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可謂當下中國的勇士，雖然他說自己的"勇敢行為"不過是為了報私仇而已，但他身上顯然還殘存著古人那種"士的精神"。現在，他在有意無意間代表著13億中國人孤軍奮戰的身影，讓人們感慨之餘難免不刮目相看那種不畏死亡的勁頭。
這種具有"士的精神"的勁頭，今天早已是鳳毛麟角，然而古代卻是遍佈朝野。那麼這種精神和勁頭是怎樣在歷史長河中弄丟的呢？
翻讀中國歷史書，簡直就是一部國民性被跌宕起伏改造削弱的泣血畫卷，在此不妨輯錄如下:
一、華夏族的尚武精神曾經很濃烈
漢族的前身是華夏族，它的形成主要夏商周三朝遞進而來。 這三朝的古人都認黃帝為自己的始祖， 所以他們具有同一族性。
華夏族把周邊的民族視為另類，給他們起了四個名字: 戎，狄，蠻，夷。
戎是一人手持戈，狄是與狗和篝火為伴，蠻是兩邊盤著辮子的人蹲坐，夷是一個人身上揹著一張弓。顯然這些人與農耕的華夏民族不一樣，野蠻而未開化。
春秋戰國時期，是貴族精神和尚武精神最為濃烈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們，上至君王將相，下至商人遊俠和愚夫村婦，頗有磊落坦蕩的生命風範，有慷慨悲歌的豪俠氣概和勇武人格。
“士” 這個集團對中國的影響至深。"士"的崛起，始於戰國時期。"士"被稱視為社會的先鋒，整個戰國史是他們大顯身手的舞臺。
“秦出東夷”，“秦為西戎”，歷史上對秦的出處有兩種說法。有說，秦始皇的祖先嬴氏，曾為周王養馬駕車，因功受封而逐漸走向了前臺。
到了戰國時期，秦國在所有國家裡是屬於落後的，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寢一室這種沒有倫常的陋習，直到商鞅變法後才嚴厲禁止。
公叔痤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他通過多年的觀察發覺自己的秘書（中庶子）公孫鞅（公的兒子稱為公子，公的孫子稱為公孫）是個可挑大樑的能人。
公叔痤年老病重時，魏惠王問他相位的後繼人選。他推薦了公孫鞅，但是魏王只是嘿嘿而已不置是否。於是，公叔痤告訴魏王，如果你不用公孫鞅就殺了他，不能讓這個人才為他國所用。
魏王走後，公孫痤告訴公孫鞅，我只能先君後臣對不起你了。他讓公孫鞅快跑，否則將遭殺身之禍。公孫鞅卻異常冷靜，笑笑說，既然魏王不聽你的話用我，又怎麼會聽你的話殺我？
商鞅根本不懼死，儼然視死如歸。 魏王並沒殺他。
公元前360年左右，秦國發出一份《求賢令》。不滿30歲的公孫鞅看見之後，毅然走向西邊秦國的風沙中。
商鞅變法，重用法家，抑制儒家。嶽麓書院收藏的秦簡所見，其制定的秦律非常細緻，對判例有精深的見解。
商鞅雕塑
商鞅變法十年後，其訓練出來的秦國新軍出征魏國，秦軍如洪水猛獸，把魏國打得稀里嘩啦，魏國被迫遷都到大梁。魏惠王在位超過半個世紀，這時他想起當年公叔痤的話，後悔莫及。
商鞅時代的通才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文武全才，他們既可以在外交宴會上賦詩，也可以在國家戰爭時親自上陣指揮。可惜這種教育體系以及承載它的貴族集團到漢以後都消亡了。
商鞅建立起了一套制度，但是在漢代以後，商鞅的法治思想並沒有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漢代以後所謂的“外儒內法”，那個法已不是商鞅提倡的法。
商鞅反對人治，歷史也證明，即使人治創造了一段時間的輝煌，然而那種人治輝煌卻不能持久。
二、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人的歷史記憶
歷史上有許多不畏強暴、以死相爭的"士"，比如華元、曹沫、藺相如、毛遂、樊於期、荊軻等。
吳起在楚國被殺，捲入五起內亂的楚國陽城君，聘請墨家團隊為其守城，這些人真是誓死抵抗，最後185名墨家團隊的人全部戰死。
孔子說，士是內聖外王兼備的人才，既能對自己的行為懷羞恥之心，又不付眾望能擔當一方重任的人。
孟子說，“無恆產者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 士是無恆產的，他們他們身無負擔，了無牽掛。
士可殺不可辱。士以天下為己任，本是他們留給中國人的文化記憶。
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階級對士倍加禮遇。國王禮賢下士，進一步發展到公子養賢。戰國四大公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著名的養賢公子。
但是中國人後來竟然被稱之為東亞病夫，貪生怕死是一個重要因素。
1904年梁啟超去日本，痛感國家衰弱，歐洲和日本人常常評論說“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於是他著述《中國之武士道》一書，認為中國的武士道，就是“士的精神”。
梁啟超
梁啟超在書中選了70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物來自不同的階層，有俠客，有刺客，有君主，有將軍，有宰相，有太師，也有地方官員，還有陪臣、謀士、屠夫、僕人、農人、民婦等等。他們從朋友中到一種名譽承諾，輕生死，TA們有血性、重道義、重名譽，輕功名、輕生死，除暴安良、扶危濟貧、行俠仗義，寧可玉碎，不為瓦全。
梁啟超認為，自黃帝以來華夏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四周的蠻夷，打下一片空白在這廣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的。
梁啟超得出結論，“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
歷史學家發現，秦一統天下後建立了帝國，從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角度看，是很大的進步。但從社會組織的豐富和複雜程度看卻是退步。隨著秦政確立，封建社會的生態組織幾乎全部消滅，猶如大樹之下寸草不生。
秦帝國模型可以大致這樣簡化，金字塔尖是依託於暴力的最高權力，中間是受其僱傭分利自肥的文官集團，龐大的金字塔底部是一盤散沙的廣大民眾，他們只是為帝國輸送稅收而沒有絲毫的談判能力。
秦大一統建立後，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越來越突出，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把這種強大的國家機器比喻為怪獸“利維坦”。這個怪獸提供了和平與秩序，但它也開始饕餮食人。
春秋時期是古典貴族政治的高峰，連戰爭也充滿了禮儀，戰國則是一個殘酷競爭的時代，伴隨著數百萬人的殘酷死亡，我國的社會結構由封建社會轉型為帝國社會。
戰爭是歷史進程的催化劑，春秋戰國不到600年發生了660多次戰爭，春秋時期的戰爭使130多個國家變成不到十個。
司馬遷在史記中感慨，“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齊莊公被殺是一件“轟動國際”的大案：齊國權臣崔杼的妻子很美，齊莊公跑到他家後院兒與他的妻子私通，崔杼在後院佈置家丁捉姦，結果齊莊公翻牆逃跑時被射中大腿摔死。
《左傳》記載，崔杼弒君後，太史秉筆直書，崔杼怒而殺之；太史的大弟太史仲繼續這麼寫，亦被殺；他的二弟太世叔還這麼寫，又被殺；太史的小弟太史季仍不屈服，崔杼威脅他再如此寫還會被殺。太史季回答：秉筆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
鄰國的一位太史，聽說了這兄弟四人的事情後，表示太史季如果被殺，他將來記錄這段歷史。好在崔杼忌憚了這種不屈不撓的赴死，最後放了太史季一馬。
這種前赴後繼，讓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一行行殘編斷簡卻原來都是那些太史官用生命記錄下來的。
三、皇權至上後下面是一盤散沙的民眾
在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11世紀，也就是我國的夏朝和商朝時代，文明古國有四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在夏商之後我們的文化有了更高水平的發展，可是同時期的其他文明古國卻全部陷於衰落和滅亡。
中國的春秋戰國，最後走向了統一，在世界上也是個特例，在歐洲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進入中世紀封建社會，小國間混戰不斷，歐洲人期盼出現一個強國來統一天下，但最終也沒有實現。
中國的封建社會跟歐洲的封建社會結構非常相似，只是時間上早了1700多年，可是在封建後的發展中，東方和西方就南轅北轍了。
封建社會之後，中國形成了國家強於社會的大帝國模式，上面是至高無上的皇權，皇權下面是一盤散沙的民眾，而封建後的歐洲，是在無數個小型的民族國家相競爭的局面中，從封建社會直接演化到現代社會。
從商鞅變法前開始，中國社會開始了一個長達300年的社會大轉型，秦漢帝國都是這次社會大轉型完成的產物。封建體系結束，帝國體系誕生並走向穩定和成熟。帝國體系在中國運行了2132年，直到清王朝滅亡。
秦朝為後代奠定了制度框架，漢朝繼承了其制度卻替換了其中的思想基礎。漢朝是中國幾百年歷史大轉型完成的產物和歷史發展的階段性高峰。
漢代在國家版圖，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民族氣質乃至生活民俗等多方面確定了華夏族未來2000年的基本形態。
由於漢朝的關係，華夏族最終被稱為漢族。所謂“漢”字，是劉邦當年在巴蜀漢中一帶被封“漢王”而來。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庶民建立的王朝，領導集團的劉邦、蕭何、曹參、韓信等都曾是社會底層的邊緣人物。中國古典貴族的培養體系，漢朝以後就斷絕了。
漢武帝和董仲舒兩人聯手合作，推出了影響中國2000年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法家是儒家的死對頭，於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被廢除，中國在制度還有思想上就都走上了儒家這一不歸路。
儒家思想被選擇為漢帝國的意識形態基礎有其必然性。自從夏王朝建立國家，由公天下變為家天下以來，國家機器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戰國時期的法治思想和古典法治精神，在漢代被全盤拋棄。最為遺憾的是，法家三派之中最糟粕的“術”派思想，被漢朝吸收柔和，用於皇帝駕馭臣下，形成所謂的“外儒內法”、“王霸雜糅”的統治體系。從此，人治成為歷史的主流。
儒家學說成為壟斷地位後，從漢代一直到清朝，儒家學說在思想界形成壟斷地位，塑造了後世中國的思維，中國再也沒有大規模的思想創新，華夏族本是最具原創力的民族，從此就一直被這種思想束縛。
王莽在人們的推舉中建立了東漢，但是不到20年又被推翻了下去，而且在暴亂中被殺。
劉邦的後裔劉秀重新掌權後，頒發了一道詔令，廢除了從普通百姓中選拔勇者從軍和接受軍事訓練的機會。後來主要依靠僱傭的外籍兵，既所謂的胡兵。後來推翻漢朝的董卓就是胡兵的領袖。
華夏族的價值觀自東漢開始轉為文弱，尚武精神逐漸消亡，中國歷史由此走向弱勢格局。東漢以後，每當華夏重震尚武精神，國家便會走向復興，反之則走向衰亡。
羅馬帝國的兩次滅亡，都跟中國有間接關係。一次是漢朝時期，中國大破北匈奴，匈奴從中國消失後跑到了歐洲，把歐洲攪得天翻地覆。匈奴人在歐洲歷史書中被稱為匈人，定居在匈牙利草原，最著名的領袖是阿提拉。另一次是隋唐時，中國大破突厥，突厥往西跑，殺入東羅馬，在羅馬帝國腹地建立了土耳其，突厥人後來攻破了君斯坦丁保，東羅馬帝國陷落。
東漢給後面的400年投下了一個長長的陰影，這個陰影也可以說是“五胡亂華”的根源。
西晉“八王之亂”時，胡人趁亂攻入。晉朝皇室和北方廣大居民進入長江流域，史稱衣冠南渡。
百餘年間，北方各種胡人在華北地區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國最大，故稱“五胡”。
這是漢民族的一場大災難。東晉與五胡的戰爭，十六國之間的廝殺，使得這一時期戰亂連連。直到隋文帝建立隋朝，中國才結束了300年的動亂和分治，但漢人已被紛紛混血。
四、華夏族不斷被外族蹂躪侵佔混血
據陳寅恪考證，“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居，乃一較晚之事實也。”李唐的先祖是漢人，但是發跡後多次與鮮卑貴族通婚，太宗的祖母獨孤氏是鮮卑化的匈奴人，其母后竇氏也是鮮卑人，所以唐朝皇帝身上帶有鮮卑血統。
唐王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射殺自己的兄和弟之後，即位為帝。他掀起的貞觀之治，重振了"士的精神"，也復活了天下為己任的士精神。
魏徵曾在太子李建成府中擔任參謀，政變以前曾勸太子除掉太宗，但是李世民依然重用了他，魏徵也不負所望，成為著名的諫臣。
唐太宗很善治，他的朝廷成了大帝國中央最少的政府，僅有643人，全國官員也就7000餘人。幾乎成為歷史上最精簡的政府，它將小政府的治理模式發揮到了極致，即考量了行政成本又兼顧施政效率。唐太宗的前期確實很有功勞，但是後期開始驕奢淫逸，行遊和修造不斷，貞觀之治也是虎頭蛇尾。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是忌憚軍人操權 對宋家王朝形成威脅，所以宋代一個鐵力的家訓是“不殺大臣及言事官”。趙光義曾經直白地說：文官即使個個貪汙腐敗，危害性也不如武將的十分之一（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趙匡胤篡權起家，深知軍權足以動搖政權，因此對武將深深忌憚。在宋朝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大量的提拔和重用，武將正好相反，在導向上抑制，在制度上限制。
宋代做武將很難，做一個忠義的武將更難。軍權與政權的關係一直無法很好解決。朝廷容不下有能力的武將。那些赤膽忠心的武將們，結局好點的，小心解甲歸田。結局不好的便是含冤屈死。
一個公權徹底被個人所操縱的國度，一個全社會文弱連審美都變態到喜歡婦女纏足的民族，一個標榜道德卻空談心性的思想體系，難免不走向衰敗。
最後崖山兵敗，南宋滅亡。這是中國第一次完全被北方遊牧民族統一，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被打入三等和四等人。一等人是蒙古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北方漢人，四等人是南方漢人。
元朝是有規定，漢人不能打獵，不能習武，不能聚眾祠禱，不能買賣，不能夜行，不能持有兵器。漢人即使在地方做官，也不能當一把手。
蒙古蠻族的追求是，放鷹獵狐，征伐四方。蒙古人用20萬騎兵，征服了歐亞大陸，建立了四大汗國。是分別是：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伊爾汗國，窩闊臺汗國。
日本學者認為，元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而不是中國的一個朝代。
成吉思汗的一個近臣認為漢人沒有用處，建議全部殺光，將中原一律改為草木繁茂的牧場，成吉思汗認為說得有理。幸好當時比較瞭解漢人的耶律楚材表示了不同意見，說是可以留下漢人幹活交稅，每年能有大量的財富收入。成吉思汗才放棄屠殺整個漢人的計劃。
其實蒙古人的軍隊比不上匈奴，只是當年匈奴的一半，但是他的對手已經遠遠弱於前人，所以招致失敗。
鄭和七次下西洋開始於15世紀初期，而哥倫布、達加馬等人開闢新航道，則開始於15世紀末期。
為什麼歐洲人航海開闢出新航道，使西方走向資本主義並且改變了世界格局；而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卻沒有突破農業社會走向現代世界？
究其原因，歷史學家基本上達成了這樣的一致看法：歐洲人航海是為了開闢勢力範圍並賺取錢財，而中國人航海卻是散財張揚皇恩浩蕩的面子工程。所以最後歐洲人越來越賺錢，開題的勢力範圍也越來越大；而中國人錢散光了以後，也就不再出海了。
明朝和明朝前，中國經濟被認為是世界上長期保持第一的地位。晚明時的江南，經濟十分發達，國際貿易繁榮，生絲，綢緞，瓷器，布匹等產品遠銷到歐洲和南美洲，具有世界競爭力。但是野蠻入侵的清朝，打破了中國的文明進程。
尚武精神的興衰，在中國歷史上起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自上古到西漢，是尚武精神的時代，西漢中期尤其是東漢以後，尚武精神就逐漸消失了，尚武精神短暫復興時，國家就變得強大，如唐朝和明朝初年，但一旦靜止下來，尚武精神漸漸失去，國運便長期低迷。
五、宋明理學和文字獄整趴下了中國人
由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程朱理學"，也叫宋明理學。其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慾”，延續下來變成了禁錮了人們思想行為與自由的帽子。
古代是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天子見宰相坐命賜茶，到宋朝逐漸廢除，宰相見天子要站立略彙報，到了清朝就更慘了，不得不下跪了。
清朝大興文字獄，皇帝總共發起了一百多起文字獄。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關懷，以及對人權對人性的思考都泯滅了，於是金石學、魚蟲學應運而生，傳統文化不再有生命的形體，被博物館化。
文字獄對思想的禁錮，由歷史上的相關資料顯示，中國的發明急劇減少。使得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和世界的差距越來越大。
清朝在政府過程中的大規模屠殺的史料，也被精心掩蓋起來。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燬了對大清不利的書籍統計為1.36萬卷，焚書15萬冊，比秦始皇當年的焚書坑儒厲害多了。
中國古代歷史，崇尚士的精神，廟堂之上的士大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清軍入關後血腥屠殺，文字獄的鉗制，讓血性有才華的漢民族精英大多消亡了。
朝廷裡的大臣不僅身體在皇上面前下跪，精神和靈魂也都跪下了。
魯迅說：“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軍事學家蔣百里說，“我所認識的那些舉人秀才化成灰了也都是當奴才的料。”此後，中國人就很難站起來了……
中國的百年近代史，經歷了相信古典，打碎古典，重建新古典之路。以前國人對古代摩拜，後來的五四和文革打碎了古代的一切。
古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之說。四維可歸結為國家興旺的最主要因素。決定一國曆史興衰的，有兩個根本因素，一是政治制度，二是民族基因。
中國人今後能否找回"士的精神"，還是要看制度和基因是否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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