人淵博。……他寫了不少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和戲劇，關於中國的考證、論述和隨筆也非常多。”歌人齋藤茂吉在《幸田露伴》一文中寫道：“作為明治時代以來的巨匠，明治文學的創立者之一，露伴翁建立了不朽的功績。……他使我們聯想到中國宋朝的蘇東坡，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1934至1944年間，茂吉曾就漢籍、佛典、經史、詞曲，向露伴請教過一百數十次。

露伴還經常發表雜文，對文學、婦女、青年、教育、社會風氣等問題都提出過精闢的見解。日俄戰爭結束的1905年，他在《文壇諸問題·戰後文學》一文中寫道：“日俄戰爭開始後，曾有人鼓吹戰爭文學，但均落了空。有些學者估計戰後會出現偉大的文學作品，但即使有偉大的作品問世，我也絕不認為它會直接與戰爭有關。也有人認為打過仗的文學家和小說家會寫出紀念戰爭的傑作，然而文學家和小說家投筆從戎後，恐怕並不會寫出讚美或歌頌戰爭的作品。相反地，他們大概更會站在反戰立場上來寫戰爭的另一面。只要看看歷史上中國全盛時代的唐朝文學，就不言而喻了。”

1914年，他在《把力氣使錯了地方的現代日本人》一文中指出，政府的窮兵黷武政策給勞動人民帶來了窮困。“日本的監獄經費比教育經費還多，真是愚蠢至極。……報紙上經常報道，有人過不了年關就故意犯罪，好去坐牢。……竟然使老百姓窮困得想進監獄和警察署的拘留所……這就是今天的現狀。天下有這麼執政的嗎？

“政治上本末倒置，還要增設陸軍，擴充海軍，太不自量了。……照目前的狀況下去，軍備和監獄的經費不斷增加，國庫被濫用在非生產性的事業上，日本勢必患貧血症。其結果窮人和暴民自然與日俱增。”

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機，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同年五月，袁世凱派陸徵祥與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簽訂賣國條約，因而激起我國人民空前規模的抗日愛國運動。次年五月，露伴發表《命運的鑰匙——中國的命運》一文，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委婉地提出異議。他寫道：“如今交通便利了，世界變得像一家一樣，即便想避免和外國打交道，也辦不到了。何況是弱國，自然無法依靠本國的力量來解決自家的命運。這正是中國的現狀。然而，倘若某個鄰國認為它掌握了徹底打開局面的鑰匙，那就錯了。只有按照造物的安排來使用鑰匙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露伴的文學生涯長達六十載，跨過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為日本近代文學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芭蕉七部集評釋》（1926—1947）是他的絕筆之作。1937年4月，為了表彰露伴在文學上的成就，日本政府特授予他第一屆文化勳章。然而他並未因此而受寵若驚，卻在祝賀會上大發感慨地說：

“藝術並不是由於受社會的優遇，為許多人所欣賞而變得出色。它也不由於遭到社會的冷遇，受不到青睞而不能存在。記取這一點，就不必純粹因藝術的關係而獲得了一枚勳章，就勞各位費唇舌，更用不著祝賀什麼。姑且不談我個人如何，舉日本古代的例子也不相宜，最好予以迴避。我們來看看鄰邦中國的藝術吧。社會是如何對待那些留下卓越詩篇的眾多詩人的呢？也可能有受國家社會的優遇而留下好詩的；然而遭受社會冷遇、被虐待的人，大多是將發自內心的吶喊凝成詩句，寫出傑出的詩篇。《詩經》以後，詩歌祖先屈原的詩是在怎樣的境遇中誕生的呢？並不是受國家社會的優遇而產生的。不，他的詩乃是受虐待，被壓迫和壓榨而迸發出來的。蘇、李的詩，太史公的大文章，賈誼的賦，後世的唐韓、宋蘇，都曾遭過殃，沒有一個享過福的，這樣才產生了傑作。”

這篇發言由曾在巖波書店當過編輯的小林勇速記下來，並經露伴本人修改定稿，發表在當年8月號的《文學》雜誌上。從中不難看出露伴對政府的不滿。

黷武者在同年七月就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戰爭期間，露伴甘願過清貧的生活，絕不肯做任何討好軍國主義政府的事。他曾聽說日本兵在中國進行掠奪，遂向與自己推心置腹的年輕友人小林勇表示“這太糟糕了”。他把自己住的陋室起名為 “蝸牛庵”，並於1938年8月對小林勇說：

“蝸牛庵指的是沒有家，孑然一身，隨處飄蕩。以前就是蝸牛庵，今後更是蝸牛庵了。”

由於露伴熟悉中國的情況，不少報刊向他約稿，但他從未寫過一個字來迎合時局，更堅決不肯在電臺露面。記者要求到他家來錄音，告訴他不必發表與時局有關的話，隨便講點什麼都行。他仍斷然拒絕了。事後，他斬釘截鐵地對小林勇說：

“說得倒好，講些與時局無關的話也成！但是隻要我現在一廣播，這本身就與時局有關。事到如今，我決不願意廣播。”

幸田露伴的操守，證明他是一個富於正義感、有著高風亮節的文人。

文潔若

198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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