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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似乎是刑罰中相對寬大的一種。你想啊，如果被一刀砍了，或者一槍被斃掉，那後面什麼故事都沒了。
整個19世紀，沙皇向西伯利亞流放了72.63萬人；斯大林時期，流放人口達幾百萬人。密捕，鐐銬，愛情，眼淚，異族風情，奇緣奇遇。風雪旅途上，故事多得不要不要的。
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有上中下三冊，總共1854頁。原以為讀起來艱難，誰知才讀到上冊，就被捲入巨大的激情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監獄與流放”。
赫爾岑是1834年被流放的，當時他22歲。罪名是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反對沙皇。
赫老師的父親是知名貴族，見過拿破崙和沙皇。因此，他流放的待遇相當優越。流放目的地，在中途換了兩個地方，每到一處都在辦公廳當文書。
西伯利亞流放，按懲罰方式分為依法流放和行政流放。按懲罰程度又分為苦役流放和移居流放。要知道，服苦役的犯人，一路是要戴著鐐銬的。有的重犯，白天戴著鎖鏈一路推著獨輪車，晚上就鎖在車輪上。還有的重犯，上路前就被砍掉手指，或者割掉鼻中隔。也就是說，一旦啟程，他們就是殘疾人。
相比而言，赫爾岑能夠坐著馬車，一路保持憤怒，一路寫東西，也算是很奢侈了。要不是這種“奢侈”，後人就沒法看清那個年代。
《沙皇》劇照
實際上，在那個年頭，普通人幾乎全明白，流放罪是個什麼玩意兒。赫爾岑在書裡寫道：
到了西伯利亞邊境，“流放犯”一詞消失了，換了“不幸者”的名稱。在俄國人民眼中，法庭的判決無損於一個人的聲譽。從彼爾姆省到託博爾斯克，一路上都有農民把克瓦斯、牛奶、麵包放在小窗口，萬一“不幸者”從西伯利亞秘密逃亡，隨時可以取食。
赫老師記述說，有個老醫生每星期都到羈押站，去探望即將出發的犯人。這個老頭兒，憑著監獄醫生的身份，為他們檢查身體，每次都帶上一筐品種豐富的食品。比如核桃啊，餅乾啊，橙子啊，蘋果啊什麼的，分給女犯人。有些貴族太太，也去施捨，看到老頭兒那五花八門的食品，就說這是“縱容女罪犯的愚蠢行為”。
但這個老頭兒回答：“親愛的太太，您該明白，一塊麵包、一個銅板是人人都會給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們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沒有人會給她們”“我要把她們今後很難得到的歡樂帶給她們。”
俄羅斯的流放制度，是從16世紀末開始的，一直到斯大林時期，有近400年的歷史。老百姓對流放者的同情，也是有傳統的。
蘇聯詩人曼德施塔姆遭到流放後，他夫人寫了一本回憶錄，也記述了這類故事。
1938年．距離莫斯科100多公里遠，有個紡織工人村鎮，夜裡總有流放者的悶罐車經過。有一次，有個女工舉起一塊巧克力，扔進了悶罐車廂的鐵窗裡。這塊巧克力，本是要留給女兒吃的。要知道，在貧窮工人家庭，巧克力是個稀罕東西。士兵用槍托驅趕她，可是她一整天都感到很開心，因為她覺得畢竟做了點什麼。
曼德施塔姆夫人就此說：“後代中是否有人能夠明白，在1938年那悶人的流放車廂裡，這塊包裝紙上繪有一幅兒童畫的巧克力意味著什麼？”百年流逝，但詩人太太與那老頭兒的感嘆，仍舊相同。流放改變了人的境遇，但無法改變人心。
按照沙皇的流放制度，路上每隔25-45俄裡設一個羈押站。每站都有押解隊，由一名隊長，兩三名至40名憲兵組成，負責把流放犯押解到下一個羈押站。這麼看，沙皇當年搞流放，還是動用了不少兵源的。
赫爾岑因為是坐馬車的知識分子，一路頗受尊重。有一次在羈押站裡，有個路過這裡的老軍官，請他去喝茶。
赫老師好奇地問：“您要上哪兒，押送什麼人？”
軍官回道：“別問啦，一問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種事只有上面知道，我們的責任是執行命令，不是負責，可是良心上不好過。”
原來他負責押送一群猶太兒童，他是在半路接手的。轉交孩子的上個軍官說，這些兒童已有三分之一死在路上了。老軍官嘆氣說：“看來沒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沙皇》劇照
赫老師震驚地問，是得了流行病嗎？
老軍官說，才不是什麼流行病，他們只是像蒼蠅一般死了。這些小鬼虛弱得像剝了皮的貓，一天走10來個鐘頭爛泥路，吃的又是乾糧，一遇傷風感冒，馬上倒在地上死了。
兩人說著話，孩子們就集合了。赫爾岑看著這些八九歲至十二三歲的娃娃，排成整齊的隊列，心中駭然陰森。他握住軍官的手，說了一句“要保護他們”，便逃回了馬車。他就快哭出來，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當時的西伯利亞，被稱為“枷鎖與死亡的家鄉”。據學者僅對某一個路程的研究，就統計出，流放犯的死亡率高達12%—15%，兒童的死亡率更高達70%。
沙皇對這些人的種種磨難，以及流放者的悲劇性結局，讓見者心生同情，也一路上敲打著執行者的良心。西伯利亞監獄的一個主管甚至說，我近況良好，收入不菲，“但是如果能夠消滅流放，明天我將會高興的放棄我的一切。它危害西伯利亞，危害人民……”
有一個青年軍官告訴赫爾岑，1831年他接到任務，去逮捕一個潛伏在附近的波蘭起義者的關係人。根據收到的情報，他率隊把房子團團圍住。搜遍所有的房間，都空空如也。最後，他一個人走進頂樓，發現了一扇反鎖的小門。一腳踢開門後，一眼看見裡面站著一個婦人。
那婦人沒有做聲，只是指了指身邊的男人。那男人抱著一個小姑娘，這是一家三口。軍官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看出了這點，問他：“你忍心傷害他們嗎？”
軍管表示抱歉，談了什麼無條件服從，以及責任等等的廢話，然後問那女人：“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女人指著門外，高傲地說：“下去告訴他們，這兒一個人也沒有。”
那個軍官果然走下了樓。他對赫爾岑感嘆：“真的，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搞的，我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是我走下了頂樓……唉，女人！真有這種事情！”
在整個西伯利亞，每一個地方都有大量流放者。俄羅斯大地上的悲愴氣息，人民之間的廣博同情，首先是在受難者之間滋養出來的。
在一個叫“彼爾姆”的流放地，赫爾岑跟一個波蘭流放者結識。因為次日要離開，他前去告別，想留點什麼作紀念，就從襯衣上拽下一粒袖釦請他收下。
波蘭人握著紐扣說，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帶著它走進墳墓。然後，他又想了想，去箱子裡掏出一條小鐵鏈，拉下幾節送給了赫爾岑。他說：“這個鏈條很寶貴，它與我另一個時期的神聖回憶連接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給您，只能給您其中幾節。”。
次日清晨，赫老師臨走時，無意間抬頭望望街上，又看到了波蘭人。那人奔過來說：“啊，多謝上帝，我已經來回走了四次，就是跟你遠遠告別一下也好，可您總是不轉過臉來。”
赫爾岑熱淚盈眶。他後來寫道：“這溫柔的、女性般的關懷，深深打動了我。沒有這奇遇，我對彼爾姆就毫不留戀了。”
赫老師的這套書裡，頻頻出現良心這個詞。這大概也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傳統。《曼德斯塔姆回憶錄》的序言，就記述了一個小女孩對“什麼是良心”的回答：“良心？……這是一種讓人不高興的東西。”
良心是一個人內在的是非感。古希臘詩人米德南說過：“良心是每個凡人的上帝。”多數人在事不關己時，到處講良心，換個境遇就未必了。赫爾岑難得的是，無論是條件優渥，還是身處泥濘，點點滴滴反映自己的內心衝突，時時處處流露出對自己的反省。《往事與隨想》的偉大正在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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