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尚樹先生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力作《宋代的學校——祭祀空間的改觀與地域意識》（『宋代の學校——祭祀空間の変容と地域意識』）於2018年11月由山川出版社出版。該書超越了教育史的範疇，綜合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點，對宋代的學校進行了歷史的考察。
在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的當下，人人都對現代教育體系中的“學校”有著切身的體會。而此處的“學校”卻是明治維新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後，對新式的教學場所的稱呼——中文又直接引入了這個名詞，使得上至先秦沿用至今的“學校”在含義上悄然為之一變。對於這種現象，身處革新期的先輩學人宮崎市定有著高遠而敏銳的覺察。他將科舉制度與學校的關係作為著眼點，指出中國前近代的學校實質是科舉制度的產物，是為從屬於科舉的選拔機構，而非現在一般理解的教育機構。換言之，前近代的學校整體服務於文官政治體系，因此在兩者的接點處存在大量有意義的課題。作者致力於這一系列課題的研究，積十五年之功，“竭澤而漁”地蒐集史料，將創見置於堅實的地基之上。
就中國教育機關自身發展的歷史來看，在宋代，科舉制度的貫徹使得新興知識階層人數增長、全新的教育思想快速滲透、兼之興學政策的加持，這都使得地方上的學校，不論是官立或者私立，其數量都增長極快。學校問題是宋代各級權力者都重視的課題，與穩固的統治直接相關，通過教化來貫徹統治思想、傳播價值觀，以期最終實現士人階層的政治理想。此外，唐代以來，雖然原則上學校和孔廟是並存的關係，但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廟學制度”由唐至清末一直存在，並向整個東亞鋪展和滲透。作為禮教空間，孔廟與學校一體性地普及，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在宋代，地方上的學校最初是以位於首都、接近中央的國學為模板設立的。隨著學校逐步成為區域社會中重要的場域，區域性的士人集團正是以學校為中心不斷產生，在原本的構想中與國學保持一致的典禮與祭祀也漸次改變。學校裡開始供奉一些與學校所在地緊密相關的先賢。雖然這種紀念都符合特定的儒家價值觀，但仍然應當注意到，各地所特有的歷史與傳統經由學校得以放大、甚至得以開創，對本地的士人來說變得觸手可及。由此，士人們的區域榮譽感得以激發、歸屬意識得以加強，區域觀念正是在這種場域得以生髮，其結果則是形成了區域性的士人階層。通過這部著作可以看出，從北宋到南宋，學校的區域機能也是一個逐步完善、走向成熟的過程。
北京孔廟中的孔子雕像
作為一部堪稱嚴謹的學術著作，本書在序章中整理了相對充實的先行論述，在歷史的背景下提出了問題，留待下文一一解決。第一章《北宋早期的廟學》闡述了北宋早期孔廟與官學之間的關係，從政策層面把握住了在地方上設置孔廟後，逐漸將其轉為官學的動向。孔廟與學校融為一體，成為“學宮”，正是這個過程。第二章《地方官學的興起與文翁傳說》著眼於一位生活在漢代的歷史人物文翁。因興辦地方官學的功績，他受到表彰和紀念，及至宋代他的聲望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作為建學有功的先人，文翁當然與成都府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唐代常袞的情況與此相類，他在治理福建時致力於興學，在當地享有崇高的聲望。從這些現象可以歸結出地方官學逐步紮根地方、染上地區特色的樣態。第三章《地方官的赴任典禮》研究地方官上任時謁廟典禮的開展狀況，特別關注北宋中後期到南宋早期之間的情況。這一時期，孔廟受到了格外的重視，而地方官赴學校視察也在這一時期走向經常化。與之相對，南宋中期以後，如前述文翁等聲望日隆，地方官赴任之際也會前往參拜，這種富有地區特徵的教育圖騰不斷增多。第四章《先賢祭祀的理論》以前述現象為基礎，分析了在學校中祭祀先賢的理論根源所在。所謂先賢，作為歷史人物，因對特定的地區所做出的卓越貢獻而被銘記和立祠供奉。作者從經學亦即儒家根本理論的層面入手，解讀在學校中奉祀先賢的意義，並尋求在儒家語境下對於現象的合理解釋。之後的第五章中，聚焦在地方上的先賢奉祀與其後人舉辦祖先祭祀合而為一的情況。這一現象產生的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與理論層面的支持，特別是魏了翁所做的理論工作給予了這種儀式充分而自洽的支持。第六《南宋末到明初的學校祭祀》對第五章的研究範圍作了縱向的擴展，涵蓋了更長的時代，凸顯了南宋時期學校祭祀對之後時代的影響。元代地方學校開始區別通祀的先賢與地方上的先賢，此處的“地方”有著鮮明的行政區劃印記，而明代劃分“鄉賢祠”與“名宦祠”的現象可視作一個結果。終章《學校與區域意識的改觀》對前述研究作了總結與昇華。學校作為典禮祭祀空間的方面得以強化，並在祭祀上體現了統一的中華與治下的各地區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經過調和後的共同發展。學校本身作為居於士人集團中心位置的公共場域，在引領地方輿論等方面發揮著很大作用。學校的普及帶動了各地區域意識的覺醒，先賢的事蹟常被重構，由此成為區域文化象徵。學校的變遷同樣顯示，唐宋之間形成的多種文化現象在南宋末期沉澱，最終成為後世不言而喻的思考路徑。
這部著作從典禮和祭祀等方面入手，深入地揭示了宋代的地方官學在區域社會中起到的作用。特別是當時的士人是基於怎樣的邏輯使得廟學的典禮與祭祀取得了正當的地位方面，作者基於經學——也就是儒家的基礎理論，展開詳盡的議論。宋代可以看作一個以儒家價值觀為底色、價值觀經由官方提倡漸次走向統一的時代，正是因此，區域意識的覺醒和區域間競爭心態的表露，這些彷彿與“統一”對立的思潮都可以看作“統一”政策的另一個產物。考慮到還有諸多學者認為宋朝可以看作區域意識的形成時期，本書對於宋代及後世的研究者而言將不乏啟迪意義。
梅村博士的這部著作吸收了近代以來科舉、宋代士大夫、區域和思想史領域的諸多研究成果，在他本人設定的視域之內堪稱堅實而自洽，無論是對史料的蒐羅、解讀和辨析，或是從理論的闡發、推導方面都是如此，足以成為跨時段的科舉、學校制度研究用基礎文獻。不過，這種重視社會史學的方法論也留下了一些可以商榷之處。州縣從級別上說位於中央集權制度終端，其意義並非只是中央的“傳聲筒”，而是負擔了與地方上交流的職責，這一層次的學校當然也當如是觀。而所謂中央的意志並非不可分割，同樣存在著多重政治勢力的彼此角力，君權和士大夫權力的博弈也常常以學校為背景展開——在首都的學校，南宋景定時期的學生運動就是一例。當然，君權與士大夫權力本非二元對立，而是一種密切糾纏的樣態；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也當如是看待。中央對於地方學校起到宏觀影響的方面還有很多。北宋早期基於天命觀的“神道設教”本是服務於政權爭奪正統的文化競爭，不會不對學校的典禮與祭祀產生一定的影響。而在南宋隨著半壁江山的淪陷，原本正統觀念又不得不全面放棄，朱子對於正統觀的改造客觀上提升了士大夫階層的地位，使得 “道統”獨立於“正統”以外存在的理論更為正當化。
如果說基於經文本身、源自儒家內部理論的敘述提供了學校樣態變化的可能性，那麼從文化競爭到正統觀的變革這些外在的條件，是否可看作是變革在宋代這個特定的時間段催化了學校產生變化的因素呢。比方說，作者在第三章《地方官的赴任典禮》提到了南宋初期赴學謁廟的制度化及其背景，制度化源自景定十四年高宗以詔書形式下達的意見；而這一制度化轉變為何在景定十四年這一特定時期發生，王瑞來曾在梅村的學術報告後提出過如下探討：第一，北宋中期以來的習俗是這一制度形成的基礎。第二，擁有政治安定的背景。紹興十四年，正值紹興和議之後，南宋王朝作為一個政權，已經得到強敵金朝的承認。和議所帶來的和平環境，讓南宋政府有餘力轉向內政，特別是強化對地方這一賴以生存的基礎的控制。紹興十四年詔書的提議者羅長源，在另一篇上奏中就提及了這一背景，是為“朝廷通好息民”。第三，政治意義的視點。和議簽訂，政治雖然安定了，但“天有二日”的國際關係，也衝擊著南宋王朝的正統地位。孔子是漢族的聖人，這種制度也是在廣泛意義上宣示正統。第四，時為秦檜專權的時代。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秦檜專權顯示了士大夫政治在中央的極致實現。而謁孔廟，則是在削弱軍閥勢力的過程中，士大夫政治全面再建的一環（以上參見王瑞來博客文章《到任何之？》，2010年9月2日發佈）。仍然希望這些話題能夠在今後的討論中得以推進，收穫有意義的結論。
無論如何，在與宋代學校關聯的研究中，本書對於“教育史”視點的超越始終存在著重大的意義，學校作為實體，在歷史上曾經產生過幾乎縱向貫穿整個中華文明時段、橫向波及整個東亞世界的影響。十分期待這部作品能夠早日譯介回國內，能在學界引起更大的重視和反響。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