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日前新迎來一位副主任。值得關注的是，他並非中國內地官員，而是來自香港。
據中國國家禁毒辦消息，4月1日，中國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王小洪會見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新任副主任曾偉雄。
公開簡歷顯示，曾偉雄出生於1958年5月，1978年加入香港警隊，2011年1月至2015年5月任香港警務處長，是香港迴歸以來任期最長的警務處長。
有分析人士認為，以往香港警務處處長退休，大多隻獲委任全國政協委員，如今曾偉雄獲委任的不但是實職崗位，職級也比政協委員稍高，相信此舉是想向外界釋放信號，只要香港官員的工作獲中共中央層面認同，便可在大陸繼續其仕途。
曾臥底販毒集團
據媒體報道，曾偉雄對禁毒工作非常熟悉。上世紀80年代，他服務於毒品調查科，被挑選作為臥底打入販毒集團內部。任警務處長期間，曾偉雄推動多項改革，香港治安狀況持續改善，2014年犯罪案件數量創下回歸後新低。
但在2014年9月28日晚，“佔中”發起人在香港政府總部外宣佈運動開始，隨後數以萬計支持者佔據附近馬路要道，令交通癱瘓。
當晚深夜到翌日凌晨，警方在金鐘一帶施放了87枚催淚瓦斯驅散示威者，但未能成功，“佔中”運動最後持續了79天，還延伸至銅鑼灣和旺角。“佔中”期間，泛民方面指責曾偉雄對示威者態度強硬，一度把攻擊矛頭指向他。
官方報道顯示，王小洪在當天的會晤中，讚揚曾偉雄擔任香港警務處長期間，在打擊犯罪、保護香港民眾安全方面作出特殊貢獻，特別是在打擊有組織犯罪中顯示出了魄力和擔當。
2019年4月9日，非法“佔中”始作俑者戴耀廷等9人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全部罪成，各被告亦各有罪名成立。
王小洪會晤時還表示，當前國際毒品形勢仍然嚴峻，對世界安全穩定構成嚴重威脅，禁委會增補曾偉雄為副主任，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和警方厲行禁毒的決心。
報道引述曾偉雄的話說，他對擔任新職倍感榮幸，責任重大，將全力以赴，認真履職。
有分析稱，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增補禁毒經驗豐富的曾偉雄為副主任，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中國禁毒的決心。在此之前，美國曾指中國是其芬太尼類物質主要來源國。
事實上，就在王小洪會見曾偉雄當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了芬太尼類物質管制進展及下步工作情況發佈會。4月1日當天，中國國家禁毒委還聯合國家衛健委、國家藥監局，發佈了一條重磅消息：正式整類列管芬太尼類物質。
圖為中國禁毒宣傳第一車
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成立於1990年，負責研究確定禁毒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協調有關重大問題，統一領導全國的禁毒工作。目前，禁毒委主任由中國國務委員、公安部長趙克志兼任，副主任包括國務院副秘書長孟揚、公安部反恐專員劉躍進等。在增補曾偉雄之前，禁毒委已有7名副主任。
並非“北上”任職第一人
曾偉雄不是香港高級公務員“北上”任職的第一人。
之前，廣為輿論所知的有曾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的史美倫。她是當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欽點”的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外援”，於2001年應邀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資監管工作。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政府從香港聘請的首位副部級官員。
彼時她在香港證監會年薪540萬港幣，朱鎔基說香港給你多少我們就付你多少，不知道眼紅了多少幹部。不過史美倫很有風範，比其他幹部多出來的錢沒有裝進自己兜裡，而是成立了一個基金會，用在證監會幹部的培訓上了。
在證監會工作期間，史美倫分管上市和融資監管工作。她就任首年，中國證監會頒佈的有關證券監管的法規或條例就達51件，初步建立了中國國內的監管法規架構。2014年離任後，國務院評價她“為中國證券市場的規範發展作出了積極努力”。
更早之前，還有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1998年9月，梁定邦卸任香港證監會主席職位，半年以後應朱鎔基邀請，以“一元人民幣”象徵意義的年薪，成為中國證監會的首席顧問。他最為人熟悉的，是在任聯交所（港交所前身）理事及上市委員會期間成功創立“H股”，協助內地企業來港上市。
梁定邦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1998年參加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主持的一個會議後，他突然被留下，朱鎔基遊說他在退任香港證監會主席後，回內地幫手搞好金融市場。
“當時朱鎔基跟我說，‘薪金任我開’，任我開噢，我就開一元”。梁定邦說，“當時我沒有將回內地的決定告訴他人，及至同年9月，我便悄悄離任香港證監會主席。”
2000年，梁曾當選為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當時的評語稱其讓中國投資者耳目一新，“給中國股市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
縱觀梁定邦和史美倫的“北上”經歷，前者提出建立創業板、合併AB股、培養機構投資者、編制統一的全國股市指數等建設性意見；後者則通過推動強監管，促使中國證券市場向國際化、市場化、規範化道路行進。可以說，在中國金融市場的草創階段，此二人均有突出貢獻。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陳馮富珍。她是香港衛生署首位女署長，曾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在2017年6月卸任世衛組織總幹事後，接受聘任擔任中國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首席顧問，並在2018年被中國政府授予“改革先鋒”的稱號。
中間發表講話的女士為陳馮富珍
擔任香港衛生署署長的9年間，陳馮富珍遭遇了1997年爆發的首例人患H5N1型禽流感，併成功戰勝了2003年在香港突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
不過，這些案例和曾偉雄的任免有所不同。他們多是“應聘”某些實職崗位，或作為政府首席顧問擔任虛職，選人的領域也主要集中在金融、醫療衛生領域，但並不是用“任命”或“調任”的方式選拔一線治理官員。
至於歷任香港特首往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處任職，應歸於中央政府的禮遇，不在討論之列。
拓展陸港人事交流
既然曾偉雄的“北上”並非開創性的，為何外界又格外關注？
有陸港觀察人士評論認為，一個顯著的事實是，相較於梁定邦等人的顧問型角色，曾偉雄禁毒委副主任的身份明顯更具有實務特色，並且不再侷限於金融或醫藥等專業領域，港人任職的邊界已經延展至公安領域。
進一步說，如果將梁定邦和史美倫“北上”證監會視為內地對香港先進經驗的“取法”，而今曾偉雄履新禁毒委的關鍵詞則已變成“交流”和“融合”，而後者正是強化陸港交流的題中之義。
該觀察人士表示，香港在金融、醫療衛生領域，無論是官員經驗，還是與世界接軌的程度，過去相比大陸，優勢較大。在中國改革開放，急需學習世界經驗的年代，其價值就得以凸顯。這也是香港人參與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時代縮影。
但因為制度和選拔方式的不同，以及社會大眾心理的落差，除了金融、衛生這些十分專業的領域，在更廣泛的社會治理領域，大陸和香港之間還存在明顯的“升遷牆”。也就是說，目前的陸港融合，更多侷限於區域政策（大灣區）、金融（滬港通）等領域，而非人事的雙向溝通，這顯然是不夠的。
前述觀察人士指，這次人事任用可能透露出北京的幾個考量，一者如前所指，通過任用香港警隊高官參與內地禁毒事務，將陸港交流的領域拓展至公安層面，使兩地互動在更廣泛層面得到強化；再則藉由副部級的高配職務，顯示中央對曾偉雄本人的器重及對其過去警務處工作的欣賞，更加傳遞出對香港經驗的重視和對港人的信任；此外，這還意味著北京在探索陸港人事互動的範圍和可操作性，為日後的深度融合鋪路。
而隨著曾偉雄的“北上”，未來陸港兩地人事調任的那道“牆”，也許會被打破。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鳳凰週刊】創作，獨家發佈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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