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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時代，儒學已經成為全人類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的共同思想資源。中國作為儒家文明發源地和儒學研究的重鎮，要領引世界儒學的發展，就必須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研究團隊，集體發聲。當此之時，“山大學派”異軍突起，率先開啟了中國儒學研究團隊化、品牌化發展的新模式，可謂開風氣之先，備受矚目！
天時、地利、人和：
山大學派崛起之緣由
回望歷史，學派正是儒學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的重要載體；放眼當下，山東大學已然組建起當前國內最大的儒學研究團隊，並率先以“山大學派”崛起。
山大儒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儒學院”）是山大學派依託的主要實體機構，現擁有54位專職研究人員，包括21位博士生導師、29位教授、20位副教授、3位美日等外籍研究人員。其中，顏炳罡、黃玉順、曾振宇三位教授是“泰山學者”特聘專家，王學典、顏炳罡二位教授是山東省文史館館員，沈順福教授是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翟奎鳳教授是青年“長江學者”“泰山學者”青年專家。
此外尚有多位儒學專家在山大的其他院系任職，例如教育部重點基地易學與中國哲學研究中心就有以劉大鈞先生、林忠軍教授、李尚信教授等為代表的8位專職儒學研究者，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也有苗潤田教授、王新春教授等多位儒學名家。
近年隨著臺灣新儒家代表人物創建“後新儒學”的林安梧教授，加拿大學者提出“賢能政治”的貝淡寧教授等知名專家的加盟，以及蔡祥元副教授、陳晨捷副教授等一批優秀青年學者的嶄露頭角，山大學派不僅主體羽翼豐滿，而且底座愈加龐大堅實，上下內外都煥發著勃勃生機。
這一切都絕非偶然，正如山大儒學院院長、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在儒學院成立大會上所說：“憑依著山東大學歷史文化積澱之厚，加之……學者們的深厚學養和質樸學風，……山東大學成立儒學高等研究院，事屬必然。今天高等研究院的誕生，就是山東大學珍惜傳統、審時度勢、把握機遇的結果，更是勇於以天下為己任的具體體現。”
應天時：山大學派順天應人、恰逢其時。當今世界，面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問題，需要儒學提供有益的參照；當今中國，面對接續傳統、重建文化自信的普遍訴求，更需要儒學提供充分的精神養料。因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充分發揮傳統文化的作用，“十九大”報告又將文化自信作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
對此，儒學院執行院長，全國政協常委王學典教授敏銳地意識到：“從十八大之後，一個全面的、立體化的本土化時代已經到來，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治理這些問題都在得到格外的強調。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發展。”中國人文科學也正在從“以現代化（西方化）為綱”向“以中國化為綱”轉變，中國文明遇到了再起步、再出發的機會，而復興儒學作為中國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被提升了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這正為儒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基於此，山東大學率先提出要把儒學建設成世界一流學科，力爭成為國際公認的“世界儒學中心”和“輻射東西方文明的文化高地”。2012年初，原儒學高等研究院、儒學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編輯部進行整合，組建成了如今的儒學高等研究院。2015年，山東大學啟動了“文史復興”計劃，決心以古典學術為著力點打造“山大學派”，重建山大人文學科的話語權和號召力。儒學研究作為山大人文學科的“龍頭”“龍骨”，也就成為“山大學派”最先崛起的一個領域。隨即儒學就被列為山東大學首批重點支持的學科，2017年儒學又被確立為山大重點發展的五個“一流學科領域”之一。
得地利：山大學派傳統悠久、積澱豐厚。俗話說“理工看排名，文史看傳統”。山大學派不僅天然佔據孔孟之鄉、儒家聖地的地緣優勢，而且山東大學作為近現代中國文史研究的重鎮，為山大學派提供了紮實豐厚的現代人文學術遺產。
20世紀30年代，聞一多、老舍、沈從文、梁實秋、遊國恩等一批國內最頂尖的教授聚集到山大，成就了山大的第一次輝煌，也開啟了山大的文史傳統。50年代，文學大家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四位先生，史學大家楊向奎、童書業、黃雲眉、張維華、鄭鶴聲、王仲犖、趙儷生、陳同燮八位先生，先後來到山大，形成了文有“馮陸高蕭”，史有“八馬同槽”的繁榮局面，這一輝煌也直接奠定了山東大學“文史見長”的傳統，這些學界響噹噹的學者，至今仍令山大人為之驕傲、自豪。與此同時，50年代初山大創辦《文史哲》雜誌，並以此為平臺展開的一系列論戰，不僅使山大的文史研究聞名全國，而且在海外學界也名聲大噪。時至今日，《文史哲》依然是山大人文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首要陣地，更是山大學派向國內外學界發聲的重要平臺。
80年代中國學術格局大洗牌，山大一度跌入低谷，但是自身的文脈並未因此中斷。在此期間，董治安先生繼承了高亨先生的遺志將先秦子部古籍整理成合集，完好地傳承了老一輩學者的成果；龐樸先生率先發出“應該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時代性呼聲，積極推動了文化研究的熱潮。2004年，龐樸先生又協同新一代學人創建了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此後又組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極大地提升了山大在世界儒學界的影響力。得益於百年的文史積澱，如今山大學派的崛起正在開啟山大的第三次輝煌。
創人和：山大學派凝心聚力、和實生物。除卻天時地利的外在優勢，山大學派崛起的根本還在於他們凝心聚力創造的“人和”。
學術立院，聚合自身內力，激發自身潛能。儒學院在成立之初就確立了個人興趣與團隊合作並重等“十二個並重”的科研管理思路，以及水平與數量並重等“四個並重”的科研評價思路。為此，他們群策群力征集了60多項具有實際學術分量的儒學研究課題，實現“人人都在做項目，人人都有項目做”。同時，他們通過制定扶持計劃和激勵舉措，健全科研團隊評價制度，強化學術誠信體系等方式，傾斜性地滿足拔尖人才和青年人才的科研需求，從而逐步形成了強大的學術內力。
開放辦院，廣納儒林豪傑，匯聚四方力量。山大學派的“人和”不是封閉的小團體，而是匯聚國內外儒學力量的大聯合。儒學院就是一個“公共科研平臺”，並且在努力向“全球性的公共科研平臺”發展。2012年山大就牽頭組建了當前中國唯一的以儒學研究為中心的協調創新發展平臺——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藉此聯合了目前中國最優質的儒學研究力量。此外，儒學院通過組織承辦“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世界儒學大會”“儒學全球論壇”等國際性儒學會議，廣泛匯聚了世界各國的儒學研究力量，就此創造了更大意義上的“人和”。
應天時、得地利、創人和，山大學派至今已承擔國家社科項目24項，僅2017年就獲得國家重大項目6項；省部級課題累計60多項，獲得省部級人文社科成果獎50多項，同時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廣泛影響的創新性學術成果，如“儒學重大基礎研究工程”“馬克思主義與儒學”課題、“中國正義論”、《百年儒學研究精華》等，這些成果都實實在在的確證著山大學派在當前中國儒學界的崛起。
顏黃曾姚：
山大學派“儒門四金剛”
沒有王牌，就沒有話語權。山大學派清醒的意識到，唯有推出標誌性人物，才能形成新的聲望。當前，山大學派擁有“顏黃曾姚”四位當代中國儒學界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作為支撐山大學派的“儒門四大金剛”，將有力地撬動山大整個古典學術和整個人文學科的發展。
顏炳罡及其“民間儒學”。顏炳罡教授是“民間儒學”的創發者，也是儒學生活化、草根化、大眾化的實踐者。作為土生土長的山大人，顏教授的生活、生命已經和山大的儒學研究融為了一體。
早年顏教授以研究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思想為切入點走上了學問之路。隨後通過多年思索，他對“何人堪稱新儒家”等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由此將道德確立為儒者的第一要義和儒家大道之根本；同時他通過反思現代新儒學的不足，形成了返本先秦，儒墨道法疏通互動，開創儒學新形態的學問進路。“民間儒學”就是顏教授以儒家道德為核心，以返本先秦為進路提出的新學說。
當然，“民間儒學”不僅是一種理論學說，更是一種實行範本。顏教授認為，儒學研究應當與當代社會保持密切互動，為此他義無反顧地繼承了梁漱溟先生鄉村建設的志業，提出以鄉村講學來改良鄉土文化土壤，以“新鄉賢”為儒學紮根社會的種子，以發展公益組織為是踐行儒學的主幹，身體力行地建立“守望相助、患難相恤、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的社會主義新鄉村。自1996年，他就在高校義務推廣國學經典誦讀活動；2013年，他又率先在山東泗水尼山聖源書院開設了儒學講堂，面向村民講授孝道、禮儀等儒家文化。隨著十九大“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顏教授更加忙碌，但也鼓舞了越來越多的鄉賢、企業家、基層公職人員和普通村民加入到了“民間儒學”的團隊中。如今從市縣到鄉鎮社區，“尼山聖源書院”“民間儒學講堂”“百姓講堂”等已經遍及全山東，在民眾中產生了廣泛而巨大的反響。“民間儒學”已成為聞名全國的現象級社會改造典範。
黃玉順及其“生活儒學”。黃玉順教授是“生活儒學”思想體系、“中國正義論”理論體系的創建者，也是山大儒學院引進的第一位儒學名家。早在四川大學任教時，黃教授就被稱為儒學界的“西南王”，2010年，他毅然加盟山大，此後思想也愈加精進。
黃教授構建的“生活儒學”思想體系，作為當代儒學最具原創性的理論之一，被張岱年主編《孔子百科辭典》修訂版增補為專門辭條；當前學界研究和評論“生活儒學”的專著已經面世，文章已愈百篇，其中不乏李幼蒸、吳光、張志偉、董平、姚新中、幹春松、程志華、餘治平、趙法生、郭沂、方旭東等名家之作；黃教授因此與杜維明、李澤厚、劉述先、成中英、牟鍾鑑、安樂哲、張立文、林安梧等並列為“當代儒學理論創構”十家之一，美國哲學家Stephen Angle將其與美國著名哲學家安樂哲（Rojer Ames）、南樂山（Robert Neville）、墨子刻（Thomas Metzger）等同歸為當代儒學“綜合儒學”一派。
黃教授的“生活儒學”，突破了兩千年來哲學“形上－形下”的二級架構，深刻地揭示了孔孟原始儒學被後世所遮蔽的前存在者、前主體性的“存在”（生活）及其“仁愛”情感顯現的觀念層級，並以此為“大本大源”重建儒家的形上學、形下學，開創性地形成了“生活感悟－形而上學－形而下學（倫理學、知識論）”的三級觀念架構。他以獨特的言說方式開啟了儒學如何真正有效地切入當下生活的思想路徑，由此將儒學研究的思想視域推進到了當今世界哲學思想的前沿。
在這種思想視域下，黃教授建構了作為中國式“制度倫理學”的“中國正義論”理論體系。2016年“中國正義論”的英文版在英國出版，被譽為“來自東方的聲音”（Voice From The East），與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西方正義理論形成了鮮明對照。如今“中國正義論”不僅是國內儒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而且成為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當代政治哲學理論。
曾振宇及其“觀念儒學”。曾振宇教授是“觀念儒學”的創發者，也是中國哲學史學會“曾子研究會”創會會長。早年在山大打下的史學功底，造就了曾教授儒學研究的思想史進路。
在多年的研究中，曾教授捕捉到思想史敘述中的觀念範疇，具有以往研究所沒有意識到的重要價值。他認為，儒家的基本觀念就是整個儒學的思想結晶體，它既是儒學發展變化最明顯的元素，同時也是儒學代代相傳、乃至今天還在沿用的內容，因此以觀念為研究核心將能煥發儒學的新生。基於此，他提出了思想史梳理與哲學闡釋相結合的“觀念儒學”。
曾教授強調儒家觀念無一不指涉現實生活，因此“觀念儒學”的旨趣就是立足現代社會對儒家“立命”“立心”的基本觀念做出新的詮釋，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文化依託。為此，他特別組織撰寫了“漢字中國”大型叢書，以此向社會各界普及推廣儒家的基本觀念。
此外，曾教授積極發揮自身省政協委員的作用，實際參與儒家文化的傳承保護工作。其中，他指出中國存在一個舉世罕見的人文地理現象，即以曲阜為軸心、方圓二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據此，他提出了在曲阜建立“中國文化特區”的提案。經過反覆論證，2012年這個提案最終得到了落實，如今建設“中國文化特區”也成為中國國家層面文化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為世界文化遺產所矚目。
姚中秋及其“政治儒學”。姚中秋教授，筆名秋風，是山大儒學院近年引進的一位知名儒家學者。他通過思索古今之間的社會現實政治問題而提出了一套“政治儒學”的論說。
姚教授從事儒學研究的經歷曲折多變。早年他由寫時評而置身於現代中國製度轉型的過程中，投身學術之後，他曾試圖運用西方保守自由主義理論來解答中國社會的古今之變問題，然而在探索過程中，他轉而認定傳統儒學的聖王之道根本優於西方現代政治思想，而且對中國現代社會秩序的建立具有積極價值。自此，姚教授放棄西學，皈依儒門。
姚教授的“政治儒學”是就中國之道如何才能實現於現代社會，儒家的現代制度形態究竟是什麼等問題做出的一種儒學解答。由於其知識背景龐雜，因此他的論述往往交叉運用儒家經學，經濟學、法學、史學等多種學術資源，這也使他形成了一條獨特的學術路徑：解經——述史——創制。姚教授認為，儒家“五經”承載著中國之道，通過解經就可以推明中國的治理之道，為此，他以獨特的現代解經方法對儒家經典做了全新闡釋，其相關論著已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此外，為了給“解經”提供有力的事實依據，姚教授通過重述歷史為儒學正名，其觀點常常成為當代儒學界熱議的內容。
不論解經，還是述史，姚教授最終是為了創制，即把傳統的儒家王道落實到現代社會的制度建構中。因此，他不僅堅持撰述，而且致力於實行。2013年夏，他創辦了弘道書院，聚集儒門同道與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展開廣泛對話；2016年，他又發起弘道基金，實際有效地推進了儒家價值進入現代社會。
本原儒、立新說、行當世：
山大學派的儒學風格
“山大學派”不僅僅是一個實體意義上的稱謂，而且也代表著一種獨特的儒學風格。
“本原儒”：山大學派直追孔孟荀的原始儒家精神，以原始儒學為研究的重心和闡發新說的根本依據。雖然山大學派對於兩漢儒學、宋明儒學等的研究不乏豐碩的成果，但其整體的重心卻始終是落在原始儒家精神的探究上。不難發現，黃玉順教授的第一部儒學專著《易經古歌考釋》就是對儒家思想源頭的追溯，而其“生活儒學”思想體系的最大特點就是明確提出當代儒學研究不能步於秦漢以來的傳統儒學，而是要回到孔孟等原始儒家，追溯儒學的大本大源。顏炳罡教授“民間儒學”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通過解讀《論語》《孟子》《荀子》等作為推廣、踐行儒家道德觀念的根本依據。姚中秋教授的“政治儒學”也是以“五經”的現代解讀闡明中國的治理之道。曾振宇教授的“觀念儒學”則是以史學進路追溯和考察儒家基本觀念的起源，並且以此作為闡發儒家觀念現代價值的根本參照。
“立新說”：山大學派的儒學研究並不是為了發原儒之幽思，而是為了有源有本的創建當代儒學的新理論、新學說。顏炳罡教授自言“願為往聖開新學”，其實代表著山大學派的共同旨趣，“立新說”已經成為山大學派的一個鮮明標識。“民間儒學”“生活儒學”“觀念儒學”“政治儒學”等都不是某種傳統儒學的翻版，也不是對傳統儒學進行歷史還原性的考察，而是基於當下社會生活創發的新學說，新理論。這些獨到的理論創建和鮮明的理論標籤，使山大學派根本不同於北大、川大的儒藏中心、清華簡帛中心等以古籍整理為主要內容的儒學研究；不同於以中山大學為代表的經典詮釋研究；不同於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為代表的經學子學研究；不同於以武漢大學為代表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以及以嶽麓書院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等等。與此同時，山大學派還通過長期的“儲才養士”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傳承梯隊，從而具有了一定的整體性和傳承性。
“行當世”：山大學派不僅在理論創發中直指現實社會生活，而且身體力行地參與現代社會建設，真正做到了以知馭行，以行證知，知行合一。顏炳罡教授為重建民間社會的倫理秩序而創建“民間儒學”；黃玉順教授為解答現實社會中正義缺失的問題而進行中國製度倫理學的研究；曾振宇教授從文化自覺、文化認同的層面上推動中國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的建設；姚中秋教授試圖以傳統儒家王道進行現代社會制度的創建。可以說，山大學派著書立說有著共同的現實指向——經世濟民。因此，他們不止於坐而論道，而且走出書齋，深入社會，自覺地起身行道。
他們與山東省政府合作建設“民間儒學”的實踐與推廣示範基地，為中國基層社會文化的振興提供了可推廣的經驗模式；他們推出“尼山書院+圖書館”模式打造了城市社區的儒學推廣平臺，為圖書館功能的拓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示範；他們出版的多種高質量的儒學普及讀本，如《儒學小叢書系列》《儒家故事》《國學茶座》等為儒學在民間社會的普及打開了一條穩定開闊的渠道。
樹中國風範、立時代潮頭：
山大學派的儒學宗旨
建成國際公認的“世界儒學中心”是山大學派籌建之初就確立的總目標。為此，他們堅持以“樹中國風範、立時代潮頭”為根本宗旨，一次又一次地實現了自我超越。
山大學派以樹立儒學研究的中國風範，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儒學研究為根本宗旨，旨在擔當世界儒學的領航者，捍衛中國儒學研究作為世界儒學“塔尖”的地位。這是山大學派在世界儒學的發展格局下，配合國家重大戰略發展的自覺要求。
儘管當代中國儒學呈復興之勢，但海外儒學也發展迅猛，不僅傳統漢學研究成果迭出，而且出現了許多獨到的新理論，如安樂哲的儒家角色倫理學、安靖如的進步儒學等。從這種發展趨勢看，我們勢必需要整合中國儒學研究的力量，在國際儒學界發出更具衝擊力的中國聲音。
山大學派是自覺地“以中國化為綱”，有意識地在世界學界樹立儒學研究的中國風範。他們從國家發展的高度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等關乎中華文化走向的大課題，並通過一批批標誌性的成果發揮了輻射性帶動作用和品牌性學術效應；他們通過發佈《國際儒學發展報告》，積極引導了世界儒學的發展方向；他們通過建立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為中國儒學研究力量的聯合提供了重要平臺；他們通過承辦高規格的國際學術活動，為中國儒學在國際學術界發聲亮相創造了有利條件。如今，山大學派還通過與美國夏威夷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等海外知名高校開展學術研究活動，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實現了學術資源的優勢互補。
山大學派著眼於傳統儒學在當代社會中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為根本宗旨，意在成為當代儒學的風向標，推動儒學更深入廣泛地參與解決當代人類的共同問題。這是山大學派對當代人類共同訴求的自覺回應。
當今世界各國人民都越來越深刻的意識到西方文明不是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的唯一方案，而儒學作為與西方文明最具對比性的思想，應當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的，解決現代人類衝突的思想方案。因此，當代儒學研究的根本任務並不是在故紙堆裡進行知識考古，而是要聚焦時代前沿，運用儒家智慧解答人類共同的問題，探索人類未來的發展。
山大學派堅持以回應時代課題為導向，不僅形成了以民間儒學、生活儒學、觀念儒學、政治儒學等為代表的新理論，而且還有黃玉順教授主持的“儒家哲學現代轉型研究”，曾振宇教授主持的“中華文化元典基本概念研究”，沈順福教授主持的“中國古代天人學研究”等兼具世界性與時代性的研究課題。此外，《文史哲》作為山大學派回應時代課題的重要陣地，每年發佈的年度學術熱點，也成為了解國內人文學術前沿熱點的一個重要窗口。這些工作都使山大學派長期立於時代潮頭，在當代思想界的前沿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山大學派的崛起如一聲號角，吹響了中國儒學研究團隊化發展的集結號。期盼山大學派勇當膽識兼備的開拓者和偉大歷史的創造者，一馬當先地在國際學術界打造一支“代表中國水平儒學團隊”，大踏步向“世界儒學中心”邁進。讓中國學界看到一個文史長盛的山大，讓世界學界領略一個博大溫情的中國，也讓世界人民走向一個多元而和諧的未來！
編排：趙曉
1、歷史學家王學典：近五年來思想文化領域的三大標誌性變動
2、孟巍隆：“洋夫子”眼中的儒家文化
3、歷史學家王學典的25個經典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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