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 作者：常甲辰。
核心提示：經過調查，我發現群眾對農會主席康某頗有意見。這個農會主席利用主持農會的權力，私受地主家屬的賄賂，與地主勾結，私下保證幫助地主過關。此人能說會道，很能矇蔽一些人。鑑於此，我建議工作組進一步調查康某平素的表現。這時其他同志也在訪問中發現有些村裡的農會內部成分不一，有的村裡的地主藉助宗派勢力，只分田給了少數農民，企圖分化瓦解貧僱農團體。這些情況讓我們感覺到了鬥爭的複雜。
王淦昌
王淦昌是我國當代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核科學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96年為了撰寫他的傳記，我曾多次深入地採訪過王淦昌老師。回首當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參加的土改工作。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之後，黨即在城鄉各界人民中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並吸收許多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參加或參觀土地改革。1950年10月，經嚴濟慈介紹，王淦昌加入了“九三學社”。1951年4月，作為“九三學社”的新成員和著名科學家，王淦昌被中國科學院指定參加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與他一起參加土改的還有胡愈之、嚴濟慈、陸志韋、鍾補裘、駱介子、朱洪元等科學家和學者。
提起當年這段“特殊”的經歷，他一直記得非常清楚，並作過詳細的日記：
“對參加土改，我的態度是真誠的”
“1951年5月，我們從北京到達重慶，在那裡進行了半個月的時事和政治學習。對參加土改，我的態度是真誠的。到了工作隊，我的身份就已不是一名科學家了，而是一名勤勤懇懇的工作隊隊員。6月初，我們來到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土改工作團川北分團的團長由胡愈之先生擔任。當時擔任川北地委第一書記、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熱情接待了我們。
“在南充期間，土改工作團在南充做了進一步的分工，我被分配到儀隴縣土門鄉參加土改。這個鄉的土改工作分隊長是一位叫康長征的同志。
“1951年6月9日，在我參加的土門鄉的第一次群眾大會上，我發現會開得並不熱烈，貧僱農觀望的人比較多。這與我聽到和在簡報上看到的情況大不一樣。這是為什麼呢？工作團的同志們商量以後，決定工作隊隊員要一家一家地親自找貧僱農談心，瞭解他們的要求，解除他們思想上對地主和村幹部的顧慮。我到幾位貧僱農的家中進行了訪問。
經過調查，我發現群眾對農會主席康某頗有意見。這個農會主席利用主持農會的權力，私受地主家屬的賄賂，與地主勾結，私下保證幫助地主過關。此人能說會道，很能矇蔽一些人。鑑於此，我建議工作組進一步調查康某平素的表現。這時其他同志也在訪問中發現有些村裡的農會內部成分不一，有的村裡的地主藉助宗派勢力，只分田給了少數農民，企圖分化瓦解貧僱農團體。這些情況讓我們感覺到了鬥爭的複雜。
“6月13日，我再次走訪了幾戶貧僱農。他們反映康某與他人合謀分取地主的水田，廉價購買地主的衣服，還與個別人相勾結，在群眾中作威作福。據此，我建議工作組將康某開除出農會。工作組在掌握相當證據之後，召開了群眾大會，由群眾當面與康某對證，揭發康某的醜行。最後，群眾一致同意開除康某的農會會員資格。至此，發動群眾的大門才算是真正打開了，工作組的威信也樹立起來了，為土改工作的順利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6月16日，川北行署秦仲方副主任到土門鄉聽取土改工作彙報時，對這一工作給予了肯定，並要求以後‘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建立與健全農會組織，樹立農會獨立精神，避免由工作組包辦代替’。
“6月20日，工作組和農會召開鬥爭地主的群眾大會。這一次，不僅到會的人數多，而且情緒熱烈。一些很頑固的地主，在群眾一樁樁血的控訴面前，漸漸低下了頭，承認了剝削行為。
“到農民家裡訪貧問苦，我很有積極性。這可以真正瞭解農民的處境，加強與他們的感情交流。有一天，我到鄉政府所在地看農民交公糧。當時的農民交公糧興高采烈，爭先恐後，全然沒有了以前的推託不交的情況。這讓我心裡很感慨，我覺得這就是農民翻身後的一種新氣象！當天下午，我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到距鄉政府約七公里的山村訪貧。那裡山勢險峻，道路崎嶇，行走很困難，走一段就要停下來歇一歇。
但我們還是訪問了一家又一家。仔細地詢問農民家裡的吃穿情況，並徵詢他們對工作組和農會委員們的看法，從中得到不少很有價值的信息。如一名自衛隊員經常橫行鄉里，並有欺詐行為。農會幹部後來通過開會決定將其開除出了自衛隊。在一戶姓袁的農民家中，我看到他家裡只有夠一個月吃的豌豆，無鹽無菜，被絮破爛不堪，甚至住的房子還是租來的，看到這種景況，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不搞土改，貧苦農民就別想過上好日子。那天由於訪問的農戶多，下午離開山村時天色已晚，結果還是靠老鄉們送我們回到住地。”
“劃分成份是一場激烈的鬥爭”
王淦昌先生說，土改工作的第二階段是劃分成份，這是一場激烈的鬥爭，政策性很強。要使工作順利開展，就必須發揮農會幹部的作用，淡化宗派觀念。
“一些地主常耍滑抵賴，為了做好工作，必須對他們進行深入的調查瞭解。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了一些奇特的現象：以前當保長的人用當地的話來描述，就是大多有‘抱兒子’現象。有的‘兒子’年齡甚至比‘父親’還要大！這個現象是我們這些讀書人聞所未聞的。經過分析，我們發現‘抱兒子’其實是一種可以不付工錢的長工。根據土改政策，家裡有主要勞動力，就不應被劃為地主成分。有了這個‘兒子’種地，保長們就可以說家裡有主要勞動力，不能將他劃為地主。至於那些‘兒子’的來源，則多數是貧僱農，解放前由於怕被拉去當兵，也願意為這些保長們做‘兒子’。針對這種情況，經過研究工作組和農會還是從實際出發，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仍劃‘保長’為‘地主’，而將那些‘兒子’劃為貧農。”
“親眼看到了封建勢力的種種罪惡”
“土改的第三階段是控訴、懲辦惡霸地主，沒收其五大財產(糧食、土地、房屋、耕畜、農具)。這個期間的所見所聞，對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親眼看到了封建勢力的種種罪惡。如，有一個地主李某系青紅幫，也是‘一貫道’的首領，曾任儀隴縣反共聯防司令。解放前，先後霸佔五戶農民土地215畝，血洗過農民盛某全家，不僅打死自己的妻子，還強姦過多名少女。
四川解放後，又在1950年回到土門鄉組織暗殺團，令其爪牙四處造謠，破壞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還有一個地主康某，解放前組織了一個反動團體，並自任團長，強姦農民的妻子及幼女多人，並逼死多條人命，使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在收繳財產時，我又親眼看到了地主的奸詐與狡猾。有的地主將家產放到鄰居家裡，工作組查問時，就讓鄰居講東西是自己家的。這叫做挖‘防空洞’，目的是逃避政府的經濟制裁；有的是叫窮，帶著自己家裡的人四處‘借糧’，欺騙群眾。在這個階段，我發現對‘頑固’地主，一般農民都用‘頑鬥’方法，不斷地開會鬥爭，但收效甚微。對此農民自己也很著急，一直拿不出有效的辦法。
他們來和我商量，我認為應在仔細調查地主經濟情況的基礎上，用事實批駁，給他們指出‘死路’與‘活路’，壓力與寬大同時顯示。只有這樣，才能分化地主，否則只能使地主們更頑固、更抱團兒，對開展工作是極為不利的。為了證明這個方法的效果，7月12日，我親自出面與惡霸地主李某的妻子羅某談話，指出唯有向政府坦白交待才是出路，對方在談話過程中一聲不吭，但聽完後，似有醒悟狀。後來，羅某在減退時，態度老老實實從不抵賴。當然在劃成分過程中情況也並不一致，例如對於農民鬥爭過的一個小地主，經我瞭解，得知他是很能勞動的，普通農民尚比不過他。像這樣的人在農村中也為數不少。為此，我專門向工作組做了彙報，認為應該處理得寬容一些。
“土改工作的第四個階段是查田評產，使貧苦農民公平合理地分得從地主階級手中沒收來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做好這項工作後，我們就基本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了。
“許多年後，我曾多次回憶起這段經歷，一直覺得受益匪淺。儘管我生於農村，幼年時也在農村生活了多年，但對於地主如何剝削農民、壓迫農民並不瞭解，因此參加土改，對我來說是人生的重要轉折，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使我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將農民組織起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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