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近郊的一座陵園中，眼前這塊墓碑格外醒目。
既不是中規中矩的長方碑，也沒有端方莊嚴的墓誌銘，一塊天然的大石頭，只刻著5個字，“王小波之墓”。
如此特立獨行，像極了墓碑的主人，王小波。
說起王小波，高曉松這樣說，“他在我心裡是神一樣的存在。”
對於王小波的逝世，同時代的作家周國平這樣說道：“我難過的是世上智慧的人本不多，現在又少了一個。”
今天是他的忌日。
他已經故去22年了，卻比生前更出名，一次次地被提起，一次次地被人反覆閱讀，更有數十萬計的讀者，自稱“王小波門下走狗”，前赴後繼地懷念他，追隨他。
這一點，恐怕這是他生前從未想到的吧。
一個極度討厭“神話”的人，最終卻活成了“神話”。
其實王小波小時候，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既沒讓過梨砸過缸，也沒五步成過詩，就是一普通孩子。
如果非得說他有什麼和普通人不一樣的，那就是樣貌了，“醜得出奇”。 蒜頭鼻，招風耳，嘴唇厚厚的，額頭寬寬的。
除此以外，他有時候還特愛發呆，看起來總是和這個世界有些距離。
別的小孩子都喜歡結伴打鬧做遊戲，唯有他蹲在爛籬笆底下，怔怔地看著外邊，能看一個多小時。
有一次小波的姐姐去幼兒園接他，老師說起這事，還懷疑王家的二兒子是不是有毛病。
不發呆的時候，他也是皮得像個猴。
父親王方名，是搞邏輯學的，在人民大學教書，雖然是老師，但對他可沒少下了狠手。這也不能怪老爺子。
給人起外號、捅馬蜂窩、自制手槍，還經常和哥哥半夜溜出去，偷東西吃。
人大校園裡有一片棗林，哥倆等不到棗紅透，就開始偷著吃；人家自留地的蘿蔔，長到大拇指粗細，就慘遭他們毒手。
其實這也怪不得他們，那是1958年，正是大躍進鬧饑荒、餓肚子的時候。
那時，報紙上天天登文章說，糧食產量屢攀新高，畝產達到了30萬斤。
人人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但現實是，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
雖然王小波父母都有工資，但是家裡5個孩子，還有外婆，一大家子糧食每月不夠吃，甚至吃起了餵豬的紅薯葉子。
即使這樣，還是吃不飽，王小波開始吃鉛筆，後來他這樣形容，“飢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一方面畝產幾十萬斤，一方面全國人都在餓肚皮，這段荒誕的日子，給王小波的一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他開始懷疑，那些所有人都堅信不疑的“神話”。
多年後，在《沉默的大多數》中，他這樣寫道：
那一年我只有6歲， 從那些話裡我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30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
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飢餓的肚腸。
和任何話語相比，飢餓都是更大的真理。
除了偷吃的，王小波還偷書。
父親櫃子裡有不少當時的“禁書”，小波常被哥哥忽悠著捅鎖撬櫃子：“你小，又瘦，爸爸不好意思揍你的。”
結果是，揍沒少挨，書也沒少讀。《變形計》《十日談》、馬克吐溫的小說，這些書幾乎滋養了他整個少年時期。
每個人年少時，大抵都有一個仗劍走天涯的夢。
16歲的王小波也不例外。
正是“知識青年到廣闊農村大幹一場”的年代，世界那麼大，他非要去千里之外的雲南看一看。
這一看，幾乎把命都要搭進去。
浪漫的七彩雲南，並沒有想象中美好，那裡沒有 “頭頂菠蘿，腳踏甘蔗，摔一跤伸手就是一大把拇指粗的花生”，只有幹不完的農活，插不完的秧。
一米八多的王小波，站在一群人中，格外顯眼，插秧的時候，彎腰撅著屁股，像個大炮仗。
在雲南老鄉眼裡，這個年輕人，還有一點和別人不一樣，“不愛說話，不愛搭理人”。
每天下地腰裡彆著書，下工回來，手腳也不洗，抬腿上床又是看書。但從北京帶來的卡夫卡的《變形記》很快就翻爛了。
沒書看的日子，王小波學會了抽菸，曾經滿腔熱血，但苦難的現實卻兜頭潑了他一臉冷水。
他後來在一次採訪中說，“剛當知青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麼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棄甲地逃回城裡。”
因為患上了嚴重的黃疸型肝炎，身體一天天虛弱下去，王小波終於從雲南回到了北京。
再後來，他又去過煙臺牟平插隊，挖過壕溝，推過豬糞，當過民辦教師。
這些灰色的經歷，幾乎成了他整個人生的底色，他無數次的在文章中描述那段苦難的歲月。
他寫雲南的紅土、彩雲和陽光，也寫那些荒誕又真實的經歷，寫得幽默又有趣，輕快的好像這些苦，不過是一段玩笑。
比如這段關於 “鬥破鞋”的描寫，本是一場悲憤受辱的場面，他卻生生寫成了一場娛樂狂歡。
“每當鬥‘破鞋’和‘野漢子’時，陳清揚的表現非常熟練，一聽見說到我們，她就從書包裡掏出一雙洗得乾乾淨淨用麻繩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掛，等待上臺了。”
這就是特別的王小波，他說：什麼樣的靈魂就要什麼樣的養料，越悲愴的時候我越想嬉皮。
緩慢受捶的日子，他卻說，這是我的黃金時代。
即使再特別的靈魂，也渴望被讀懂，比如王小波遇見李銀河。
李銀河說，《綠毛水怪》那篇小說，是他們倆的媒人。當時在《光明日報》做編輯的她，第一次在同事那裡，讀到王小波這篇文字，“小說中顯現出來一個美好的靈魂，對我的靈魂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
後來她還特意藉著向王小波父親請教問題的由頭，見到了他，結果嚇了一跳，沒想到本人這麼醜。
但在撩妹方面，咱們王小波同學也是不靠顏值取勝，不走尋常路。
單獨見第一次面，王小波就問李銀河：“你有朋友沒有？”
“還沒有。”
“你看我怎麼樣？”
直接的不像那個年代的五好青年，絲毫沒考慮自己還是一街道工廠的工人，人家女生是全國青年政治偶像。
不管，只要“一想起你，這張醜臉就泛起微笑”，我要給你寫情書，用五線譜寫，天天寫。
簡直浪漫的不像話！
雖然情書攻勢十分奏效，但一想起王小波的臉，李銀河還是難以接受，她對他說“算了吧，王先生，你太難看了，不成。”
這可把王小波氣壞了，他喝了竹葉青、二鍋頭，要去爬行館和動物比比誰更醜，還大膽寫信反擊李銀河，“你也不是那麼好看嘛。”
就這樣，兩人第二天就和好了。這一好，就是20年。
有人曾說，李銀河配不上王小波。
但是看過這段話，或許就會明白，李銀河對王小波來說，不只是愛情，更是命運。
王小波在信裡說：“你一來，我就打算正經地、不馬虎地生活下去，哪怕要費心費力呢，哪怕要我去犧牲呢。
我要向你靠攏，我真心決定放棄以前的一切，只要你說怎麼辦。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
李銀河也熱切地回應著：“你這把鑰匙就是開我這把鎖的。”
他們的愛情，沒有始於精緻的五官，卻陷於一致的三觀，相契的靈魂。
最好的愛情，也不過是兩個靈魂的勢均力敵。
往後的幾千個日夜，無數次證明，世上最懂王小波的，只有李銀河。沒有李銀河，或許也沒有天才王小波。
婚後，王小波讀完了大學，當上人民大學的講師，還以伴讀的身份，跟著妻子留學到美國。
剛到美國的時候，兩個人僅靠李銀河每個月400美元獎學金過活，雖然他們對生活要求特別低，但還是過得很苦。
無奈之下，王小波只好去餐館打工。
因為他的英語口語不好，只能在後廚洗碗，一天下來累得要死，也只賺到20塊錢，每週工作6天都不夠，這讓他連寫作的時間都沒有了。
這段時間，王小波感覺又陷入了之前沒有價值、沒有尊嚴的插隊生活，他厭惡極了，也沮喪極了。
看到他這樣，李銀河心裡也不好受，“你踏實在家寫小說吧，我來想錢的事兒。”
此後，王小波再也沒出去打過工，李銀河一邊上課，一邊在餐館打工，還包攬了所有家務，她獨自支撐起整個家庭，只為了讓王小波能專注寫作。
後來，小波的母親知道了，還埋怨他們，李銀河卻說，“我堅持小波必須寫小說，因為他的文學才能荒廢太可惜了。
文學是他的生命，不寫小說他這個人就成了行屍走肉，那樣的物質生活水平再高有何意義呢？”
在愛妻的庇護下，小波寫出了《唐人故事》《黃金時代》等多部小說的初稿。
回國後，李銀河進了北大教書，作為“買一贈一”，王小波也進了北大，只呆在計算機室裡，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北大幫閒。
呆了三年，他嫌在這裡混得沒勁，又去了人大教書。
在人大求職時，他給會計系的主任朱小平，展示了那本《唐人故事》，因為這，朱小平留下了他。
其實無論在哪裡，王小波都是最特別的那個，他很少講話，也從不求榮譽，評職稱，他剔除了生活中所有的細枝末節，只專注於寫作。
1992年，他終於決定辭職，做一個自由撰稿人。
當時家裡人都反對，母親擔心沒有固定收入，怕是要餓死這個“傻兒子”；父親曾因言獲罪，家人擔心小波一不小心會闖出大禍。
只有妻子李銀河堅定地支持他：“好好寫小說吧，你是無價之寶。”
這一年，王小波40歲。
王小波常說，自己寫作是從40歲開始的，他把這一年，當做生命新的起跑線。
從此，在老舊的筒子樓裡，一間逼仄的小屋中，王小波敲打著一臺老舊的電腦和吱呀作響的針式打印機，開始了他的寫作苦旅。
過去的十幾年裡，他也曾在刊物上發表過幾篇雜文或是小說，但都沒有激起什麼浪花。
那一部他自己最滿意的小說《黃金時代》獲獎了，卻是在臺灣，還是和別人並列一等獎。
後來，《黃金時代》出版了，在香港。被改名為《王二的二三情事》，被當作黃色小說刊登。
3年後，國內一位女編輯，趁著社長不在家，把這部小說出版了。
結果卻因為被認定有大量“不合時宜”的描寫，很快就受到了上頭批評，不能參加訂貨會，也不能在書店公開發行。
小波只能和妻子，推著自行車，後座綁上兩捆書，一個書攤一個書攤地推銷。怕別人不要，總是先白送幾本，以後再要的話，再給錢。
其實，這本小說，還算是他生前作品中，命比較好的一部。
長篇小說《紅拂夜奔》，被《北京文學》的編輯一眼看中，她如獲至寶般的帶回了雜誌社，社裡卻要求想發表就要大幅刪減，從18萬字，刪到3萬字。
王小波很順從的，逐字逐句的刪，像是把自己一塊一塊的肢解。
但最終，刪減後的版本，被領導看過後，還是沒有發表出來，因為裡面寫到了“避孕套”。
還有前前後後改了3年的劇本，電影拍出來，卻一直被禁播。
直到他去世之後，最重要的作品集《時代三部曲》才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
儘管王小波在那幾年，十分高產，不但寫出好幾篇優秀的長篇小說，還在《三聯生活週刊》寫評論專欄，但是主流文學從來沒有接納過他。
按照當時的文學套路，要想被接受，就要進入一個圈子，但王小波卻說，“都說有個文學圈，我也不知道在哪兒。”
同時代的作家，一般是先在權威期刊發表作品，再去官方舉辦的某某培訓機構參加培訓，結交人脈，融入圈子，最終被文壇認可。
可王小波偏不這樣做。
李銀河曾提議要不加入作協，以後發表作品，好歹也有籌碼，出書更容易些，卻也被他斷然拒絕。
他說，我從沒想過加入什麼作協，也根本不會加入作協。
王小波像是遊離在人群之外的“局外人”，獨自一個人在路上走著，與整個文學圈格格不入。
1997年4月10日晚11點多，王小波獨自一人，走了。
他走時，無人相送。
死前，因為劇烈的疼痛，他用牙齒啃牆皮，牆上留下了他的牙印，他的牙縫裡還遺留著牆上的白灰。
他死於心臟病突發。
4月11日下午3點，才被鄰居發現，他冰冷的身體蜷縮在地板上，已無生機。
彼時，他的摯愛，李銀河還遠在英國劍橋做訪問，幾個月前的擁抱，竟是訣別。
葬禮當天，有300多人來和他道別，有傳媒界、學術界、文學界的好友，還有許多喜歡他的讀者，不遠千里而來。
然而，追悼會上，官方的文學機構，卻沒有一個人出席。
諷刺的是，從1997年4月11日開始，王小波去世了，也紅了。
他去世前，“時代三部曲”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出版；他去世後，書賣的特別好，訂書單像雪片一樣飛來。
當時的編輯說，10年來，她親眼目睹了一個作家從生前的孤清冷寂，到死後的洛陽紙貴。
當時，報道他死訊的只有遠在廣東的《南方都市報》，二指寬的版面；如今，每年王小波忌日，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雜誌小報都會大篇幅報道，做專題，出訪談。
生前，無人知曉王小波，有幾個聽說的，“哦，寫黃色小說的那個”；去世後，人們紛紛扼腕，“他是中國最有希望獲諾貝爾獎的作家”。
這些年，人們稱他為“中國的卡夫卡”。
這些年，他的書一再出版，再也不愁賣不出去。
這些年，他的擁躉成千上萬，甘做“門下走狗”。
如今，二十二年過去，愛他的人卻是越來越多，甚至有許多的90後，00後年輕人，粉上了王小波。
知乎上曾有一份問卷，關於王小波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追隨者？
有人說，因為他有趣；有人說，因為他純粹；有人說，因為他特立獨行，是非主流的代表。
如果此刻，王小波還能醒來，不知他又會用怎樣有趣的文字，給自己評價？
但或許，多年前，他已經給自己寫過墓誌銘了：
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裡就很高興。
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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