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查良鏞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
“身無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鏞從此就得靠自己的雙手打天下，而他與《大公報》幾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開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報》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正是這次招聘，開始了查良鏞與《大公報》之間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報》是一張歷史悠久的報紙。該報於1902年6月創刊於天津，創辦人是英斂之，其辦報宗旨是“開風氣、啟民智”。1925年停辦，到1926年9月1日復刊，由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張季鸞任總編輯，報紙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在創刊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大公報》只是一份純商業報紙，只靠發行和廣告收入來維持。風格獨特，頗受中產階級和企業知識界人士歡迎。“九一八”事件後，《大公報》積極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正式出版發行。但抗戰全面爆發後，天津和上海的《大公報》都停止出版，轉而在漢口、香港、桂林、重慶另起爐灶。
抗戰勝利後，上海、天津的《大公報》相繼復刊。
上海《大公報》這次招聘，正是在它復刊之後不久。
當時，在國內眾多的報紙中，《大公報》銷量雖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響力的。所以，查良鏞從報紙上看到《大公報》上海版招聘編輯的廣告，就決定前去應聘。
由於《大公報》的聲望很高，所以應聘者多達3000人，當時要經過筆試和麵試，而查良鏞最終還是以其出眾的才華被錄用。當時，查良鏞尚在東吳法學院修習，所以，最初他在《大公報》是兼職。
金庸:我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
1947年後，形勢每況愈下，全面內戰爆發。年底，胡政之專門組織了較年輕的班子，親自帶隊到香港恢復出版《大公報》，以求異地發展。
《大公報》香港版於1948年3月15日復刊後，查良鏞被調派香港。自此，名門之後的查良鏞便以一個“異鄉”人的身分，遠赴香江，開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1948年，查良鏞24歲。依照民間的說法，這一年正是查良鏞的第二個“本命年”。
所謂“本命年”，來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個屬相，或牛、或馬、或羊……總之，隨著12年一個輪迴，一個人的12歲、24歲、36歲等等如此類推，都屬“本命”之年。
有關“本命年”，民間講究頗多。諸如認為“本命年”最多兇險，需系以紅腰帶或穿紅背心避邪之類；但也有這樣的說法，即：一個人一生中至為關鍵的幾步如轉折、發跡等等，又往往發生在“本命年”裡。有好事者更蒐集相當數目的例證以支持這一說法。
把這一說法信手引來用到查良鏞身上，或許有牽強附會之嫌，但卻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樣，正是在查良鏞的第二個“本命年”——1948年，查良鏞奉《大公報》調派去了香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查良鏞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轉折點。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大公報》的這次調派，查良鏞後來在香港的傳奇便也無從談起。
沒人知道那個“本命年”裡查良鏞是否繫了紅腰帶，甚至，連當年查良鏞決定來香港時，到底是怎樣的心境，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謎。
1948年的中國，國共兩黨的較量已日趨明朗。較之局面混亂的上海，遠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為一塊可以靜觀其變的局外之地。由此來看，以查良鏞當時鮮明的“不問政治”的行世原則，選擇避開混亂，似乎可以成為他樂於赴港的理由。此外，對一個只有24歲的青年來說，這樣一個去陌生之地白手開拓的機會，顯然是有足夠吸引力的。
因《大公報》遷居香港，以筆名金庸連載《書劍恩仇錄》
於是，查良鏞欣然按受了調派香港的任務。人已成年，全憑自己作主，給家人通報此行僅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鏞來說，雖是遠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卻也與平時出外度假沒有太大差別。
這天，行裝簡單的查良鏞登上了上海飛往香港的飛機。不知是走得太匆忙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飛機起飛後查良鏞才突然發現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幣也沒有！查良鏞暗想：這不是笑話嗎？飛機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飛機卻連坐巴士的錢都沒有！邊想邊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鏞的鄰座剛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潘公弼見查良鏞神情異樣，忙問究竟。查良鏞如實相告。“哈哈！這還不好辦？！”說著，潘社長掏出錢包，又道：“借你10塊。”
查良鏞連聲道謝。正憑了向潘社長借來的10元港幣，查良鏞才搭船過海、再坐出租車來到了報社。
這段經歷查良鏞至今難忘。1993年，他在一首詩中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感嘆當年。這已是查良鏞“身無分文走香江”45年後。常說：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鏞今日之輝煌，實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時，他竟是身無分文！這不是活脫脫的“白手打天下”嗎？想來小說家們精心設置的情節也不過如此罷了。和在上海《大公報》時一樣，查良鏞在《大公報》香港版繼續做國際電訊翻譯並編國際新聞版。
從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報》連載《書劍恩仇錄》
查良鏞初來乍到，僅是報館一小職員而已，倒也並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陸那邊的鉅變是真正令他關注的。僅僅在他南來香港一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變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職的《大公報》。《大公報》見大勢已定，便轉而向新政府靠攏，於1948年11月10日發表《和平無望》的社評。自此，在香港的《大公報》也轉而成為“左派”報紙。
時局的演變，並不影響查良鏞繼續做他的電訊翻譯，但在內心，他知道自己並不安於這樣平淡。他在等待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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