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頭版刊發文章《提升粵港澳都市圈協同發展水平》，文章引述了我院梁琦教授關於粵港澳都市圈發展面臨的時代機遇的觀點。
梁琦教授表示，當今世界正處於新一輪科學技術與產業變革的交匯口，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洗禮，擁有全面完備的工業體系、高素質的產業大軍、具備科學素養和創新理念的企業家以及高效率的市場環境，未來必將引領中國的世界級先進產業發展。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2018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調研時強調，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大機遇、大文章，抓緊抓實辦好。
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都市圈建設最為重要。都市圈作為城市群內部重要的空間形態，對於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推動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具備多重發展優勢
粵港澳都市圈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發展優勢突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申明浩表示，2017年粵港澳都市圈經濟總量約10萬億元。珠三角九市貢獻了全國半數以上的PCT專利授權，科技產業優勢巨大。粵港澳都市圈內製造業高度聚集，在電子信息設備製造方面優勢明顯。同時，粵港澳都市圈城市集中度高。該都市圈在不足70公里的發展半徑中集聚了廣州、深圳、香港這三個經濟體量逾兩萬億元的國際大都市。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教授陳章喜提出，粵港澳地區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擁有英語、葡語和僑鄉這三大文化優勢，在連接南亞、東南亞和溝通太平洋、印度洋方面，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作為中國地理上最靠近沿海市場的節點，粵港澳地區擁有港澳兩個自由港和前海、南沙、橫琴三個自貿區，地處國家沿海開放前沿，並依託泛珠三角區域，發展腹地廣闊。
談到粵港澳都市圈的優勢時，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袁持平認為，與世界一流都市圈相比，粵港澳都市圈的優勢在於產業的綜合性。香港、澳門服務業高度發達，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以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產業體系完備。
面臨重大發展機遇
對於粵港澳都市圈發展面臨的時代機遇，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梁琦表示，當今世界正處於新一輪科學技術與產業變革的交匯口，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洗禮，擁有全面完備的工業體系、高素質的產業大軍、具備科學素養和創新理念的企業家以及高效率的市場環境，未來必將引領中國的世界級先進產業發展。
在申明浩看來，國際經濟貿易的重心伴隨著製造業的東移而不斷轉移。2017年，中國製造業總產值是美國的2.58倍，未來將達到三倍，中國將成為世界貿易中心。與此同時，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會繼續向東盟和非洲國家轉移，帶來新一輪的產業分工，粵港澳大灣區恰好處於產業分工的重要節點上，將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跳板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智能硬件產業在粵港澳大灣區集中度較高，並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粵港澳都市圈面臨著科技革命進一步發展的重大機遇。
陳章喜表示，當地政府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為粵港澳都市圈轉型發展、創新發展注入新活力。
加速市場一體化進程
當前，粵港澳都市圈存在供給與需求結構不平衡不匹配、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城市發展協同性與包容性不強等問題。申明浩建議，粵港澳都市圈未來要在市場一體化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香港資金存量巨大，具有資金集聚的重要優勢。但受土地、人口要素的限制，香港市場容量有限，吸納巨量經濟的空間不大，迫切需要更為廣闊的經濟發展腹地。目前，由於稅制和人員跨境流動等方面的問題尚未得到徹底解決，粵港澳都市圈市場一體化程度不高。要積極破除制約各類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內地製造研發優勢與香港的資金優勢相結合。
陳章喜認為，加快粵港澳都市圈建設，是港澳地區拓展發展新空間、提升國際競爭力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國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重大行動。未來要進一步提升投資便利化水平，推動貿易自由化，促進人員貨物往來便利化，推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在袁持平看來，粵港澳都市圈要對標國際一流灣區，借鑑先進經驗，大力發展軌道交通，為區域內人流、物流的高效配置奠定良好基礎。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於不同關稅區域，應當在制度上作出相應的特殊安排，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
記者：黃亞楠
編審：柯建傑
初審：羅萍
審核：陳融融
審核發佈：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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