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載楊天石老師《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特此致謝！轉載時，我們配發了相關圖片和徽章。
《大公報》社證章
從搶救“要員”的飛機上走下來幾條“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日軍向香港發動閃電式的進攻，形勢危急。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不少民國要人，包括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內的軍政大員、銀行家、文化人，如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陳寅恪、陳濟棠等都寄居香港。為了避免這些人成為日軍俘虜，重慶國民政府應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爭在日軍佔領之前將這些要人搶運到內地來。由於《大公報》社長鬍霖（政之）也在香港，該社總編輯王芸生向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要求，得到蔣的同意，將胡列入搶救名單。
王芸生
12月10日，從香港最後起飛的一架飛機到達重慶機場，《大公報》編輯部派人到機場迎接自己的社長，出人意料的是，不僅未見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見到的卻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藹齡、二女兒孔令偉、老媽子、大批箱籠和幾條洋狗。次日，《新民報》日刊刊出採訪部主任浦熙修所寫現場報道，標題是：《佇候天外飛機來——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頭》，在四條相關新聞中夾雜著兩行文字：
△日來佇候于飛機場遙望飛機自天外飛來者大有人在，昨日王雲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頭，係為真正喝牛奶之外國種。
為什麼寫得如此簡略呢？主要是為了逃避重慶當局的新聞檢查，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
孔祥熙
王芸生當日未去機場，但他聽到派出接機人員的彙報後，十分氣憤，也想將此事捅到報紙上。恰好，當時國民黨正在重慶召開五屆九中全會，12月20日，會議通過了一份《增進行政效能，厲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來行政雖尚有進步，而仍不無疲玩遲滯之感”，推研其因，在於未能認真貫徹1938年《抗戰建國綱領》中的“嚴懲貪官汙吏並沒收其財產”的有關條文。議案提出，今後要“厲行監察、檢察職權，修明政治，首重整肅官方”。（《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749-752頁。）
王芸生讀到這份議案後，當日寫成一篇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表示對國民黨中央全會議案的支持，中稱：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肅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善於持盈保泰者，本應該斂鋒謙退，現竟這樣不識大體。又如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現在九中全會既有修明政治之決議，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新聞管理當局若不准我們發表，更是違背中央勵精圖治之旨。
文中提到的兩個例子，一個指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一個指向當時的外交部長郭泰祺。自然，送審時檢查機關通不過，下令“刪扣”，但王芸生無視禁令，將被刪部分照發。（《王世傑日記》，1941年12月22日。〔臺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第3冊，第215頁。）於是，12月10日重慶機場上的那一幕就廣為人知了。
昆明學生上街遊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槍斃孔祥熙！”
國民參政會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成立的包含各黨派成員的諮詢機構。會上，聯大教授張奚若、羅隆基對孔祥熙常有質詢。會議結束後，張、羅回到昆明，也將消息帶到當地。12月24日，昆明《朝報》轉載王芸生所寫社評，將標題改為《從修明政治說到飛機運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吳晗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在一年級的中國通史課上憤怒地說：“南宋亡國時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飛狗院長，可以媲美。”（西南聯大黨史編寫組：《中共西南聯大地下組織和群眾革命活動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頁。）他的話，像是在一堆乾柴上點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傾向的學生都被動員起來。
1942年1月5日，西南聯大新校舍的“民主牆”上出現“打倒孔祥熙”的標語。學生迅速編輯並出版壁報《吶喊》，發表《剷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國民黨員書》、《告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書》等文章。留校中共黨員劉平御組織的平社繼起響應，《呼聲》、《正義》等壁報陸續出現。學生自治會主席郝純治和副主席竹淑貞等暗暗發動群眾。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鄒文靖、鍾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團直屬分團部書記長陳雪屏，要求以聯大三青團的名義表示抗議，陳拒絕，鄒等即起草《討孔宣言》，宣稱“孔賊不除，誓不罷休”，簽名者共26人。
西南聯合大學倒孔遊行
1月6日下午1時，西南聯大學生鳴鑼號召，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遊行。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學校、同濟附中、昆華師範等校的學生紛紛趕來參加，共約3000人。聯大一年級新生中的共產黨員齊亮、王世堂、高彤生（高志遠）以及原中共鄂西特委副書記馬千禾（馬識途）等都參加了遊行。學生舉著自制的“倒孔”、“討孔”、“鏟孔”的小旗子，在鬧市遊行，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號。土木系學生葉傳華用床單畫了一個大銅錢，肥頭胖腦的孔祥熙的頭鑽在四方的錢孔裡。該畫原來張掛在校內，也被抬進遊行隊伍作為前導，倍加引人注目。
學生們一邊遊行，一邊遍貼標語。根據國民黨當局收集的情報，標語計24條：
1.黨國要員不如孔賊的一條狗。
2.擁護政府修明政治！
3.打倒以飛機運洋狗的孔祥熙。
4.孔賊不死，貪汙不止！
5.打倒禍國害民的孔賊！
6.打倒國賊孔祥熙！
7.請新聞檢查所勿扣倒孔之消息！
8.各界參加，打倒貪官汙吏孔祥熙！
9.屈殺留港官員者是誰？
10.香港危急，飛機不救要人，而運狼犬，孔祥熙罪惡滔天！
11.請報界發表輿論！
12.爭取民主自由，打倒孔祥熙！
13.孔存款十七萬萬元在美國！
14.打倒操縱物價的孔祥熙！
15.打倒操縱外匯的孔祥熙！
16.打倒發國難財的孔祥熙！
17.要修明政治，必先剷除孔祥熙！
18.打倒囤積居奇的孔祥熙！
19.擁護龍主席，打倒孔祥熙！
20.孔祥熙為一國的財政部長，不好好管理財政，專做囤積居奇生意，簡直是漢奸，我們非殺死他不可！
21.香港危險時，政府派飛機去救黨國要人，帶轉來的是孔祥熙夫人及七隻洋狗、四十二隻箱子！
22.槍斃孔祥熙！
23.欲求抗戰勝利，先從倒孔做起！
24.前方抗戰流血，後方民眾吃苦，發財的是孔祥熙。
（朱家驊檔案。〔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01-01-06-050。）
上述標語反映了學生的抗議焦點和政治訴求：集中於孔祥熙的貪汙、操縱物價與外匯、發國難財、囤積居奇等方面，但其中最強烈的則是不積極搶救“黨國要人”，卻以飛機搶運“洋狗”。“要人不如狗”，這自然是一個易於激動人心、引起公憤的題目。
當夜，聯大學生回到宿舍，連夜編出名為《四十年代》的壁報，稱此次遊行為“一六運動”。同晚，召開全市學生代表大會，每校推出代表三人，馬千禾被推選為聯大倒孔代表會負責人。8日，聯大學生自治會倒孔運動委員會邀集校內明社等23個團體組成倒孔運動後援會，請教授及參政員將倒孔運動情況報告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要求撤去孔祥熙職務，沒收其財產。同日，昆明市學生聯合會發表討孔通電。
1月中旬，內遷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學生繼起“討孔”，其情況與西南聯大相似。
原來是一篇不實報道
蔣介石
事實上，飛機搶運“洋狗”是一篇貌似確鑿而嚴重違離真相的報道。
《大公報》社評發表的當日，蔣介石聽說孔祥熙生病，曾前往探視。（《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年12月22日。）同日，蔣介石嚴令交通部徹查真相，同時向《大公報》詢問消息來源，要求報社負責查明內容，窮究虛實。次日，《大公報》覆函，說明“事屬子虛，自認疏失”。（蔣介石《致龍雲電》，《事略稿本》，1942年1月12日，〔臺北〕“國史館”，002－0601－00160－012；參見秦孝儀等編纂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849頁。）
張嘉璈
12月29日，重慶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張嘉璈向報社寄來一封信，說明向中國航空公司調查結果：當日香港交通斷絕，電話不通，無法一一通知需搶救人員；因有空餘座位，故有航空公司人員搭機，並儘量裝載中央銀行已運到機場的公物，“決無私人攜帶大宗箱籠老媽之事”；至於四隻“洋狗”，則系兩位美國駕駛員見仍有餘位，順便攜帶到渝云云。函稱：
本年12月22日貴報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文內，涉及此次香港來渝逃難飛機裝載箱籠、老媽、洋狗，致多少應內渡之人尚危懸海外等語，當以此事為社會視聽所繫，經飭中國航空公司徹查具報，據稱……是日香港與九龍間交通斷絕，電話亦因轟炸不通，其未來公司接洽之乘客，無法通知。在起飛前，時已拂曉，因敵機來偵之故，不能再待，惟飛機尚有餘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員因此亦有搭機回渝，並將在站之中央銀行公物儘量裝載填空，隨即起飛，決無私人攜帶大量箱籠、老媽之事，亦無到站不能搭機之乘客。至美機師兩人，因有空位，順便將洋狗四隻，計三十公斤，攜帶到渝，確有其事等情。
查所稱各節，確屬實在情形，貴報社所述殊與事實不符，除美籍機師攜帶洋狗，殊屬不合，已由本部嚴予申儆外，相應函請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觀聽，是所至盼。函末蓋有“張嘉璈王敖”本人印章。王芸生收到此信後，標上“交通部來函”五字，刊於12月30日報末。今《大公報》僅影印第一張4版，未影印第二張2版。（此據王芸生、曹冰谷《〈大公報〉評論飛機洋狗事件》，《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364頁。）
國民黨、國民政府本來就缺乏公信力。此函刊出後，人們大都視之為文過飾非的官樣文章，不予採信，有關消息繼續流佈。但是，也有人相信，例如黃炎培。他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九龍失守，諸友好多未他遷。最後一批飛機兩架，一載航空公司職員，一載孔庸之夫人，攜傢俱五十六件，狗九條，而許多待乘之客均不得乘，如蔣公開單指令離港之陶希聖、陳濟棠、蔣伯誠等以及中委十餘人均不得乘（後知狗非孔氏物，乃機師所有）。（《黃炎培日記》，第7卷，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頁。）括弧中的話顯系後來所加。黃炎培當時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不喜歡蔣介石和國民黨，也為蔣介石和國民黨所不喜。如果不是情況屬實，他是不會隨意加上這一句話的。
王芸生後來也採信了張嘉璈的解釋。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評《青年與政治》中寫道：（本報）立言之意，全本愛國熱忱，闡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憑所聞，列舉一二事例，並非立論之中心，且關於飛機載狗之事，已經交通部張部長來函聲述，據確切查明系外籍機師所為，已嚴予申儆，箱籠等件是中央銀行的公物。本報既於上月三十日揭載於報，而此函又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負責文件，則社會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王芸生不是一個屈服於壓力的人。當初，他敢於冒犯新聞檢查機關的“刪扣”，照原文發表社評；事後，他自然也不會輕易違心地承認官方的掩飾。
宋慶齡
更重要的證據是宋慶齡1942年1月12日寫給宋子文的信件，中雲：《大公報》發表了一篇言語中傷的社論來歡迎我們，指責我們帶了大批行李和七隻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僕從。事實是當時飛機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個人能帶幾件行李。這篇社論雖然用詞巧妙，沒有點名，但指的就是我們。我想對社論作出回應，但別人勸我應保持尊嚴和沉默。與此同時，謠言傳得很廣，也很快。藹齡姐說，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現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這些謠言了。
我沒能帶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無價文章，更別說我的狗和衣服了。當我到這裡來的時候，我發現我只帶了幾件舊衣服，那還是女僕燈火管制時黑底裡為我隨手抓來的。對一個每天寫東西的人來說，我甚至連一支筆都沒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檔案館藏。此函多年來不為人所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張俊義第一個發現，並全文翻譯，見《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頁。）
抗戰期間，孔祥熙一家在重慶上清寺範莊、南溫泉及化龍橋幾處均有公館，包括夫人宋藹齡、長女孔令儀、次女孔令偉等都住在重慶，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遜街有房產，因此宋藹齡有時也住在香港。宋藹齡有心臟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藹齡帶著孔令儀和管家趙惠芳自重慶到香港看病、治牙，適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離香港。12月9日中午12點，宋慶齡和宋藹齡同在香港機場候機，直到10日凌晨5點才同機離港。事前，宋慶齡靠了女僕的幫助，臨時抓了幾件衣服，同樣，宋藹齡等也不可能攜帶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攜帶幾條“洋狗”。宋慶齡到達重慶後又和宋藹齡等同時離開機場，暫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幾條“洋狗”運回孔府，她不會不瞭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認為《大公報》“帶了大批行李和七隻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責是一種“言語中傷”，自然有力地說明，有關報道並不可靠，半是接機者的目擊，半是揣度。
關於“飛機運洋狗”一事，2006年，宋氏家族的宋曹琍璇女士和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研究員曾詢問當時還健在的孔令儀。孔也是同機離港者之一。據她說：“當時情況危急，香港到處風聲鶴唳，她們是最後一班飛機離港，連位子都沒有，行李也來不及拿。”關於那幾條“洋狗”，孔稱：“狗是屬於外國人的。是令偉在機場等她們時，和老外聊天，逗他們的狗玩。三隻狗都不是令偉的。”（宋曹琍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雖然事隔多年，孔令儀的回憶可能有不準確的地方，但上述回憶和宋慶齡事後給宋子文函所述大體一致。關於“狗”的主人是“外國人”，這一回憶也和張嘉璈的更正函一致。當日，孔二小姐的角色雖是接機，但人們熟知她平時愛狗，“和老外聊天，逗他們的狗玩”，自然會被誤認為是從香港運狗的主人了。
以上說明，當年張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實，然而，可惜的是，當時大部分人都不予採信。多年來，幾乎所有相關的歷史著作都在繼續宣揚：香港危急之時，孔家搶運“洋狗”。以訛傳訛，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孔二小姐如何在機上持槍強迫其他“要人”為“洋狗”讓出位子，似乎作者當時在場一般。
新聞報道與歷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須高度真實，所述各事均需嚴謹地加以核查和考證。譽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惡，也不增不減。不能因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無根據地粉飾、溢美；也不能因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醜。多年以來，人們從某種預設立場出發，對於揭露國民黨的資料常常未經核實就加以引用，因此錯訛就在所難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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