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瀾社第一屆展覽會參展青年畫家合影
上世紀初期，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疾風驟雨，一批批青年學人湧入西方，形成一股巨大的留學潮流，其中也包括諸多美術青年。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歷經歐陸風雨的美術青年們陸續回國。他們開辦西式美術學校，組織各類美術團體，舉辦各種形式的展覽。一時間，西方所有的藝術潮流在遙遠的東方都有紛亂的展示。而活動的中心就是中國最大的都市上海。最集中的地區則是外國租界——一塊塊既是中國領土又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的區域。
決瀾社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誕生於上海的。
對於決瀾社成立的緣起及其過程，該社創建人之一的龐薰琹琹(1906—1985)曾寫有《決瀾社小史》一文。這篇文章發表於1932年10月11日出版的《藝術旬刊》第一卷第五期，與決瀾社成立的時間幾乎相同。該文如下:
薰琹自××畫會會員星散後，蟄居滬上年餘，觀夫今日中國藝術界精神之頹廢，與中國文化之日趨墮落，輒深自痛心，但自知識淺力薄，傾一己之力，不足以稍挽頹風，乃思集合數同志，互相討究，一力求自我之進步，二集數人之力或能有所貢獻於世人，此組織決瀾社之原由也。
(民)二十年(即1931年)夏倪貽德(1901—1970)君自武昌來滬，餘與倪君談及組織畫會事，倪君告我渠亦久蓄此意，乃草就簡章，並從事徵集會員焉。
是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初次會務會議於梅園酒樓，到陳澄波君周多君曾志良君倪貽德君與餘五人，議決定名為決瀾社，並議決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在滬舉行畫展，卒因東北事起，各人心緒紛亂與經濟拮据，未能實現一切計劃，然會員漸見增加，本年一月六日舉行第二次會務會議，出席者有梁白波女士段平右君陳澄波君陽太陽君楊秋人君曾志良君周汰君鄧雲梯君王濟遠君倪貽德君與餘共十二人，議決事項為:一修改簡章，二關於第一次展覽會事，決於四月中舉行，三選舉理事，龐薰琹琹王濟遠倪貽德三人當選，一月二十八日日軍侵滬，四月中舉行畫展之議案又成為泡影。四月舉行第三次會務會議於麥賽而蒂羅路九十號(此處為龐薰琹琹、王濟遠於1931年底租用的畫室。淞滬抗戰事起，龐薰琹琹即投身抗戰，討論組織決瀾社仍在炮火聲中——作者注)，議決將展覽會日期延至十月中，此為決瀾社成立之小史。
張弦《人像》
另外，在三聯書店2005年出版的龐薰琹琹回憶錄《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中，有關決瀾社，他寫道:“究竟因為什麼目的要組織決瀾社？這個問題我到現在也說不清楚，我想大體上有幾個原因:一、這些人都是對現實不滿的，這從宣言上也可看得出來；二、誰都想在藝術上闖出一條路來，個人去闖，力量終究太單薄，所以需要有團體；三、這些人都不想去依附於某種勢力。在藝術思想方面，一開始就明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過有一點基本上是相同的，比較喜愛從西歐印象派以來的一些繪畫作風。”兩相對照似有昨是今非之感。
龐薰琹琹5歲(1921年)時，考入法國傳教士開辦的震旦大學預科，後入醫科。1925年，他遠赴巴黎棄醫學畫。初到巴黎恰遇12年舉行一次的萬國博覽會，因受裝飾美術吸引，欲報考巴黎高等裝飾美術學院，“可是當時這個學院不收中國學生”。不久，經徐悲鴻當時的夫人蔣碧薇介紹進入敘利恩繪畫研究所學習。大約兩年之後，他又轉往格朗德·歇米歐爾繪畫研究所學習。1930年初回國。30年代中期開始，他輾轉南北各地從事美術教學工作。解放後負責籌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並任教授兼第一副院長。
決瀾社第一次展覽特載
實際上，龐薰琹回國後，先加入的是“苔蒙畫會”，時在1930年10月。這個畫會的中心人物是周汰(又名周真太)，前後加入該畫會的周多、段平右、梁白波等人，後來均成為決瀾社的成員。周汰在東京留學時曾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在“苔蒙畫會”畫展的前言中，他表現出了激進的左翼思想，導致畫會於1931年1月被查封，他本人也被捕入獄。黃苗子說，龐薰琹 曾找他商量過周汰被追捕一事。這也是龐薰琹 在《決瀾社小史》以“××畫會”代稱之的原因。可以說，苔蒙畫會被封是促使決瀾社成立的直接因素。
成立決瀾社的設想，最初是龐薰琹和傅雷(1908—1966)、張弦(1901—1936)商議的。後來與龐薰琹 同為“摩社”成員的倪貽德參與進來，併發揮了重要作用。“摩社”的王濟遠、傅雷、張弦、李寶泉、周多、段平右等也都是決瀾社的成員。從苔蒙畫會、“摩社”、決瀾社的性質來看，多少有些類似巴黎的藝術沙龍，一方面人員不僅不固定且有交叉，另一方面加入或退出都比較自由。傅雷是決瀾社最初的參與人，但決瀾社正式成立的時候，他卻退出了，原因是他作為藝術評論家要保持中立。當然主持其事的人物，如龐薰琹 、倪貽德與決瀾社是共始終的。當時，倪貽德既是“摩社”的主持人，又是《藝術旬刊》的主編。有關決瀾社的活動宗旨及信息在《藝術旬刊》多有披露。
獨立漫畫雜誌封面
1932年9月21日出版的《藝術旬刊》第一卷第三期載有一則決瀾社繪畫展覽會的預告:
決瀾社為最近創立之新興藝術團體，社員有龐薰琹、王濟遠、倪貽德、周多、段平右、楊秋人、陽太陽等。現該社決定於本年十月十日假福開森路世界學院舉行第一次美術展覽會，社外畫友，亦歡迎參加出品。該各社員正在努力準備力作，屆時必能一新觀者之眼目也。
10月1日出版的《藝術旬刊》第一卷第四期“編輯餘談”中，又對決瀾社作了簡略的介紹:“決瀾社是最近創立的新興藝術團體，它是幾個急進的青年作家的集合……”
實際上，決瀾社的第一次畫展僅在時間上與此前的預告相符——1932年10月10日至17日，地點則改在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之所以定在這個地方，是因為這裡場地租金便宜。半個月前，龐薰琹 就在此處舉辦了個人的第一次畫展。
決瀾社第一次畫展開幕茶會於下午四時舉行，決瀾社會員集體出席，招待應邀到場的上海文藝界和新聞界人士。當場即發佈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環繞我們的空氣太沉寂了，平凡與庸俗包圍了我們的四周，無數低能者的蠢動，無數淺薄者的叫囂。
倪怡德《渡口》
我們往古創造的天才到哪裡去了？我們往古光榮的歷史到哪裡去了！我們現在整個的藝術界只是衰頹和病弱。
我們再不能安於這樣妥協的環境中。
我們再也不能任其奄奄一息以待斃。
讓我們起來吧！用狂飆一般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來創造我們色、線、形交錯的世界吧！
我們承認繪畫決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死板形骸的反覆，我們要用生命來赤裸裸的表現我們潑辣的精神。
我們以為藝術決不是廣告主的奴隸，也不是文學的說明，我們要自由地、綜合地構成純造型和色彩的世界。
我們厭惡一切舊的形式，舊的色彩，厭惡一切平凡低級的技巧，我們要用新的技法來表現新時代的精神。
二十世紀以來，歐洲的藝壇實現新興的氣象:野獸群的叫喊，立體派的變形，Dadaisn 的猛烈，超現實主義的憧憬……
二十世紀的中國藝壇，也應當現出一種新興的氣象了。
讓我們起來吧！用了狂飆一般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來創造我們色、線、形交錯的世界吧！
決瀾社宣言由倪貽德執筆起草，這個宣言刊登在《藝術旬刊》第一卷第五期。同期還刊有李寶泉的《洪水泛了》、王濟遠的《決瀾(Storm)短喝》、段平右的《自祝決瀾社畫展》、周多的《決瀾社社員之橫切面》。對於倪貽德起草的這篇宣言，龐薰琹 回憶說:“當時只傳閱了一下，沒有討論。我當時基本上同意，並且同意發表，但是我總覺得有些話沒有說出來。什麼話沒有說出來，當時的我也說不清楚，中國繪畫的發展前途對當時的我來說，幾乎是迷迷糊糊的。”
繼第一次畫展之後，決瀾社每年舉行一次畫展，直至最終解散。
決瀾社第二次繪畫展覽於1933年10月10日起在上海福開森路世界學院禮堂舉行。這次還設了個“決瀾社獎”，頒獎人是世界學院領導人、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獲獎人是決瀾社的女性成員丘堤，獲獎作品是《瓶花》。《瓶花》的特別之處是把葉子畫成了紅色，花朵和花盆則畫成了綠色。獲獎的原因是畫家顯示的個性與創造正契合了決瀾社的藝術追求。這位前衛的女畫家，後來與志同道合的龐薰琹 結為夫婦。第二次畫展之後，決瀾社三個董事之一的王濟遠退出，並加入了由黃賓虹等人發起的“百川書畫會”，預示著決瀾社未來的艱難之路。
決瀾社第三次繪畫展覽於1934年10月在上海蒲石路留法同學會舉行。在這次畫展上，龐薰琹 的油畫《地之子》曾掀起一陣波瀾，龐薰琹 自己稱之為“《地之子》風波”。龐薰琹 回憶說:“這年，江南有些地區大旱，土地龜裂。我以幾個月的時間畫了一幅畫，題名《地之子》，在第三次決瀾社展覽會上展出。我萬萬想不到這幅畫受到了來自幾個方面的攻擊，不準在報刊上發表。而最使人難於理解的，是接到了一封恐嚇信:‘你必須離開上海，不然當心你的生命。’就在差不多同時，張弦接到一個不知是誰打的電話，說淞滬警備司令部將逮捕我。張弦馬上打電話給傅雷，傅雷用汽車接我到他家裡，從前門進去，立刻又從後門乘坐另一輛汽車把我送進英租界一家旅館的四樓上，直到他託人弄清沒有這個事，才通知我回家。這是為什麼呢？
陽太陽《靜物》
在《地之子》這幅畫上我畫了一個僵硬的將死的孩子，一個農民模樣的男人，一手扶著這個孩子，一手握拳，孩子的媽媽掩面而泣，我沒有把他們畫的骨瘦如柴，穿得破破爛爛，相反他們是健康的，我用他們來象徵中國。我用孩子來象徵當時的中國人民。”
儘管這幅畫在展出時掛在樓下光線昏暗的過道處，仍吸引了眾多參觀者的目光。它在為龐薰琹 帶來麻煩的同時，也帶來了讚譽，因此被選送參加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的《中華五千年文明藝術展》。
決瀾社第四次繪畫展覽於1935年10月19日至23日在第一次畫展的地點——中華學藝社舉行。這次畫展的參觀者屈指可數，與決瀾社所要造成的影響距離甚遠，以至於龐薰琹 、楊秋人、陽太陽等同仁產生了離開上海的想法。
第四次畫展之後，本已短缺的活動經費更形緊張，加之決瀾社社員大多失業，僅靠賣畫無以維生。期間，曾有人找龐薰琹 畫月份牌或女裸體，他寧願捱餓也不答應。窘境之中，同仁間的藝術見解也由相互容忍發展到彼此分化。有鑑於此，經過研討並開了一次會，發了一個聲明，宣告解散，算得上善始善終。
龐薰琹作為決瀾社的發起人，對於解散實感無奈與傷心:“像人投進一塊又一塊小石子到池塘中去，當時雖然可以聽到一聲輕微的落水聲，在水面上激起了一些小小的花，可是這石子很快落下，水面又恢復了原樣。”而楊秋人卻認為決瀾社的解散有著時代的必然，其中有主觀因素，但客觀現實起著決定作用。
從主觀方面看，成員間的藝術追求本質上並不一致，澎湃的激情失去堅韌與容忍支持就退潮為冷卻。從客觀方面看，決瀾社一開始就陷入經費短缺運轉艱難的旋渦，油畫消費市場的冷寂更加劇了活動的困難。另外，展覽參觀人數一次少於一次，阻礙了決瀾社成員繼續下去的信心。而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時代風雲的變幻。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重，一切的藝術探索都讓位於抗日救國的主題，決瀾社的解散是時代使然。決瀾社成員楊秋人的認識更積極，他認為無論從整體或個人的發展來看，生存僅四年的決瀾社在當時解散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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