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北碚，曾被稱為“東方的‘諾亞方舟’”，意在其收容、安置了許多流落後方的寶貴人才和重要物資。舟者，船也。
很湊巧，這“東方諾亞之舟”確曾與一支活躍在川江的船隊有關。重慶在抗戰中曾為中國的陪都，卻因為陸上和空中交通都不發達，大宗人員、物資的運輸，只能依賴經由長江三峽的水上通道。這個艱鉅而繁重的任務，便落到了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的盧作孚和他所締造的民生公司肩上。盧作孚對此早有準備。1930年，他率團去東北考察時就憬然於“日本人之處心積慮”，驚詫於“日本人的野心是何等可畏”，感嘆於“國人還懵懵然未可知，未謀所以應付之”，回來以後便加快了發展川江航運的步伐和北碚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
當時的川江航運正面臨列強爭雄、國輪凋敝的危機。去東北考察的前一年，劉湘政府任命盧作孚擔任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許多民營輪船經營者或因勢單力薄，或因不善經營，紛紛虧損或倒閉。盧作孚上任後採用行政手段，為民營航運事業的發展掃清外部障礙：一是廢除軍人坐船、打差不買票的慣例；二是促成外輪公司與華輪公司合作，維持合理運費；三是建立健全航政管理制度，開創了自《天津條約》喪失內河航權以來中國士兵檢查外輪的先例，制止了不法外輪公司走私逃稅。從東北考察回來，盧作孚辭去處長職務，採用“合併機構”、“收購船隻”、“代理經營”等經濟辦法，化零為整，統一和壯大了川江航業，也使民生公司擁有了足以應對抗戰需要的船隊和岸上設施，從而保障了這條戰時水上運輸大動脈的暢通。1937年11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隨從，搭乘民生公司的“民風”、“民政”、“民貴”等輪抵達重慶，開啟了重慶作為陪都的歷史。在1938年末那場被譽為“中國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中，有24艘輪船參與搶運了近9萬噸物資和3萬餘入川難民，其中就有22艘屬於民生公司。著名作家胡風恰在那時搭乘民生公司的船去重慶，事後撰文談到他的感受：“床上鋪著雪白的床單和枕頭，小桌上放了茶壺茶杯，井井有條，非常整潔，的確和別處的官艙不同”，“在這裡只要不出房門，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門旅行差不多”。
船到碼頭，需要避風港停靠；撤退到重慶的機關院校和學者文人需要地方安置。盧作孚親手創建的現代城鎮——北碚，向他們敞開了胸懷。北碚是重慶的郊區，它所在的嘉陵江三峽地區，過去是四縣交界、土匪出沒、民不聊生之地。1927年，四縣鄉紳聯名上書劉湘政府，要求請盧作孚出任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長。深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浸染的盧作孚上任後，決心將這個地方“佈置成為一個生產的區域，文化的區域，遊覽的區域”，“不僅要消滅土匪，而且要消滅產生土匪的土壤”。他發出的第一個文告就是集資建造溫泉公園的《募捐啟》。溫泉公園建成後，成為嘉陵江三峽的一顆明珠。在盧作孚的規劃設計和他的胞弟盧子英先生的主持實施之下，整個北碚市鎮很快也變成一個街道整齊、建築別緻、綠茵蔥蘢的“大公園”。針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盧作孚在加快北碚經濟建設的同時，更加重視北碚的文化建設。1930年9月他在北碚創辦了中國西部科學院，又相繼創辦了博物館、圖書館和中小學等。1933年他請來中國科學社在北碚召開年會，並多次邀請國內外的知名專家學者到北碚參觀訪問，借用他們的智慧，“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經濟、衛生各項事業，不上幾年，建設得應有盡有。”(黃炎培著《北碚之遊》，1936年冬)1936年春，峽防局升格為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
抗戰爆發後，北碚被劃為遷建區，先後安置了國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檢察署、行政法院、主計處統計局、財政部稅務署、經濟部日用品管理處、全國度量衡局、國防部最高委員會文卷管理處、軍政部兵工署駐北碚辦事處等政府機關；設立了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氣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工業實驗所，經濟部礦冶研究所、中央地質調查所，農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國地理研究所，軍政部陸軍制藥研究所等科研機構；迎來了復旦大學、江蘇醫學院、國術體育師範專科學校、歌劇學校、戲劇專科學校、電化教育專科學校、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勉仁書院、育才學校以及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等大專院校。在北碚落戶的還有教育部教科用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教育全書編纂處、國立編譯館、中國辭典館、國立禮樂館、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中國西部博物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中蘇文化雜誌社、《新華日報》發行站等各種文化教育機構。1940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辦事處也從重慶遷來北碚。一時間，北碚便有了“陪都中的陪都”之稱。關乎中華文化命脈的人才和文物史料，在此得到儘可能安全的保護和存續。1940年6月24號日本戰機第二次轟炸北碚，城內建築多處慘遭破壞。中央工業實驗所中彈燃燒，內有珍藏的清華大學絕版圖書。實驗區的工作人員聞訊趕來，奮力搶救，終於從火海中救出不少珍貴資料。
抗戰時期，許多名人，包括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國共兩黨要人蔣介石、宋美齡、林森、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鄧穎超、葉劍英等，都曾到北碚和溫泉公園遊覽或居住。到過此地的著名學者和文化人，更是舉不勝舉，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學術界、文化界所有代表人物。田漢先生1940年夏到北碚演講，與趙清閣等友人同遊溫泉公園縉雲山寺，似覺“唐代畫家嘉陵三百里畫卷重展眼簾”，即賦《登縉雲山贈趙清閣》詩。梁實秋先生將他在北碚的家稱為“雅舍”，在此居住的七年中，發表了一百多篇“雅舍小品”專欄文章。冰心曾撰文介紹：“‘雅舍’是吳景超夫婦和梁實秋合資買的一棟小房子。這棟簡陋的土屋蓋在重慶北碚的半山腰，上去要走七八十層土階。景超認為沒有門牌，郵遞不便。實秋建議在山下立一塊小木牌，用景超夫人業雅的名字，名曰‘雅舍’。”物質條件雖然簡陋清貧，但文友們在北碚相處卻融洽和諧、富有情趣。方令孺女士曾笑稱，梁實秋住的是“雅舍”，她住的是“俗舍”，“二舍遙遙相望。雅舍門前有梨花數株，開時行人稱羨。冰心女士比實秋為雞冠花，餘則擬其為梨花，以其淡泊風流有類孟東野。唯梨花命薄，而實秋實福人也。”冰心夫婦雖然不住在北碚，但也常常“搭上朋友的便車”，去北碚與老友歡聚，“雖在離亂之中，還能苦中作樂”。盧作孚也常常利用週日的閒暇，去北碚或溫泉與學術文化界的朋友吃飯、聊天，協助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困難，並共同探討大家感興趣的話題。
“苦中作樂”的學者、文人們，在北碚收穫了目不暇接的豐碩成果，蔚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道獨特的景觀。梁漱溟在這裡撰寫了《中國文化要義》；翦伯贊在這裡寫成了《中國史綱》第一二卷和《中國史論集》兩輯；楊憲益在這裡將《資治通鑑》和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翻譯成英文；老舍在這裡創作了長篇小說《火葬》《四世同堂》、話劇《張自忠》並與他人合寫了話劇《桃李春風》《王老虎》；路翎在這裡寫下了《飢餓的郭素娥》《財主底兒女們》《在鐵煉中》《蝸牛在荊棘上》；蕭紅在這裡創作有《曠野的呼喊》《朦朧的期待》及《回憶魯迅先生》並開始寫《呼蘭河傳》；夏衍在北溫泉創作了四幕話劇《水鄉吟》；趙清閣在北碚著有話劇《女傑》《生死戀》《瀟湘淑女》《此恨綿綿》；洪深在這裡創作的四幕話劇《包得行》，被譽為“抗戰以來可喜的豐收”；胡風在這裡繼續編輯出版《七月》半月刊，並形成了“七月”詩派；顧頡剛在北碚主持通俗讀物編刊社，編輯出版了157種宣傳抗戰的通俗讀物；曹禺在北碚主持演出了《清宮外史》《春寒》《日出》《家》《蛻變》；張瑞芳、金山、白楊、秦怡、陶金、項堃、王瑩、戴愛蓮等眾多明星，都在北碚青山綠水的大舞臺上留下了他們熠熠閃光的形象。張瑞芳在話劇《屈原》中飾演嬋娟，郭沫若贈詩云：“風雷叱罷月華生，人是嬋娟倍有情。回首嘉陵江邊路，湘累一曲伴潮聲。”《屈原》在重慶上演時受到阻擾，盧子英特地打電話邀請中華劇藝社到北碚公演《屈原》和《天國春秋》，結果好評如潮。據新華日報載：“《屈原》在此連演五日，每日售票約七千元之譜……場場客滿，賣票時摩肩接踵，擁擠之狀一如重慶‘國泰’門前。”
還有眾多的教授、學者，在北碚這片沃土上，忘我地教書育人。僅復旦大學就雲集了陳望道、周谷城、顧頡剛、馬寅初、潘序倫、張志讓、童弟周、呂振羽、鄧廣銘、吳覺農、盧於道、梁宗岱、衛挺生、竺可楨、孫伏園、熊東明、陳亞三、吳宓、楊家駱、鄧少琴、靳以等多個學科的泰斗，其師資力量蔚為壯觀。1939年春，在北碚公共體育場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公宴，主題是為志願上前線的首批新兵送行。有29個機關團體參加，連同新兵和家屬在內共開了150席。會場上掛滿了各單位贈送的錦旗，上面題有：“國民表率”、“蜀民前驅”、“忠勇可風”、“精忠報國”、“殲滅敵寇，還我河山”……氣氛十分熱烈。在場的陶行知先生即興致詞：“一杯酒，各位志願軍動手；二杯酒，日本鬼子出醜；三杯酒，中華民族天長地久！”原來這個活動正是陶行知先生出的主意。他建議把強制性徵兵、“抓壯丁”改為動員民眾志願參軍，在北碚實施取得了良好效果。盧作孚與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等鄉村建設倡導者和平民教育家早已結下了深厚情誼；抗戰中，更盛情邀請他們到北碚生活、辦學，並共同攜手將北碚教育實驗的範圍，擴大到以北碚為中心含五個鄉鎮在內的區域，使民眾的啟蒙教育得以“奇蹟般地生存下來”，不致被抗戰的炮火打斷。1947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代表到北碚考察，並於1948年2月將北碚定為“基本教育實驗區”。
“東方諾亞之舟”救援了民族的智者，民族的智者延續了東方的文化和世界的文明。或許這正是上帝教導諾亞製造方舟的本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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