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文化人你會想到什麼？是穿著長衫在櫃檯上排出九文大錢的孔乙己，總是裹著制服，連傘都要裝進套子裡的別里科夫，還是總著西裝，戴巨大黑框眼鏡，其貌不揚的唯野教授？然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文化人當然也可以是很潮的。
風衣是矮個男孩的痛，但不算高大且頭身比有些奇怪的加繆除外。不穿風衣和穿風衣的加繆，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前者的頭顱顯得大了一圈，頸椎前傾，看上去像一個被生活壓彎了的老父親。但在深秋出現在街頭的加繆，穿著大碼、寬肩、闊領的風衣，叼著半支香菸，踏著滿地的梧桐葉款款走來，則是男神無疑了。
這個阿爾及利亞人知道自己的缺憾和魅力所在。他說應該把關於妻子的章節題為《絆腳石》，關於孩子的章節題為《小絆腳石》。他四處播撒魅力，增加關於愛情的閱歷，根據他的愛情理論——“越是去愛，荒誕就越是堅固”，他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越挫越勇的西西弗斯了。
薩特的雙排扣風衣總是合身的，非常考究，前肩覆防雨設計既強調了功能性，又頗為復古，可以出席新中國成立 6 週年慶典這樣的正式場合。加繆的oversize大衣則顯得落拓、不羈，誇張的墊肩還造成了拳擊手體格的假象。蘇珊•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中將加繆歸為“作為受難者之典範的藝術家”，這當然部分要歸功於他的穿衣風格。一個行動派，一個工人階級領導人，一個憂鬱的樂觀主義者，一個有顏有品的公子哥兒，一個被大衣包裹起來的寶藏男孩，你們品一品。
旅美期間，加繆和《時尚》產生了聯繫，但似乎和時尚一點關係都沒有。加繆進入美國大眾視野的契機，是薩特向《時尚》美國版的記者大談特談他的這位朋友，《時尚》雜誌主編傑西卡·戴夫也親自給他介紹了女朋友。但他的衣著——據《紐約客》記者利布靈（A. J. Liebling）說——是 “荒謬的” ，翻領和裁剪似乎是大蕭條之前的款式，但這不影響美國人將加繆視為高盧版的亨弗萊·鮑嘉。對於1946年的美國人來說，舊世界的一切怕都是過時的。
塞繆爾·貝克特是個天生的硬漢，一個魁梧的運動員，標準的衣服架子。和這個愛爾蘭板球手相比，加繆的力比多也難免遜色。貝克特太硬了，或許比海明威要硬二十個傑克·倫敦。他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加入過巴黎的地下反納粹組織，躲避過蓋世太保的追捕，無拘無束，可以在海邊的破船下蝸居，只因為他願意。
他的分寸感是種blessing，這使他足以成為任何意義上的文化偶像和文壇領袖，事實也是如此，他玩戲劇、搞電影、寫小說、用非母語寫作，無所不能。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品特評價貝克特：“他不向我灌輸療救的辦法、前進的道路、上天的啟示……不過，我樂意買他的貨……他催生了美的事物。”
貝克特尤其鍾愛Gucci的包和Clarks的Wallabee鞋。他的不朽的形象之一，就是1971年的某一天，他走在熱那亞的街道上，肩上揹著Gucci的Hobo包。Gucci和Clarks，貝克特是混搭的，關於他有個趣事兒。據評委會秘書說，當年貝克特連續多年從諾貝爾文學獎短名單裡拿下來，是因為評委會中有人覺得貝克特身上的法國知識分子風氣太濃了，他很不喜歡。而貝克特堅持用法語寫作，部分因為他覺得用母語蓋爾語寫作太輕巧了。一個拿法語寫作的愛爾蘭人身上的法國知識分子氣太重，你們再品一品。而大洋彼岸的另一位硬漢海明威則乾脆帶火了老兵外套。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至少是從50年代的垮掉運動開始，大西洋彼岸的作者們就不熱衷於時尚，他們穿最平價的普通衣物，極端如金斯堡，則乾脆在朗誦時把它們統統甩掉。另一位旗手——傑克·凱魯亞克當然也不是多愛穿衣服的主兒。但也有學者認為，垮掉的一代這種非時尚（Non-Fashion）的穿衣風格，實際是30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勞動運動中湧現諸位時尚領袖風格的延續，主要是皮埃爾·巴爾曼、克里斯蒂安·迪奧和諾曼·諾瑞爾。這也使他們和曾經一身白西裝、一雙白色尖頭皮鞋的馬克·吐溫等前輩拉開了距離。有這樣一段歷史，美國作家中出現史蒂芬·金和瓊·迪迪安這樣的簡約穿搭（Normcore）先鋒似乎也不足為奇。
上世紀90年代，未名湖畔的一群年輕人經常聚集在一起，捧讀、討論一個法國思想家的作品。他們幾乎都成長為中國社科界的中流砥柱，每一個名字都擲地有聲，李猛、強世功、鄭戈、趙曉力、應星、周飛舟等等。他們學到了規訓和懲罰、機構立場與權力關係、知識考古學，但顯然這位思想家的穿衣風格並不是他們學習的重點。
福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法國公共知識分子，他對一切公開的社會政治生活的話語和行動保持警惕，而沉迷於個人生活豐富的身體性。他的穿著多少有些gay裡gay氣——當然他的確是。他有不知道多少件高領衫，純色的，質地輕薄的平紋針織衫，或是厚實的高領毛衣，顏色通常是白色、米黃、天藍或黑色，外面搭配條紋西裝、機車夾克或者大衣。
在福柯之前，高領衫不是男性知識分子必選的穿著，它是騎士、勞動者、運動員用來防止受傷的打底。它有體力勞動者的氣息，自帶邊緣屬性。20世紀普遍的精神迷茫和身份認同障礙讓男性知識分子們發現了它。對於福柯這樣對自身的小資產階級屬性和“社會生成”過程感到痛苦的思想者來說，這樣一件簡單，脫離中產階級穿衣規範，包裹性很好的高領衫，意味著一種態度，拒絕被歸類、定義，並保持強烈的自我堅持和界限感的態度。看看福柯，再看看喬布斯。福柯說：“美學的生活，就是要把自己的身體、行為、感覺……把自己不折不扣的存在都變成一件藝術品”。看看我國廣大中老年男性知識分子的標準穿衣風格，他們顯然沒有福柯式的焦慮和福柯式的興趣。
左派的衣櫃裡找不到品位，但能輕易找到大量趣味，不信請看齊澤克。齊澤克揮舞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手術刀，從電影、電視劇、小說，甚至段子等大眾文化中找尋線索。但他對待穿衣顯然沒有學術上的耐心，這位被稱為“喬姆斯基和 Lady Gaga 混合體”的哲學家，最喜歡的是文化衫，上面印著各式各樣無產階級標語和意識形態調侃。他不是唯一一個這麼幹的，美國當代文學“雙璧”之一的大衛·福斯特·華萊士也是如此。從80年代開始，女文化人們越來越時尚和精英化了，男文化人們倒是越來越“自暴自棄”了。
從王爾德到福斯特·華萊士，有很多人對時尚界產生了影響，但教父是誰？誰是源頭的源頭？倫敦創意藝術大學的時尚新聞學講師特里·紐曼（Terry Newman）寫了一本《傳奇作家和他們身上的衣服》（Legendary Authors and the Clothes they wore）。她看了五十個文化界的時尚偶像的衣櫃後得出結論——永遠的馬塞爾·普魯斯特。至於原因，不妨打開“衣櫃”自己尋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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