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聞人吳鼎昌有三大“理想”：辦銀行、辦報、當官，還別說，這三樣幹得還都不錯。
吳鼎昌，字達銓，也有人說是“達詮”的，因為前一個是“金”字旁，後一個是“言”字旁，“金”者銀行，“言”者報紙，兩個他還都佔了。
吳鼎昌的字究竟是“達詮”還是“達銓”，現在已經無從得知了，不過吳鼎昌自己倒說過：“我並不缺金，我是要立言。”他還真是說到做到。
上世紀二十年代後，吳鼎昌在銀行業做得順風順水，於是便打起了做報紙的主意。
1924年，吳鼎昌找到當年在日本留學的老友張季鸞、胡政之，提議辦一張日報、一份週刊，並辦一家通訊社。
但是，張季鸞因為所在《中華新報》隨後很快倒閉，張本人也隨即北上出任隴海鐵路會辦而無暇辦報，吳鼎昌的提議只好暫時擱置。
次年，胡政之所辦的國聞通訊社與《國聞週報》陷入困境，吳鼎昌答應每月出資四百元加以維持，並自告奮勇的為報刊不定期撰稿（以“前溪”筆名發表財經評論文章）。
1926年，因為北伐戰爭的緣故，張季鸞失去隴海鐵路會辦之職。這時，正好天津《大公報》停刊，吳鼎昌遂在此邀集胡政之、張季鸞二人，準備接辦《大公報》。
《大公報》是近代中國的老牌報紙，1902年由英斂之、王郅隆創刊於天津法租界。之後二十餘年中，《大公報》刊發了許多有分量的文章，在華北乃至全國都有重大影響力。
然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後，隨著首席記者胡政之的辭職，加上大股東王郅隆的去世，《大公報》在資金等方面開始發生嚴重困難，運營上難以為繼。
為了挽救《大公報》、也為了在輿論場上做出一番業績，吳鼎昌於當年9月約集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
由此，《大公報》也由英斂之、王郅隆時代進入了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的新“三駕馬車”時代。
重組後，由吳鼎昌擔任《大公報》社長，胡政之出任總經理兼副總編，張季鸞擔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
當然，文人辦報，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資金。如這次重組的“新記公司”，主要是靠吳鼎昌一人出資5萬元，胡、張二人主要還是憑資歷、智力和勞務出資。
不過，吳鼎昌對此倒並不計較，事實上，他對於報業也只是興趣而無精力，報社的日常經營，主要還是依靠張季鸞與胡政之二人。
當然，作為一個成功的銀行家（商人），吳鼎昌辦《大公報》除了有爭取輿論發聲權的考慮外，他還有另一番考量，那就是對信息的重視。
如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後，主營業務集中於北方區域的吳鼎昌對南方革命政府的一舉一動都十分關注。
當然，南方革命政府在蘇聯人的鼓動下提出“反帝”、“打倒列強”並宣佈不承認歷屆政府與各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由此，外國股票和債券的行市也受到極大影響。
為此，吳鼎昌正好利用自己旗下《大公報》並派記者徐鑄成以新聞採訪名義前往廣州打探消息。臨行前，吳鼎昌特別交代，要尤其注意廣州方面對北洋政府各種公債的態度。
之後，徐鑄成在廣州多方打聽，最終得悉廣州方面將繼續承認舊有公債有效。於是，徐便遂以之前約好的暗語“母病癒，即出院”向吳鼎昌“報平安”。
吳鼎昌得此消息，隨後便大膽購進大量袁世凱時期發行的善後借款公債（以關、鹽兩稅為擔保，由匯豐銀行發放利息）。後來，這一債券果然一直上漲，鹽業銀行大大發了一筆。
事實上，吳鼎昌利用信息賺錢還不是僅此一例。
1933年，在何應欽與日方秘密簽訂《塘沽協定》前，吳鼎昌又憑藉與軍政各界人物的多重關係而得知戰事將停，其立即電告鹽業銀行津滬分行購進大批公債。
之後，公債行情果然看漲，鹽業銀行再次斬獲頗豐。
以此而論，吳鼎昌雖然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報業，但究其本質，恐怕還是一個精明的商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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