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三劍客

對於一個朝代來說，98年確實不長，大凡身體健碩的老壽星也基本上能活到98歲，有的甚至能活到100歲的期頤之年，而短暫的98年王朝壽命只能抵得上自然人的年齡極限，不得不說這樣的王朝也確實夠短命的。

但就是這樣短命的元王朝，上承兩宋，下續朱明，如果以時間長短來考量的話，似乎宋朝和明朝中間隔著的98年元王朝恍若隔世，但為什麼在歷史上給人的感覺宋明兩朝好像歷經了滄海桑田的那般漫長呢？

兩宋時間跨度加起來有319年，而明朝有276年，倘若以古代大一統時期的漢唐作為參照，這兩個王朝的壽命值也不算少的，98年的元朝相對於兩宋和大明簡直就是白駒過隙的一瞬間。

元朝享國祚短暫但卻留給了後人跨越了異類時空的感覺，彷彿有南柯一夢的感觸，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文化斷層的衝突和文明風向的逆轉。

所謂“文化斷層”並不是網絡上宣揚的那句“崖山之後無中國”的段子，當然“崖山之後無中國”客觀上也道出了蒙元滅宋對中原文明殘暴的衝擊力度影響深遠，但將南宋的滅亡歸結於中華文明的終結，顯然是不科學的。

如果要給出一個恰當的定義，我認為蒙元入主中原，特別是滅亡南宋後，中華文化出現了極為嚴重的斷層，尤其是以漢族為承載主體的儒家士人文化在蒙元入侵後遭到了慘烈的破壞，這種文化的撕裂具體表現在政治上原本極為開明的生態鏈，轉入元朝後逐漸變得野蠻專制，譬如，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自建國伊始便立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宋朝皇帝無論昏聵到什麼底部，底下大臣可以直言進諫，皇帝也只能坐等大臣們挨個痛批了個遍，也不能舉起屠刀一殺了事，而這事要擱在元朝估計有十個腦袋都不夠砍的，除此之外，元朝在短暫的98年時間裡內訌不斷、政變不止，也就是在這短短的98年中，居然出現了11位皇帝，而政治生態的嚴重破壞勢必波及精神文化的諸多層面。

經濟上蒙古人的入侵打斷了南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態勢，原本欣欣向榮的資本主義萌芽方興未艾，而伴隨著蒙元的南下，宋帝國滅亡，失去宋王朝庇護的資本主義萌芽很快在蒙古人的摧殘下被扼殺於醞釀階段，蒙古人統一中原後，實施等級森嚴的經濟發展制度，例如，元朝年間，蒙古統治者為穩定社會秩序，防止漢人造反實施了嚴格的農戶、商戶、兵戶等世役政策，簡單來說，倘若你出生在元朝的兵戶家庭，那麼，你祖祖輩是當兵的，你也得當兵，直到持續到你子孫世代，而你出身在農戶，你祖輩是種田務農的，你和你的子孫也得世代務農，不同的世役戶之間不可以申請改行。

不僅如此，元代在各個路口關卡都設置有檢查站，你想到外地去做個小買賣，你得拿到衙門裡的“路引”，也就是今天的出入境許可證，但凡沒有“路引”的就會被視為逃犯，由關卡守軍抓走充軍或流放三千里。這種按部就班、經濟體制極為僵化的治國模式迥異於宋朝開明的經濟政策，宋朝的資本主義萌芽在蒙古人的這種逆潮流的舉動下被悉數扼殺。

而民族政策上宋朝與元朝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元朝將人分為四個等級，最高等級是蒙古人，次等級的是色目人，其次是漢人（契丹化的漢人），再次是南人（正統漢人），真正的漢族人在元朝等級排序里居於末位，蒙古人殺掉漢人也充其量只是賠償一頭驢，而倘若漢人殺掉蒙古人就必須得抵命了。

漢人王朝雖然很早也有“華夷之辨”，也講求“華夷有別”，但漢人王朝從沒有因為對方是異族人而採取將人分等級的民族歧視性政策，無論是強盛的漢朝，還是磅礴大氣的唐朝，中原漢族王朝對待各族始終一視同仁，凡是少數民族聚集區域，中原漢族王朝皆會設置羈縻州，以少數民族自治的方式來進行管理，即便是強大的漢唐帝國對於人事任用的問題，中央王朝始終秉持只要你有才能，無論你是哪個民族都可以入朝為官，因此，中原漢族王朝內部除了漢人做官也有不少異族人士入仕於朝廷，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當屬漢武帝臨終駕崩前，屬意匈奴族的金日磾做首席輔命大臣，而唐帝國中少數民族充任唐朝官職的更是不勝枚舉，宋朝雖然作為偏安南方一隅的王朝，但其事關民族方面始終承襲了歷代中原漢族王朝的規矩，而元朝卻悖逆歷史發展規律，因此，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對南宋文化潮流的逆轉。

拋開政治和經濟等層面的逆舉，元朝在入主中原後時刻採取提防的心態來對待漢文化，因此元朝統治者規定蒙漢之間不得通婚，看過《倚天屠龍記》的讀者們，我還是勸你死了這條心，早點洗洗睡吧！因為張無忌不可能迎娶蒙古族女子，更別談抱得蒙古上層人物汝陽王的千金趙敏了。

而在元朝你要做想在官場上平步青雲，最低的限度就是必須得精通蒙古語，因為，元朝皇帝的漢語基本上說的那是慘不忍睹，作為君臨天下的帝王，他們也不大可能用憋足的漢語與你交流，故此，精通蒙古語成為了仕途順達的關鍵敲門磚。

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元朝98年的統治時間裡，漢人逐漸拋棄了峨冠博帶的正統漢服，轉而向蒙古人的毛革服飾靠攏，蒙式漢語也在民間氾濫成災、大行其道。

可以說，蒙古人入主中原取代南宋後，中華文明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發生了深刻的斷層，雖然僅僅只有98年的斷層時間，不過，這種斷層卻是致命性的，後來朱元璋創立明朝後以行政強制命令花費了巨大的代價才撥亂反正，但明朝也殘留了大量的元朝遺毒，可以說蒙元的入侵於宋於明都是一場巨大的浩劫，這種浩劫既是文化斷層的衝突，也是文明風向的不可逆轉。

其次，時空的錯代感加劇了“恍如隔世”印象。

我們都知道宋朝和明朝都是漢人建立的王朝，而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兩個漢族王朝中間夾雜著一個短命的異族王朝，因此，無論是從地域角度來審視，還是從文化價值方面來考量，抑或從政權的民族主體來分析，元王朝明顯有別於宋明兩朝。

倘若將明朝置於清朝之後，你會發現從宋到明，期間的跨度長達300多年，這就不會給人帶來認知上的時空錯代感了，而關鍵是元朝卻恰好夾在宋朝和明朝中間，這樣留給後世的感覺就猶如仲夏的某天氣溫驟降，次日又立刻回溫，造成人們氣溫落差極大的感知。

因此，時空的錯代感也加劇了後人的認知感觸。

最後，民族感情加劇了這種刻板的印象。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體，其它55個少數民族共同構成的民族共同體，而根據相關資料統計，2017年以前的漢族佔據了大陸民族總人口的90.56%，其它民族加起來也僅僅只佔到了9.44%。

漢族人口基數如此龐大，兩宋和明朝卻有恰好是漢族人建立的王朝，因此在感情認同上，絕大多數漢族人自然對本民族的王朝抱有先天性的親近感，而對於蒙古人創立的元朝，由於是少數民族政權，漢族人士自然不會有過多的親近感情，畢竟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審視，蒙元統治者與當時的南宋是死敵，作為漢族人的大眾又怎麼會將當時的蒙古騎兵視作同類呢？故此，民族情感的寄託又加重了這層疏遠關係，留給了人們刻板的久遠印象。

當歷史的黃沙淹沒了一切，華夏民族的舞臺始終在各族你方唱罷我登場中角逐輪迴，中華文明走過了艱難困苦和燦爛輝煌的不同階段，但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始終秉持龍的傳人的堅強信念，炎黃子孫也在風霜雨雪中砥礪前行，只有萬眾一心，中華民族方能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歷史偵查處

98年真的很久啊，想想98年前，中國還是民國初期，整個國家還很動亂，和今天一比不也是差距很大嗎。

還有，考慮到古代人結婚生子比較早，一般15-17差不多連孩子都有了，那麼98年的時間至少也可以出來五代人了，五代人的話，想改變一個風俗或者習慣也是綽綽有餘了。

宋朝和明朝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政治面貌和社會面貌上。首先宋朝是一個極具人文風情的王朝，因為從仁宗開始，趙氏皇帝越來越軟弱，相應的就把國家權力更多的分散給了文官集團，而宋代學風昌盛，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二個百家爭鳴時代，儒學派別林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程朱理學，像大文豪歐陽修、范仲淹，包括王安石都有自己的學說派別。必須要知道的是，宋代包括宋代以前是不存在腐儒的，因為儒生們雖然敬重孔子，卻沒有對他奉若神明，相反，在宋代，批孔思想非常盛行，打擊對《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有著各式各樣的解釋。所以在這樣開放的學風下，宋代的政治得以多元化。

但是元朝取代宋朝之後，蒙元的統治者並不能理解儒學是一種哲學派別這種思想，只是單純的把它歸為一種宗教，而孔子就是這個宗教的神明，方便管控的理學成了儒學的唯一學派。這種舉措很成功的將儒學宗教化，雖然沒有中國人認為儒家是一種宗教，但是無腦式的拜孔確實是從元朝開始的。而在明代，這一改變被襲承了下去，所以一直到王陽明出現以前，整個大明王朝的學術氛圍是非常低迷的。

再者明初因為戰火剛剛結束，再加上明太祖的高壓政策，整個社會表現出來的景象遠沒有宋代那樣繁榮，也是一直到隆慶時期，明朝的民間商業迅速發展，再加上市井文化的膨脹式發展，明代的城市才開始重現宋代的繁榮。

同樣的，明初的政治氛圍非常緊張，文官們並沒有太大的話語權，朱元璋成功的把權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裡。大明王朝初期的政府，是一個繼承了大元的皇權至上並再上一層樓的高度獨裁政府，除了歸咎到朱元璋個人的原因以外，還和明初的政策制定者對於宋元制度之間差距的不清楚有關。如果仔細看看明初的政治，它是以唐製為框架，夾雜了很多宋代和元代的東西在裡面，因此和宋代的政治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同。

火器工坊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清朝之間只隔了37年，為什麼感覺這兩個時期就跟兩個世界一般？

哈哈，上面的話當然是開玩笑的咯。

看問題應該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

元之前的宋，是中國古典時代的最高峰，政治上名臣倍出，文化上豐富多彩，經濟上各行各業蓬勃發展，科技上也是古代中國的最高峰，當然，軍事上，哎，一言難盡。

而宋取得的這些成就，被元粗暴的打斷了。大元是建立在宋的屍骸上的。這不等同與簡單的改朝換代，一朝別另外一個朝代所取代那麼簡單，是真的踩著一個國家的屍體建立的。

宋亡以後，多少能工巧匠，文人異士遠走海外，他們帶走了很多三百年以來積攢下來地位寶貴知識，而沒有走的，大多是走不了的，或者屈服在蒙元之下，希望能獲得機會的人。

元是不太重視中原文化的，對於這些看起來不能吃不能用的東西，他們寧願多開幾個牧場，多放點羊，養些馬。

89年看起來不長，但其實也不短，畢竟幾乎已經過去三代人了，斷了三代的文化，如何又能完好無損的傳承下去呢？

很多寶貴的東西不是毀於戰火，就是消失匿跡，畢竟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不能把知識分享到網上傳承下來。

而且最重要的是，宋人那種勇於創新，文化自信的精神沒有了，漢人是第三等人，而南人卻是最低等的人，他們沒有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再怎麼努力也沒有什麼出頭之日，如此局面下，又有幾個人能夠激情四射地搞詩詞文化，搞發明創造的？大家已經麻木地活著，也只是活著而已。

消亡一個國家的文化屬性，其實也就是那麼幾代人的事情，幾代之後，國人已經記不清祖先是什麼樣子的了，你看清代明，不過一百年，漢人們誰又還記得自己原來是不留辮子的，而且在他們的意識中，人生來就應該留辮子的……

應該慶幸，蒙古人沒有什麼文化的概念，同時也對我們的文化沒有什麼興趣，如果他們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來個推廣蒙語蒙文，或許89年以後的大明，要矯正官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以上個人淺見，歡迎大家討論交流，如果喜歡我的文章，順手點個贊，關注也是極好的。

文話史

首先，不得不說，我的印象也是這樣的，我仔細思考了一下，大概是以下幾個原因。

一 宋朝和明朝主要敵人不同

宋朝時期的主要威脅依然是來自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這一威脅從秦漢時期就存在，延續了上千年。岳飛的詩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則將我們的思緒拉回到千年以前的秦漢時期，與勒石燕然、封狼居胥等歷史事件在歷史的天空上交相輝映。而到了明朝，主要對手變成了滿族，滿族日後又建立了清朝，所以很容易把明朝和清朝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我們一般也是把明朝和清朝統稱為明清時期。所以，這個中國歷史，基本上以元朝為分界點，元之前的宋朝往往與漢唐時代聯繫在一起，元朝以後則是明清時期，這就造成了兩個朝代相差很遠的感覺。

二 文學作品給我們造成的印象

我們常說，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在宋朝即宋朝以前，文學作品大都是詩詞賦等，這對我們現代人來說無疑是很難懂的。但是明清時期的的作品是以小說為主，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四大名著就出自於明清時期，此外，明朝還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說，裡面的描寫都很接地氣，我們現在的人讀起來也是毫無障礙。這樣就不自覺的把自己和明清的時間距離拉近了。

三 歷史事件給我們的直觀感覺

歷史，是由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如果脫離事件，那麼歷史只是單純的、沒有意義的時間而已。比如寒武紀、侏羅紀、白堊紀，這幾個時代彼此差著幾億年，但在我們直觀的印象中，有覺得哪個離我們近，哪個離我們遠嗎？沒有，因為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件，這些時代對我們來說都是久遠的不可想象。又比如，秦始皇和劉邦，其實只相差三歲，但給我們感覺是兩個時代的人，還有乾隆和華盛頓也是同一個時代的，但我們直觀感覺就是華盛頓要離我們更近。明朝時期，整個世界範圍內都在向近代轉變。一系列具有近代主義色彩的事件在明朝紛紛出現，比如大海航，資本主義萌芽，火槍火炮，傳教士等等，這些事件讓我們更加直觀的覺得明朝離我們很近。

四 明清歷史文獻的的繁多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修史的習慣，不僅官方修史，一些民間人士也會自發的修史。但是，宋朝以前，由於時間久遠，加上出版業沒有明清這麼發達，很多史料都已經散佚了，而到了明清時期，史料大都保存的比較好，通過這些史料，我們能更加清楚、細緻的知道那個時代的社會、人文心理以及一些事件細節，這樣就消除了對歷史的神秘感，無形中拉近了距離。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希望大家留言評論，一起交流！

一卷青史

宋明兩朝，天差地別。甚至可以說是：換了人間。

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宋明兩朝，戰略態勢從東西對決，轉為南北對決。

以宋朝為例，雖然兩宋地盤不大，但都是農耕文明的精華地區，加之沒有西域那樣的廣闊邊疆需要經營，中央財政的負擔較小，可以說非常的富足。但物質財富空前發達的宋王朝，在精神上卻陷入了迷茫，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戰略態勢的變化：

宋興前，中國的舊格局，沿著西安——洛陽這個軸線運轉。

宋滅後，中國的新格局，變成北京——南京這個軸線運轉。

北方強大的馬背民族，迫使宋朝全面防守。因為宋朝思維還停留在東西軸線上，所以在立國之初，沒能更堅決的拿下幽州。但是宋朝又急於總結唐朝滅亡的經驗，閹割了國家的尚武精神。如果宋朝能夠拿下幽州，再重文輕武，或許華夏文明的格局又不一樣。

華夏文明誕生以來，第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被宋朝的精英分子迎頭撞上,他們被徹底的撞暈了。終宋一朝，只有兩個字迷茫。

明朝建立時，南北對立局面徹底形成。明朝為了對北用兵，南方的財政就變得空前重要。於是南方獲得很大的發展，但是社會發展帶來的人口增加，國家的負擔變重，又暴露出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得明朝國力恢復的同時，國家的脆弱性也直線上升。

財政的“雞蛋”，都在農業一個籃子裡，國力越強，國家反而越脆弱。明朝就在小農經濟的短板中，逐漸陷入絕境。

二、戰略態勢的不同，導致宋明社會心態不同。

宋之後，因為長江流域的開發利用，再加上商業貿易前所未有地發達，使得華夏文明日益精確、富足。宋朝時期，戰略態勢雖有轉移，但不夠明朗。對於宋朝精英來說，最好的戰略就是：採取守勢，靜觀其變。

在西、北皆有戰事的情況下，宋朝安心經營東南，整個社會心態也從唐朝的外向，轉為守勢。至此宋朝只有守國之法，再無拓土之能。但也不能就此說宋朝弱，畢竟在軍事短板的情況下，宋能夠熬死遼、金，本就說明了宋朝的強悍實力。

有人說“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又有人說“明朝無明君，無名臣，無名將”；其實這兩點結合起來就是明朝：拼命三郎+窮。

朱元璋作為農民、和尚，一步一個腳印統一了國家。說好聽點叫腳踏實地，其實就是窮到只能拼命。而在無數次的拼命中，朱元璋順利統一了國家，而老朱家也學習祖先“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最終崇禎拼命失敗，身死國消。

而明朝除了只會拼命外，還有窮。明朝之窮，窮在心態，窮在國本。

在沒有國際貿易的時代，強調農業是無奈之法。但是有了宋朝國際貿易先例，明朝依舊選擇農業。歸根到底是老朱家完全的底層出生，對貿易天生不信任。漢高祖雖然也是平民出身，但是外戚屬於富豪階層，所以對商業並無太多排斥。

即使明朝中後期的商業發展，也是政府引導下的買辦集團。目的不在於提升社會流通，而在於官僚們斂聚財富。當大航海時代的銀元從菲律賓進入中國時，這種畸形的體制尚能持續，可一旦銀元出了問題，被養貪的官員，就轉而剝削農民。

以小農經濟為立國根本的明朝太過脆弱，哪裡經得起官僚階層的剝削呢？

三、戰略態勢變化，導致社會心態改變，最終導致宋明集權政策畸形

宋朝：讓宰相站著。

明朝：宰相是誰？

後記：

跌跌撞撞迷迷糊糊間，華夏走到了現在。

（圖片源於網絡。）

紫禁的sphere

　　確實，宋朝的開放與明朝的封閉，宋朝的繁華與明朝的凋敝對比十分鮮明。不過，造成這一切的並非元朝，而是朱元璋。

　　作為推翻異族統治的漢族皇帝，朱元璋在如今的網絡上頗有市場。不過，在我們承認朱元璋功績的同時，也要看到他執政期間指定政策，對中國政治的重大影響。

　　這個影響有好有壞，有進步有退步，總之來說，倒退居多！

　　朱元璋制定的哪些政策，堪稱歷史的倒退？

　　其一、罷黜丞相，加強集權，使得皇權獨大，宋朝創立的“君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良好氛圍一斬而斷。

　　朱元璋繼位之後濫殺功臣，以至於“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以恐怖手段統御天下，堪稱空前絕後。

　　廢除宰相之後有諸多不便，於是在明成祖時期又開始設立內閣，輔佐政務。內閣只是皇帝秘書，因此，太監掌權成為必然。宦官專政成為明朝政治腐敗的一大毒瘤。

　　其二、一改唐宋開放之封，使得中國再度成為保守封閉的社會。

　　宋朝時期，百姓戶籍管理頗為開放，因此外出經商、遊學者比比皆是。宋朝還有不少鼓勵經商的優惠政策，對於外來戶也有減免稅收的種種扶持。

　　因此宋朝經濟發達，遙遙領先於世界，即便是在南宋偏居一隅，一年收入也在一億兩白銀以上。可是明朝，年收入常在七百萬兩左右，比之宋朝差距實在太大。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朱元璋是流寇出身，登基之後對於流寇防範甚嚴。他將天下百姓分為民籍、軍籍、匠籍等，代代不能變更。真正是老鼠的兒子該打洞，工匠的兒子只能做工匠。

　　所有百姓禁制離開戶籍所在地，一旦發現官服立刻抓捕。由此一來，開放的唐宋元，沒過幾年就恢復成了小農經濟時代。國家收入基本全靠種田，總收入還能高得了嗎？

　　其三、思想的禁錮。

　　比起戶籍的禁錮來說，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加強了思想的禁錮。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下令科舉考試只准考察《四書五經》。

　　唐朝科舉詩詞歌賦無不考察，宋朝考察策論，也還有獨立的書畫算學等等科目。到了明朝，大家只准死讀書，讀死書，就連寫的文字都不準自由發揮，必須字字都有出處，還美其名曰，待聖人立言。

　　中國為何會在明清沒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思想受禁錮，思想太保守。朱元璋就是始作俑者。南宋朱熹的理學在宋朝只是作為學術研究，在明朝卻成為官方道統，對百姓，對儒生，對婦女的種種束縛越越來多，中國社會幾乎沒有了活力。

　　如果說，朱元璋繼位後能夠延續唐宋元時代的開放政策，繼續發展海外貿易，與外國交流，中國就不會錯過15世紀、16世紀的全球化運動。那樣的話，或許中國就不會有最近百年的落魄。

葉之秋

因為元朝的改變。

元朝雖然僅僅存在了98年，但是它對於漢族文化的摧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然我們現在把元朝歸為我們古代史中的一環，但是實際上，漢族文化差點被滅絕。

近代史上日本侵佔東北，實行去漢化和奴化中國人，僅僅14年，還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差點摧毀了東北的很多傳統文化。元朝98年的高壓統治，經歷4代人的洗腦，很多文化都被修改了，很多傳統也都丟失了。

元朝統一中國之後，實行的是奴隸制，是宋朝封建制的退化，元朝大力實行農牧制度，長江以北大片的土地都被改造成牧場，農耕文明幾乎被摧毀，即使是反抗不斷的南方，也深受其害，大量宋朝時期興修的水利運河等等，都被元朝否定。

大宋奉行程朱理學，儒家獨尊，地位最高的是士族，讀書人的地位遠高於武夫。而元朝倒置，讀書人收到迫害，極力用兵。導致朝廷和民眾的暴力心理都極大的擴張，等到南方爆發大規模反元活動的時候，真的是華夏文明危在旦夕了。

等到朱元璋建立大明，還是有很多習慣延續了下來，讀書人的地位不再，一直到大明後期，才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看宋和明兩朝，確實不像只隔了百年的一脈相承的文化。

就像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再到倚天屠龍記的感覺一樣。

張君寶生於大宋，長於大元，成名於大明。一生歷經三朝。之前就見過人爭論張三丰到底是哪個朝代的，差點打起來。

裝就不用修

黨爭，是古代政治中的一個常見現象，歷朝歷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孔子有云：“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歷史告訴我們，黨爭並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會黨爭。在這一點上，宋代和明代給了我們兩種截然不同的“示範”。

宋朝：“廢法不廢人”

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公元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90年，此時已經歷過對遼化和西夏數次戰爭的北宋，國力消耗嚴重；而且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此時，名臣范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制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佈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圖1 范仲淹（989年－1052年）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面。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御史臺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御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范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范仲淹和御史臺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范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佔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御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覆，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鑑》；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

圖3 司馬光（1019年－1086年）

明朝：“身與名俱滅”

有明一代，“黨爭”可以說貫穿始終。

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圍繞其中的核心人物、韓國公李善長，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如同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因其為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干功臣中並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封功臣時其只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圖4 胡惟庸（？—1380年）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還沒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徵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由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藉故革掉了劉的俸祿。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藉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是，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

到明代中期的嘉靖、萬曆二朝，“黨爭”正式登場。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汙，“清流”官員藉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閒著，他利用權勢，先後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仇鸞。在嚴嵩掌權的二十餘年裡，“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後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但都未能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圖5 嚴嵩（1480年－1567年）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曆皇帝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順從萬曆的想法，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上書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黨”。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20餘年之久。

明熹宗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稱之為“閹黨”。因魏忠賢得熹宗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御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餘東林黨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佈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覆滅。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幾乎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圖6 魏忠賢（1568年－1627年）

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麼

這就要說到兩朝的立國之本了。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及其寬容，只要不是罪大惡極，並不會被施以刑罰。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遠離朝政。這點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而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自己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牽連被殺的官員達四萬餘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圖7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其次是長江流域的開發。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范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陝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到明代，長江中下游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自此，“金榜題名”者幾乎無一例外來自於這個區域：如歷任首輔的嚴嵩（江西新餘人）、徐階（今上海松江人）、張居正（湖北荊州人），其中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更是集中於蘇錫常地區。這使得他們在文化觀念上更容易相互認可，進而抱團結黨，共同進退。

歷史大學堂

歷史上兩個朝代的中間間隔不長，但是感覺相隔很遠的還有很多。比如戰國與漢朝相隔僅20年，唐朝與北宋相隔僅54年，在感觀上卻無法把他們與同一個時代聯繫在一起。

宋朝的滅亡與明朝的建立，中間其實只有90年，不到97年。而明朝建立前，南方實際上已經脫離於元朝控制了，所以，元朝對宋明兩朝的隔離，實際上連90年都不到。

90年左右的時間，在歷史上不過是一瞬，但是對於那些身處歷史大變革背景之下的朝代而言，不要說90年，就是十年二十年，也是非常長久的時間了，足以改變一箇舊王朝的原有風貌。

明朝建立以後，雖然延續了中華正統，恢復了被元朝割裂的眾多華夏風貌。但是，由於明朝直接得國於元朝，很多方面還是受元朝影響更大，而與宋朝的差異已經非常明顯。

最典型的就是在對王朝的管理方面，始於元朝的行省制，以及在加強中央集權方面，明朝還是摒棄了兩宋的做法，而照搬了元朝的經驗。在文化界和商業方面，宋朝的時候都是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而明朝由於皇權的加強，對文人的禁錮與監視加強了宋朝文人的清高與閒適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由於明朝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明朝尤其重視農桑，而重農桑導致的間接結果，就是抑制了商業的發展。這一系列情況，都使明朝與宋朝在各領域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狀態，因而看上去差異巨大。

不過，隨著明朝統治的持續，到了明朝中後期的時候，明朝的整體局面其實又非常接近宋朝了。到了明朝晚期的時候，明朝直觀上的情況和南宋的時候已經沒有多大的不同。

蘇綻

98年對於朝代來說不算太久

98年對於人來說，也許是一輩子，子孫已延續四代

宋朝和明朝雖然中間只隔了98年，但中間經過了一個朝代的洗禮，元朝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不但不接受漢化，而且非常排斥漢文化，對漢人嚴重的打壓，人分四等，漢人為最下等的那類，四等人的待遇完全不同，例如：漢人打死蒙古人雖要償命，蒙古人打死漢人只雖受罰即可，當時社會的職業等級分別為：官、吏、僧、道、醫、工、獵、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還不如娼妓，文化越高，反倒沒什麼用，在當時說什麼都是空話，沒多大用途，人家根據不答理你，你就自己折騰吧，元代這些法律，制度對漢人是很不公平的。

98年說長也不長說短也不短，就拿現在的生活水平來說，又要多少人能活98歲，而且古代，生活條件惡劣、醫療水平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一點小病就有可能要了你的小命，一般能活到60歲就很不容易了，98年在古代可能意味著要經歷兩代人的喪禮，四代人的香火傳承，經過四代人的思想洗禮，文化差異以完全不同，誰又記得誰?

就好比現在的中國，從清朝到新中國成立，也就是那麼幾十年的事，國人以記不清楚清朝祖先是什麼樣子，這就是明顯的文化差異，常用的東西不以為奇，但如果你換個方向、方法，就不一樣了，也許時間不算什麼，但如果加文化的差異，則完全不一同，天壤之別，日新月異，看上去相差的距離就很遙遠了。

我們應該慶幸的是生在新中國，而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帶你看不一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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