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奔波一路歌
王馳，曾用名王源清，河北省館陶縣塔頭村人，1926年3月出生。1940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任村、鄉兒童團團長、縣宣傳隊班長、區青救會主任、中共冀魯豫分局辦公室機要秘書、冀南區黨委組織部幹事、區委副書記等職。1949年2月南下，8月入湘，歷任縣委宣傳部長、湖南省委黨校副校長、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第一副部長兼《新湘評論》雜誌編輯部主任，省外事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省社科院黨組書記、院長兼省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其間，曾任湖南省革委會委員、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要從事宣傳理論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研究的主要課題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主要學術著作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十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概論》《文學藝術與精神文明建設》《論改革大潮中的精神文明建設》《留在心裡的歌》《一路奔波一路歌》《湖湘文化大觀》《探索文集》等19部（含主編）。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200餘篇，著作和文章多次獲獎。1998年，被授予“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酸甜苦辣的童年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怎樣度過的？概括而言，童年的我既受過悽風苦雨的折磨，又感受到過溫暖陽光的呵護。幼小的生命在艱難與歡樂兼而有之的人生里程中延伸、成長，感受著人生的艱辛與溫馨。
我們家很窮，幾代人進不起學校，父親到30多歲才結婚成家，母親積勞成疾無錢醫治，在我兩歲半時去世，我和四歲半的姐姐靠父親外出賣勞力、祖父“臉朝黃土背朝天”日夜勞作養活。我的生母去世後，父親曾一度對家庭的前途感到絕望，在無奈之中想到：把姐姐送給別人做童養媳，把我送給別人當兒子，他出去“吃勞金”，掙錢養活祖父。後被鄉親勸阻，才打消了這個念頭。姐姐雖然比我只大兩歲，但對我關懷備至，我需要什麼儘量滿足。姐姐在外祖母家住得多些，父親外出打工，我主要由爺爺照顧。雖然家裡非常困難，但爺爺從來不讓我受委屈。有一年過春節，家裡沒錢買不起肉，但又怕我看到別人吃餃子會哭臉，於是爺爺想方設法買了一斤肉包了餃子。爺爺和父親配著窩窩頭吃了一頓，剩下的讓我吃了10天。父親每次談起此事，都非常傷心。
按照當時家裡的經濟狀況，我是無法上學的。但由於祖父和父親目不識丁，都是文盲，備嘗沒有文化的苦頭，所以下決心讓我讀書。在讀小學的幾年中，我學習努力，也很守規矩，從來沒有罰站罰跪。有一次，大表哥來看望我們，祖父讓我給大表哥背課文，並讓他檢查我的作業。大表哥看後表揚我學習不錯，爺爺聽了很高興，滿臉笑容。大表哥後來給我買了硯臺、筆和點心作為獎品，可惜他英年早逝，我很傷心。後來，我還教父親和鄉親們識字，幫別人記賬，成了村裡頗受歡迎的“小先生”。
從小，我就開始做力所能及的勞動，學會了許多勞動技能。我們那裡的土地鹽鹼重，村裡不少人因地制宜，做淋小鹽生意。這不需投入多少成本，只要有勞力就行。我小時候也淋過鹽，刮鹽土、運鹽土、裝池子、挑水、曬鹽等工序，都是我自己做。不過，我不是為了賣，而是自己家裡吃。淋鹽水、曬鹽的池子都是借別人的，別人閒著不用時我借用。有一次我把曬好的幾十斤鹽揹回家去，祖父、父親、繼母都很高興，表揚我說：“這一下不用掏錢買鹽吃了。”
除了淋鹽外，我也做過彈棉花的活兒。彈棉花的產品是為了出賣，賺錢養家餬口。彈棉花過程中使用的三種工具雖然是半機械化的，但也是比較笨重的體力勞動。記得13歲那年冬天，我和一個比自己大一點的夥伴合作給別人彈棉花，實際上是打工，可以得勞務費。每彈五個晚上的工錢，可以買一斗糧食，一家人可以吃幾天。
因為家裡窮，買不起煤炭，只好因地制宜，靠秸稈、雜草、樹葉等解決燒柴問題，其來源除自己地裡收來的之外，就是到廣闊的田野撿拾。我小時候長期幹拾柴這個事，由於勤奮努力，會想辦法，別的孩子都沒有我拾得多，因此我成了村裡公認的拾柴能手。
我的童年生活中也有愉快和幸福的一面。
我的家鄉屬華北平原，很美。春季，微風吹拂，廣闊的田野麥浪滾滾；夏季，青紗帳將大地裝扮成綠色的海洋；秋季，五穀豐登，碩果累累，令勤勞的人們喜笑顏開；冬季，萬物沉睡，大地一望無際。總之，四季美景惹人醉，如詩如畫又如歌。生活在如此美妙自然環境中的少兒，一年到頭都感到幸福酣暢。
塔頭村小巧玲瓏，生態環境美麗。四周到處是樹，有棗樹、楊樹、柳樹、梨樹、榆樹、椿樹……特別是村南有很大一片挺拔的楊樹，是我們村的一景。村裡還有兩個葡萄園。到了春天，整個村莊周圍鬱鬱蔥蔥，引來百鳥爭鳴。上小學時，老師經常帶著我們到樹林裡野遊。有一次，老師佈置大家寫一篇日記，談談見聞和感受，我寫了一篇關於鳥的作文，“在樹林裡看到一隻大鳥，頭上的冠子是紅色的，好像一朵鮮花；身上的羽毛是花的，好像女孩子穿了一身花衣，它的全身都很美麗。”老師看了問我：“你為什麼寫鳥呢？”我說“因為我喜歡鳥。”老師又問：“為什麼喜歡鳥？”“因為鳥好看，會唱歌”我回答說。老師說：“你既然喜歡鳥，以後就要好好地愛護它們。”
我們家院子雖小，但長了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是椿樹。每到春夏季節，兩棵樹長出茂盛的樹葉，為我們遮陽避雨，一家人可在院子裡吃飯、乘涼、休息。由於這兩棵樹並排距離不到一米遠，父親用幾根橫木棍綁在兩棵樹上，作為上樹上房的梯子，挺方便的。那棵棗樹每年結兩次果，頭一次的果大些，第二批的果小些，因此，一年中有很長時間可以吃到新鮮棗子。有一次我好奇地問父親和繼母：“別的棗樹一年只能結一次果，為什麼我們家這棵棗樹可以結兩次果呢？”父母故意逗我：“老天爺看你是個好孩子，特別照顧你，讓你多吃一點棗子。”這種回答雖然沒有解開我的疑問，但我聽了還是很開心。
在村裡，我有許多小朋友，一有機會，我們就集中在一起無憂無慮地玩遊戲，我往往是組織者和召集人。那時，我們經常玩的遊戲是打尜、打瓦、扔牆根、踩高蹺、捉迷藏、打陀螺、踫拐、玩泥錢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10月23日，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的家鄉，從此，經歷了一場悲慘的苦難。這一年，我11歲。有一次，村裡來了八路軍，一位軍官見我比較機靈，問我：“你跟我走行不行？”我毫不猶豫地說“行”。他又說：“到軍隊裡要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怕不怕？”我說：“你們不怕，我也不怕。”後來，軍官特意徵求我父親的意見。我父親和家人說我太小，不能照顧自己，等大一點再去為好。因此，參加八路軍的事落空了，我感到非常遺憾，恨自己出生太晚。
曾因鬼子的入侵村裡小學停了課，後來又復課。記得有一篇課文的旁邊有一個插圖，一隊小朋友正在操練，文中有“鍛鍊身體，準備打鬼子去”這樣兩句話。學了之後，我們受到啟發，請了會玩拳的師傅教我們，一鼓作氣學會了三套武術。我們還把村裡小朋友們組織起來，學著軍隊的樣子練兵、練打仗，並用子彈殼、火藥自制小“手榴彈”。雖然這些只是小孩的把戲，但說明我們這些孩子也在為打鬼子動腦筋，在幼小的心靈裡埋下了打鬼子的種子。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許多人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革命生涯從這裡開始
“七七”事變後不久，有一天村裡突然來了幾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他們進村後，把村民分別召集在一起，先教唱歌，然後進行抗日宣傳，提出讓大家組織起來，跟日本鬼子作鬥爭。就在這一天，村裡建立了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青年抗日救國會、兒童團。我當選為兒童團長。兒童團成立後，積極開展了抗日宣傳、站崗放哨、盤查行人捉漢奸、通訊聯絡等活動。後來，又建立了鄉兒童團，我又被推舉擔任鄉兒童團團長。這時候，我的任務也多起來，要檢查和督促各村兒童團的工作，還經常參加區、縣召開的各種會議，要慰勞傷兵等。因此，我的革命生涯是從兒童團開始的。
1940年春天，我考上了南拐渠抗日高級小學公費生，這也是我脫產參加工作前的最高學歷。當時，學校已經建立了黨組織。有一天晚上，一位比我大幾歲的姓閻的同學（淺口村人）跟我說：“學校黨支部要發展你加入共產黨的組織。”並說快放暑假了，待暑假後正式辦理入黨手續。同年8月份，我加入了館陶縣宣傳隊，正式融入了抗日的洪流，成為一名抗日工作人員，那年我14歲。當時，為此事我有點矛盾，既想繼續讀書，又想早點參加抗日工作。後來在六區抗聯主任閻呈祥的支持下（我當鄉兒童團長也是他和我談的話，並由他主持投票選舉），加之姐姐的鼓勵，父母也不反對，這樣，我就走上了抗日的工作崗位，翻開了人生新的一頁。
到宣傳隊不久，黨組織負責人郭冠英同志跟我單獨談了一次話，要我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當然很高興。10月初的一天，他悄悄的告訴我：“今天晚上給你舉行入黨儀式。”晚上，只有我和郭冠英兩人，在村外一個偏僻的、沒有點燈的破草屋裡，完成了我的入黨儀式。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提出質疑，說黨章明明規定18歲才能入黨，為什麼我14歲就入黨？而且只有一個入黨介紹人，也沒有預備期。他們想把我打成假黨員。幸虧我的入黨介紹人郭冠英當時還健在，頭腦清楚，他將我的入黨情況介紹得一清二楚，與我講的並無兩樣，造反派的“願望”落空了。
我在宣傳隊，除了積極工作、參加統一安排的學習之外，還抓緊時間進行自學。那時年輕，求知慾強。那段時間我讀了《新民主義主義論》《論持久戰》《社會發展史》《大眾哲學》等。雖然有些看不懂，理解不深，但也確實使我學到了不少理論知識，為後來的進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礎。我不喜歡演戲，但愛好演講，經常一個人躲到安靜的地方練習演講。有一段時間為配合擴軍，針對“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俗話，撰寫了一篇《好人要當兵，好鐵要打釘》的稿子，到各村去演講，受到了讚揚。到宣傳隊後我將原名王源清改為王馳，當時許多宣傳隊員都改了。出於對敵鬥爭的需要，改名字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
抗日戰爭時期，我的家鄉塔頭村是當地對敵鬥爭的一面旗幟，一座抗日的堡壘，因此也成了敵人的眼中釕、肉中刺。1941年8月14日拂曉，數百日偽軍包圍了村莊，先用迫擊炮轟，機關槍掃射，並施放毒氣後，發起總攻。村裡民兵、青抗先、自衛隊及抗日民眾進行了頑強地抵抗。經過四個小時的激戰，終因寡不敵眾，被敵人攻進村中。鬼子和偽軍進村後，燒殺擄掠，無惡不作，使塔頭村遭受了一場空前浩劫。塔頭村是個小村，當時僅有157戶，591人，竟有40人戰死或殘遭殺害，15人受傷，16人被擄去，被強姦的婦女30多人，財物被搶劫一空。慘案發生的前一天，縣政府和宣傳隊都住在我們村裡。按照當時對敵鬥爭的規律，8月13日晚，宣傳隊隨政府轉移。第二天，塔頭慘案的消息傳來，宣傳隊沸騰了，個個咬牙切齒，摩拳擦掌，為未能與塔頭村民眾並肩戰鬥而感到遺憾。
塔頭慘案，是全縣最大的一次慘案，它震驚了館陶縣的各個角落，震驚了三分區的各個村莊，震驚了冀南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在一段時間裡，各地無不街談巷議，控訴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讚歎塔頭民兵和抗日民眾的英雄氣概。
塔頭慘案一直是我揮之不去的記憶。我恨日本鬼子，不是一般的恨，而是恨之入骨，怒髮衝冠。我時刻懷念遇難的鄉親，似乎經常聽到他們的呼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勿忘村恥村仇！”閉上眼晴，彷彿看到他們堅毅的面孔。我一直認為，他們的血不能白流，不能不了了之，他們的名字和事蹟應該被銘記。紀念他們最好的辦法，是建設一個塔頭慘案紀念園。這些年我為此做了許多努力。2014年，我88歲的時候專程回到家鄉，向縣鄉領導講明情況，提出建議。之後，撰寫了《關於建設塔頭慘案紀念園的設想》《用事實說話》，給河北省委領導寫信，為塔頭村民起草向縣、中央有關部門的信，反映情況，提出要求。此外還撰寫了碑文、楹聯等。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實現這一願望。
1942年5月，敵人再次突襲塔頭村。當時，因繼母身體不適，我正好請假回家看望。敵人進村後，一邊到處放槍、大喊大叫，一邊挨家挨戶搜查、搶劫。父親、繼母和我坐在廚房裡，靜聽外面動靜。這時，隨著外面的喊聲和槍聲，前面鄰居家的一個姑娘，從我家房頂上順著兩棵樹中間綁成的梯子溜了下來，並迅速跑進我家廚房，驚慌地喊道：“大爺、大娘，快救救我！”這位姑娘長得很俊，落到敵人手裡肯定是一場災難。情急之中，我順手在鍋底摸了一下，然後往她衣服和臉上抹了些黑灰。一個偽軍官提槍追到我家盤查，問姑娘是幹什麼的？是不是八路軍？並動手拉她。姑娘尖叫一聲，緊緊抱住我繼母肩膀不肯出來。偽軍官惡狠狠地說：“你怎麼不說話，再不出來我槍斃了你。”我又急中生智地說道：“她有點傻。”父母親也附和，偽軍官聽我們這麼說，又見她身上臉上很髒，就涼了半截。後來，又進來幾個皇協軍把我抓走。趁著敵人搶劫的混亂，我和同被抓的其他兩人脫逃了出來。
1942年夏，精兵簡政，宣傳隊撤銷，我調到六區擔任青救會主任。主要任務是向全區青年、少年兒童進行抗日宣傳教育，發揮他們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1943年初春，冀南民政幹部學校在三分區辦了一所分校，縣裡讓我去學習。結業後調到五區擔任青救會主任。在五區那段時間主要從事抗旱、滅蝗、防洪、戰瘟疫、生產自救等工作。不久，縣委又決定我去延安學習，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好事。然而，當我們越過平漢線，到達太行山區冀南後梯隊駐地——偏城縣（1946年5月，併入涉縣），事情發生了轉折，延安不去了，留在後梯隊參加整風學習，這也是我平生較重要的一段經歷。我寫過二首詩，反映了當時生活、學習情景，刊登在學校的牆報上，其中一首寫道：
跋山涉水來太行，
整風雲集“大禮堂”。
膝作課桌地作椅，
記錄擱在大腿上。
課堂輔導講文獻，
小組討論擺戰場。
爭先恐後論精神，
聯繫實際談思想。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變化，1944年5月，中央指示迅速結束整風，幹部儘快返回崗位。我是第二批離開太行山的。下山後，計劃先在冀魯豫分局駐地休整學習，然後回到冀南去。走前，組織上通知我留在冀魯豫分局工作。當時，宋任窮任軍區司令員兼分局組織部長，他給我談話時說：“王馳同志你就不要走了，把你留在分局工作！”冀魯豫分局是黨的高級領導機關，留在這裡工作，我當然非常高興。後來分局辦公室主任郭紹蕩找我談話，說組織決定讓我到辦公室當機要秘書，並交代了具體任務，同時交給我兩樣特殊的辦公用具，一個皮包和一盒火柴。前者用來保護電報、機密文件在雨天不遭損壞，後者用來在發生緊急情況時把電報和機密文件燒掉。
在分局工作期間，我曾兩次接觸鄧小平同志。一次是在分局駐地的廣場上，聆聽他所作《忠誠與老實》的報告；另一次是按照宋任窮司令員的批示給他送電報。他親切地問了我一些問題，走時對我說：“你是個小青年，要好好學習和工作，為革命多作貢獻。”這種教誨至今難忘。
在分局，還得到過宋任窮司令員的很多關照。有一次行軍，我腳上打了泡，行走不便，他便把馬讓給我騎。還有一次，下農村搞機關生產，晚飯後我給他送電報，當時他不在，我回到自己的住房等。幹了一天農活累了，實在撐不住了，我告訴同住的同志說：“我睡一會，宋司令來了叫醒我。”後來宋司令來看電報，見我睡了，他對同住的同志說不要叫醒我，電報明天再看吧！就回去了。醒來後，我一聽這個情況很著急，也很後悔，認為再累也不應睡覺。第二天一大早，我把電報送給他時作了檢討。他說：“沒關係，我估計沒有十分緊急電報，所以沒喊醒你，今天看也不遲。”後來，宋司令還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幫他抄寫資料保存。他是一個很重視資料積累的領導人，在報紙發表文章的特點之一，就是資料翔實。
在冀魯豫分局工作了一年多。日本投降後，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黨中央決定冀南冀魯豫分家，我又重新回到冀南地區，被分配到冀南區黨委組織部工作。黨中央“五四”指示下達後，我隨區黨委工作隊到夏津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因工作成績顯著，受到工作隊和當地黨政機關表揚，縣人民政府發了獎狀：“茲獎給王馳同志為發動群眾翻身運動的模範幹部，特此嘉獎。”這份獎狀我一直珍藏至今，有人看到它風趣地說道：“它成為文物了。”
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我在冀南威縣四區當了半年多的區委副書記。那時主要工作是土改複查、整黨、秋收冬種，任務很重，日夜奔忙。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個重點村開會，檢查佈置工作，因會議結束得晚，村支書要我住下，第二天再走。我堅持要回去，因為還有別的任務。村支書只好派一個黨員同志送我，兩人各騎一輛單車。那是一個冬天，氣溫很低，騎到一個坑邊時，因路窄冰滑，我連人帶車滾到坑裡去了，幸好沒摔傷，拍拍身上的泥土，在那位送我的黨員同志的幫助下，將車子抬到岸上，又騎上車子往駐地奔去。在四區工作期間，紮紮實實的基層工作，使我經受了各方面的鍛鍊，增長了許多基層工作的知識與經驗，對我是很有意義的。
哪裡需要到哪裡去
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中共中央於1948年10月28日發出《中央關於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幹部的決定》，明確提出在華北、東北、華東、西北和中原解放區抽調53000名左右的幹部隨軍南下，到新區開展工作。根據中共中央和華北局的指示，從1948年底至1949年初，冀南區黨委決定從全區抽調4000名幹部，組成一個區黨委、六個地委、三十個縣委、兩百個區委的工作班子，成建制地到新解放區進行接管工作。
1948年底的一天，曾任冀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的郭森，在從威縣到南宮縣（1986年撤縣建市）的公路上碰到我，談了南下的事。他說：“我正想找你談一個事情，區黨委已決定我南下，任新區黨委組織部部長，我想要你跟我一起南下，不知你願意去不？”他這樣一說，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認為共產黨員應該志在四方，經風雨，見世面，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不應該侷限在自己的家門口。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同意跟你一起南下。”郭部長聽了我的回答很高興，笑著說：“你這個年輕人倒很乾脆，你不需要再考慮了嗎？”我當即表態：“不需要考慮了。”我問：“知道到哪裡去嗎？”郭部長說：“我聽說中央把冀南幹部分配到京滬杭地區。”“那不是人間天堂嗎？冀南的幹部太幸運了”，我激動地說。郭部長說：“你怎麼講起迷信了呢？不是幸運，是工作需要。”過了幾天，我接到縣委副書記王浩同志的電話：“王馳同志，縣委已經正式決定你南下，任縣委宣傳部長，你還有什麼意見沒有？”我興奮地說：“謝謝縣委的決定，我的夢想成真了。”
1949年2月，南下幹部陸續集中到河北省威縣潘村一帶，經過動員和一段時間的學習、訓練，4月3日，這支南下大軍浩浩蕩蕩地踏上了南下征程。一路上是辛苦的，但又妙趣橫生。大家一路奔波一路歌，酸甜苦辣都化為營養，鍛鍊了身心。原本這支隊伍是到號稱“人間天堂”的京滬杭去工作，到開封時進行了調整，改為湖南，大家思想上一度發生波動，但不久就想通了。一切服從組織安排，是我們那個年代人的特徵。湖南是毛主席的家鄉，到那裡去學習、工作，為建設毛主席家鄉出力，這是難得的好機會，也是無上光榮的任務。經過途中幾個月的艱難跋涉，1949年7月底，到達了澧縣縣城，隨即與地下黨會師。8月3日，步行到達津市。至此，圓滿完成了南下任務，開始了新的戰鬥征程。
剛解放的常德地區，百廢待興，迫切需要培養新生力量。於是，1949年8月中旬，組建了常德專署政治政校。我在津市工作不久，因津市改鎮，便調到常德專屬政治學校工作，任組教科長。常德專屬政治學校共600名學員，其中剛從學校畢業的青年學生500人，“送訓”人員100人。政校辦校的時間不長，從學員入校到結業總共只有半年時間。但由於貫徹了正確的辦校方針（按延安抗大的模式辦校），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幹部，被學員們譽為“革命的熔爐”。
在政校的學員中，有一位叫袁發純的年輕女生，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她思想進步，學習努力，被評為“五好學員”。她負責學校的黑板報，很有成績。因工作關係，與她接觸較多，並暗生情愫。1949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正好她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決定向她祝賀的同時表達個人對她的想法。當天傍晚，我讓副科長杜若通知袁發純到他房間談工作。她進來後發現只有我一個人在房間，有點驚訝，問：“王科長，你怎麼在這裡，有事嗎？”我笑著說：“我是來祝賀你這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的，高興嗎？”
接著我說：“我們認識好久了，對你的印象很好，想要你做我的女朋友，不知你的意見如何？”女朋友意味著什麼，她當然心裡明白，所以她紅著臉，低著頭，沒有做聲。我笑著說：“姑娘家臉皮薄，不好意思說出來，那請你寫出來行嗎？”於是，我將筆和紙遞給她。袁同學接過紙筆，寫了一個“行”字。我接過來看了很高興。那天晚上，我們交談了很多。從那以後，我們由師生關係定格為戀人關係，開始了我們的愛戀之旅。
1950年3月，常德專屬政治學校停辦，我調到南縣任縣委宣傳部長。1951年6月底，袁發純跟我一起調省委黨校工作。我到了常德地委，正好省委組織部部長郭森同志在常德考察工作。他在和我的談話中，除講了省委黨校創辦、我的工作調動和安排問題外，還講了我們結婚的事。郭森部長說：“你們在這裡結婚吧，結了婚到新地方工作便於互相照顧。”我和袁發純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更談不上物質準備了。7月1日下午，在常德地委大會議室，我和袁發純舉行了婚禮。婚禮由省委組織部部長郭森主婚，地委副書記王浩證婚。我們的婚禮非常簡單，既沒有大紅喜字，也沒有瓊漿玉液，被譽為革命的婚禮，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婚禮。從那以後，我在省委黨校工作了14個年頭，先當組教科長、教研室主任，後當教育長、副校長，主管全校教學工作。
咬定青山不放鬆
到湖南之後，我一直被安排在宣傳部門工作。按照我的學歷、學識，不適合這個工作，早在黨校時期我就多次提出要改行，但組織上還是要我幹這一行。領導說我行，我說不行也得行。所以，幾十年來，只好在這條戰線的各個崗位上努力奮鬥，咬定青山不放鬆，刻苦學習、鑽研，彌補先天不足。
1964年上半年，我從省委黨校調到省委理論研究小組工作，任務是撰寫“反修文章”，參加論戰，理論小組被稱為“反修班子”。但實際上並沒有沉下心來搞理論研究，文章寫得也不多。這段時間，我們主要撰寫了兩篇文章，其中《王道與霸道》，刊登在《湖南日報》上；另一篇是用張平化的名義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我個人主要是結合湖南實際撰寫了一些短文，其中寫了六篇“辦點”的文章，分別發表在《羊城晚報》《湖南日報》上。還遵照張平化同志的安排，為《湖南日報》撰寫了若干篇社論。張平化同志對理論小組很重視，親自抓，工作基本上由他安排，大部分人馬隨他搞社教去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理論小組癱瘓。
“文化大革命”中，我大部分時間是在理論研究小組度過的。這個單位的造反派人數不多，但造反精神卻很強烈，味口也大。他們不僅要打倒我，奪理論小組的權，而且要打倒省委書記張平化，奪省委的權。他們把我和張平化捆在一起，戴了許多“大帽子”，說我是他的親信、黑秀才、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在那段時間裡，不僅我受盡了折磨，還株連了全家，妻子、兒子，包括2歲的小女兒，都吃盡了苦頭。
1970年，奉省委領導之命，我到韶山工作隊工作了兩年，任隊長。工作範圍是韶山公社，重點是韶山大隊。任務是幫助把韶山建設好。1972年，我被調到省委宣傳部（開始叫宣傳組）工作，任副組長。1973年4月，省革委會宣傳組撤銷，恢復省委宣傳部，我任副部長，後又任第一副部長。這段時間，除抓好日常工作之外，我還根據工作需要，思考了一些問題，撰寫了一些文章、著作。
1979年1月，省委宣傳部收到中宣部一份電報，通知各省宣傳部派一名主管理論工作的負責人參加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議，省委副書記董志文同志讓我去參加。會議是分兩段進行的，我自始至終參加這個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澄清“四人幫”造成的思想理論上的混亂，撥亂反正。會議主要討論了三個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民主等。會議期間，為了便於討論，我整理提出了11個問題。
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我正式發言兩次。一次講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次講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會議秘書處都印發了簡報。兩次發言除講認識之外，我聯繫了湖南的實際，認為當時湖南“四人幫”的精神枷鎖還沒有完全解開，兩個“凡是”的影響還沒有完全解決，對真理標準討論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顧慮多，領導不力，討論活動滯後，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估量過重，階級鬥爭擴大化等。當時，這些都是很敏感的問題，幹部和群眾認識很不一致。我的發言簡報和觀點，以及在湖南務虛會上的講話傳出後，引來了非議，上綱上線，說我如何如何！那時戴上這樣的大帽子是很壓人的，後來我慢慢又想通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黨的理論工作者，責任、黨性、良心，都使我無法迴避，我只能講真話，講自己認為正確的話，其他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按照務虛會議的規定，各省參加會議的同志有兩個身份，既是會議的參加者，又是聯絡員。聯絡員的任務是上傳下達，把全國務虛會議的情況及時傳達到省裡去，把各省務虛會議的情況及時反映上來。會議期間，我與省委宣傳部保持了電話聯繫，互通情報。通過上傳下達，推動了湖南真理標準討論的深入發展和各種觀念的轉變。
“文革”期間，由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把社會搞亂了，把理論搞亂了，把道德風尚搞亂了，把真善美搞亂了。面對這種混亂的局面，作為一個宣傳理論工作者，感到十分苦悶、不安與困惑，但又無力迴天。這種鬱悶的心情，在建國30週年那天豁然開朗。1979年9月30日，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大會的講話》中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社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年10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藝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祝詞中也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藝生話，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個命題的提出 ,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動和鼓舞。認為切中了國家命運的要害，為社會主義發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是一項英明的決策。自此之後，我就把這一命題確定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撰寫了著作和文章。1983年出版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十論》，1988年出版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概論》，1990年出版了《文學藝術與精神文明建設》，1993年出版了《論改革大潮中的精神文明建設》，還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社科院成立了精神文明研究所，這是全國第一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理論的研究機構。新華社湖南分社的負責人曾兩次親自到社科院做調查，先後兩次撰寫“國內動態清樣”，向中央反映情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理論的研究在湖南形成了一定的氣候，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認同與支持，在省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離而不休
1996年3月，我正式辦理了離休手續。有一次，社科院老幹辦讓填寫一份離退休老幹部研究成果登記表，我在表首寫了這麼幾句話：“離休離休/離而不休/天天忙活/年年有收。”這幾句打油詩，真實地概括了我離休後的生活狀況。
離休後，我沒有去享清福，也不想等死，仍然是天天忙到夜深人靜。忙什麼？“我的愛好/讀書看報/天天閱讀/不缺不少/讀到妙處/反覆思考/遇到生字/辭典查找/心得體會/力爭記牢/持之以恆/常見成效。”我不喜歡遊玩，也不喜歡打牌、下棋、釣魚或是養花，主要的興趣就是讀書看報寫心得體會。我家有兩間書房，到處堆滿了書，在省社科院借用了一間房子，裡面也滿是書籍。遺憾的是，場地小，圖書集中不起來，看書、使用很不方便。我每年訂七八種報刊，其中有《光明日報》《文史天地》《古今傳奇》《書摘》《書刊報》等。有一次，我特地用秤稱了一下，一天的各種報刊加起來有半公斤重。我不僅天天看報，而且天天剪報，把好文章剪下來，貼到印文件的廢紙上，好看，適用，有什麼感想還可以寫在上邊。今年三月，我把多年積集的剪報分專題裝訂成冊，共20個專題，80冊。離休後，我先後撰寫出版了《留在心裡的歌》《一路奔波一路歌》《探索文集》等專著，共計200多萬字。2016年，參加離休黨支部“兩學一做”活動中，我在認真學習的基礎上，撰寫了一篇6000字的心得體會。
從崗位上退下來之後，我和有關專家學者、黨政領導和各界熱心人士，共同組建了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協會。經過兩年多的醞釀，於1995年5月25日正式成立。湖湘文化交流協會的宗旨，是研究、開發、弘揚湖湘文化遺產，把湖湘文化建設推向新高度，為振興湖南作出貢獻。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協會是湖南成立最早的一家研究湖湘文化的學術團體，也是最早舉起研究、弘揚湖湘文化旗幟的學術團體。
湖湘文化交流協會成立後，積極開展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1995年11月，與省書院研究會、船山學社聯合舉辦了“湖湘文化與書院”學術討論會；1996年11月，與衡東縣聯合舉辦了“湖湘文化與湖南現代化”學術討論會；1997年3月，與省委宣傳部、省文聯聯合舉辦了“湖湘文化與20世紀湖南文藝”學術討論會。每次討論會收到的論文都多達數十篇，並有較高的學術水平。每年舉行一次聯誼會，談學習，談研究，談成果，談經驗。湖湘文化交流會的成員，主編或撰寫了一批有關論述湖湘文化的專著、工具書或專史等著作，並陸續面世。《湖湘文化大觀》是一部全面介紹和闡述湖湘文化的綜合性學術著作，全書共有七個分篇，160多萬字，分別對湖湘大地各個領域的文化精粹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評價和論述，被譽為湖湘文化研究的一塊“金磚”。
2008年10月26日，協會換屆，我因年事已高，改任名譽會長。
1991年5月，省關心下一代協會更名為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我奉命擔任副主任一職。接受這個任務後，稍加思考，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孩子是寶貝，既是家庭的寶貝，也是國家的寶貝。孩子強則國強。當今的孩子，若干年後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各條戰線的主力軍和國家棟梁，所以要關心他們的成長。關心下一代，是永恆的主題，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事業。
我從來不當掛名的官員，不當甩手官，要做就親力親為，幹實事，作實實在在的貢獻。承擔了這個任務之後，圍繞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日思夜想，思考了許多問題，想了許多辦法，提了許多建議。我認為引導青少年多讀書、讀好書，是培養他們健康成長的重要途徑，於是，曾提出在基層建設“雙陽書屋”的設想和建議。為了先辦試點，跑遍了湖南各個出版社，捐贈了幾百件圖書（每件100本）。為了用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青少年，使青少年從思想上認同馬列主義，曾建議組織離退休的理論工作者，建立理論研究室，根據需要撰寫通俗易懂的理論讀物和文章。為了把一些理論問題和黨中央重大決策作通俗化的詮釋，花費了一些心血。“八榮八恥”提出後，撰寫了《榮恥歌》；建設和諧社會提出後，撰寫了《和諧歌》；全民讀書提出後，撰寫了《讀書歌》；慶祝中國共產黨九十年華誕，撰寫了《愛黨三唱》。童謠（又稱兒歌），通俗易懂，好學易記，琅琅上口，而且貼近少兒的生活，深受兒童的喜愛和歡迎。“地球是我家/人人都愛她/你種一棵樹/我栽一片花/人人獻愛心/美化祖國靠大家。”因此，我曾提議開展徵集傳唱童謠活動，我還從大量童謠中，挑選了50首供各地開展相關活動參考。做好湖南省關心下一代工作，需要及時瞭解國內外兒童的生活狀況、問題，及時瞭解專家研究的新成果和工作中新經驗。為此，我從報紙剪下許多資料，每次關工委負責人開會，我都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2010年我在湘雅二醫院眼科住院時，見到許多小朋友在醫院裡治療眼疾，引起我的注意和重視。為此，我作了專門調查，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給省關工委，建議對青少年不僅要從思想上政治上關心，而且要從體質上關心。我還提出過要在青少年中進行預防艾滋病、遠離毒品的教育等。
生命不息，壯心不已
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
陳雲同志說過：“只要是黨員，活著就永遠處在第一線，沒有離休、退休的問題。”
我最喜歡呂正操將軍的兩句詩：“最喜夕陽無限好，人生難得老來忙。”
“人生兩個寶/雙手和大腦/如果會運用/你就不得了/如果不運用/你就白活了/常用手和腦/疾病就減少。”我的身體還健康，可能和閒不住有關係。
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這是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我的性格屬輪胎型，只要有氣就向前跑。今後，還會一如既往，學習學習再學習，思考思考再思考，表達表達再表達。生命不息，壯心不已。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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